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一場科舉風波背後的帝國博弈（下）
自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持續動盪、南方持續發展，這種南北方經濟文化發展的全面失衡，北宋被女真人滅亡後，偏居南方的南宋更加着力發展經濟，進一步爲南方的經濟文化夯實了根基。蒙古人全面入主中原後，在科舉的錄取比例上，蒙古人也平均分配，規定最終錄取的100名進士中，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比例各爲25人。
在朱元璋看來，元朝統治儘管不足百年，但蒙古人統治在北方士子中，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當時，北元依舊存在，北方邊境這種複雜的政治戰爭局勢，性情多疑、手段殘酷的朱元璋非常敏感，當時，明朝在開國後，明朝境內尤其是北方地區，仍然有不少讀書人死忠於元朝，並以元朝遺臣、遺老自居。因此，如何籠絡北方讀書人的人心，是明朝初期的政治大事。
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恢復三年一考的科舉制，就是不僅僅要完成在政治上的光復，而且還要實現文化上的光復，所以科舉制對於籠絡北方的士子和人心，無疑是重中之重。面對明朝建立初期，和北元勢力仍然處於拉鋸交戰的複雜局面，如何確保內部尤其是北方的人心安定，如何拉攏北方讀書人的人心，可以說，在明朝初期，是一等一的政治大事。
所以，偏偏就在這種複雜的政治軍事文化背景下，發生了洪武三十年的南榜事件，以致北方士子集體上疏抗議，併到處鼓譟考試選拔不公，如果在從前或以後的朝代，這或許可以理解，但是，這是在與北元激烈對抗的明朝初期，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文化，在各個層面上，明朝都不能輸，也輸不起。
所以，作爲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內心深處對秉持考試公平、卻不講究政治正確的考官劉三吾，以及主持複查的老狀元張信等人，內心無比惱火。於是，在南榜事件之後，朱元璋，最終決定以簡單、粗暴、極端的方式，來解決由於南榜事件引發的北方考生騷動不滿問題。
在讀書人劉三吾和張信看來，這是一場純粹的考試公平問題；而在開國皇帝朱元璋看來，這則是一個有關帝國開邦、對抗北元、鎮撫人心、安定北方的政治遠略問題。
思想單純的讀書人，沒有領略開國皇帝的宏圖遠略，如果碰到一位像劉秀一樣的開明皇帝，或許只是挨一頓訓、降職或貶官了事，但碰到一位像朱元璋一樣出身草莽、手段毒辣的開國皇帝，這注定又將是一場腥風血雨。
因此，對於朱元璋來說，在南北榜案中，殺掉兩位狀元和幾個主考官，平息下北方考生的怒氣，實在是太輕鬆了。對於一位將動輒殺人，作爲政治權術的帝王來說，這實在不值一提。
不僅如此，朱元璋還宣佈將南榜中中舉的全部52位南方考生，“俱不刻《登科錄》”，也就是說，他還宣佈，南榜的考試成績，無效。在朱元璋的刻意安排和親自閱卷提拔下，在當年六月的北榜中，三甲都是北方人。此外，還有58位北方考生被錄取爲進士。在南榜事件之後，集體鼓譟的北方考生們，最終踏着兩位狀元陳䢿和張信的人頭和血泊，在帝國政治中走上了金鑾殿，高中進士。
南北榜案之後，在整個朱元璋執政時期，包括南北榜在內，共錄取各科進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620人，佔總數達71%。儘管朱元璋開始有意矯正這種南北方科舉考試全面失衡的局面，但南北榜案後的第二年，71歲的朱元璋最終駕崩。
但南北方文化嚴重失衡問題，仍然沒有得到矯正，也難以矯正。此後，在建文帝時期，明成祖朱棣時期，南方進士比例佔比83%。
面對這種南北方文化成績全面失衡的局面，同時也是兼顧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原則，因此在明仁宗時期，作爲南方人的大學士楊士奇，也看到了科舉考試中南北考生錄取失衡的問題嚴重所在。因此，楊士奇嚮明宣宗提出，應該在科舉考試中，分爲南北兩個區域分別取士，並提出應該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分配科舉進士的錄取名額。
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最終將南北分卷制度付諸實施，並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錄取進士，以實現科舉考試的區域均衡，景泰五年，明朝最終將南北卷制度，詳細劃分爲南、北、中卷制度，其中還對南、北、中卷所屬地區進行了詳細劃分，其中規定：
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
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在這種分南、北、中區錄取的制度安排下，大明帝國的科舉考試公平和區域公平問題最終得到了有效的均衡，而爲了防止部分考生利用規則，考試移民到北區和中區報名考試，明朝官方還規定“妄報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參退”，明確規定，如果查出屬於考試移民，將明確除名處理，目的就是爲了維護南北區域的考試公平。
南北榜案的血腥代價，最終促成了科舉考試在 “考試公平” 與 “區域公平” 之間的平衡，推動了北方文化教育的復甦，實現了 “無地不設之學，無人不納之教” 的局面，極大增強了大明對北方及邊疆地區的文化凝聚力與政治控制力。此後，明朝的科舉考試分區制度改革，一直延續到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南北卷制度最終被廢除，實行分省錄取制度，而這，也是今天高考分省考試製度的由來。
回望洪武三十年的這場科舉風波，兩位狀元的鮮血，成了帝國制度演進的鋪路石。歷史的進步，往往伴隨着無辜者的犧牲；而帝王的權術與時代的需求，也常常超越了單純的是非對錯。南北榜案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一場科場舞弊案，它既是明初南北文化、政治博弈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走向成熟與完善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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