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短劇劇組住的酒店，是明星雲集的電視劇劇組根本住不起的
劇組酒店預算集體縮水背後。
最近，我和閨蜜A小姐約了個飯。
她是業內小有名氣的影視製片人，常年帶着劇組在全國各地跑。
我們見面那天，她剛剛從山東出差回來，曬得有點黑，邊翻菜單邊苦笑：“我這個夏天，彷彿在各城市酒店之間打卡。”
一聊到酒店，她就開始了滔滔不絕的吐槽。
“你知道我們現在帶劇組，最頭疼的事是什麼嗎？”她一邊撕溼巾，一邊抬頭說，“不是演員檔期、劇本過審，是訂酒店。”
我有點好奇：“是明星要求寶格麗、安縵大套房訂不到嗎？”
結果閨蜜直接翻白眼：“寶格麗？安縵？那種是拍廣告、走紅毯纔敢開口的事。我們拍劇動輒一兩個月，講真，要誰提這種名，全國都要給她拉黑。”
她解釋，大多數明星不會說“我只住XX酒店”，他們會留一手，寫在合同裏的是“五星級酒店套間”。
四平八穩，體面而模糊，背後的潛臺詞是：“我不指定名字，但你別太寒酸。”
真正的選擇，其實落在製片人手裏。
A小姐說她已經練出了一套引導式選房術。
“我一般會給演員團隊提供三到四個選項，都是在我預算允許範圍內挑的，比如某個國產五星酒店、一個新開的國際品牌、再加一個服務式公寓，然後讓他們自己選。報價我也不會一次說死，但會暗示哪家是最實用的。”
聽上去挺專業，但A小姐現實中操作遠比我想象中拮据得多。
“你知道我們普通劇組住多少錢的嗎？”她一邊喝水一邊說，“90-110元，最多140元，這就是我們每晚的標準。”
我驚訝：“你這連如家都訂不起吧？”
“說得好像我們住得起如家似的。”她笑着搖頭，“連鎖酒店現在根本不接我們這種長租單，除非淡季或者虧本促銷。”
“我們大多數時間住的，都是郊區的非連鎖酒店、私人老闆開的賓館，關鍵是要大、能改造，比如把餐廳改成服裝間、把地下室接上下水接洗衣機。”
見我錯愕表情，她又補了一句：“麥琪，你知道我們對房間唯一執念是什麼嗎？是衛生！”
閨蜜一字一頓：“我們反覆強調衛生。只要乾淨，別的都能忍。”
然後，她給我講起某次在重慶工廠區拍攝，爲了節省預算，住進一間不到100元的酒店，硬着頭皮熬了三個月：“每天回房，第一件事就是用溼巾擦牀板，用自己的毛巾墊着枕頭。我們自己知道住的有多寒酸，但也只能咬牙堅持。”
A小姐語氣很淡，像在複述別人的故事，但我能聽出來，這是行業共識：疫情後，明星依舊住五星級酒店套間，製片人卻在爲每一張牀位的10塊錢斤斤計較。
她說現在自己對劇照酒店的底線只剩兩條了：乾淨、能開票。
“剩下的，我全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閨蜜感慨，她其實最懷念的是疫情期間拍戲。
很多人都覺得那時候劇組最難，但她覺得，那是自己人生住得最體面的階段。
A小姐回憶，前兩年，她還能用120元一晚的價格，住進某些協議價300元+的品牌酒店。
那時候行業風氣是隻要有預算，大連鎖也肯談，小酒店也肯降，製片人只要談得動，就能讓整個劇組睡得踏實。
現在，她說，二線城市想談到140元一晚的酒店都得求爺爺告奶奶，所以只能找那些常年接劇組的酒店。
“我們現在是縫縫補補過日子。”A小姐抿了口茶，用這個詞來形容現在的劇組製片的工作狀態。
她笑了笑，和我舉了個例子，提到上個月考察了一句上海遠郊區縣的經濟連鎖酒店品牌，外觀看着很舒服，結果一問價格，直接勸退。
A小姐隨口問一句：“有沒有協議價？我們劇組有幾十間長租。”
對方拼命搖頭，連試圖談判的空間都沒有。
閨蜜感受到了後疫情時代風向變化，國內連鎖酒店以前還願意和劇組聊聊，現在連開口說話都勉爲其難。
但她也說，幸好大家心裏都明白情況，包括明星。
A小姐慶幸現在的明星也沒以前那麼多王爺公主病了。
她說，自己見過某師奶收割機男演員要求住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套房，但那種情況，往往是劇組客串、短住，時間可控，成本能算。
而跟組兩個月的主演，嘴上雖然寫着“五星酒店套房”，心裏其實都明白，真要選了特別貴的酒店，拍攝預算就得從其他地方砍回來。
“你選貴的酒店，我就只能減你片酬。”A小姐直言，“明星團隊都不傻，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畢竟這年頭，我們製片預算表上所有東西都在縮水，包括演員的待遇。”
她說得很平靜，像在談別人的事，但我能聽出那股疲憊。
閨蜜自嘲說，以前住得差也認了，畢竟那時候工資高，獎金多，年薪百萬算是常規行情。
但現在她早就降薪了，連帶劇組的額外收入都沒了。
“你知道我疫情前一年年收入多少嗎？”閨蜜抬頭看我一眼，沒等我回答，自己接上，“連以前一半都不到。”
她說完，語氣卻並不沉重，反而像是在陳述某種行業共識：“至少我還在牌桌上，就算沒被淘汰。”
A小姐其實也理解，大家都難，一家酒店住久了，前臺經理、客房大姐、保潔主管，她都能叫上名字。
有時候晚上收工回來晚了，順口多聊幾句，她也能聽見點有的沒的，誰誰工資被砍了，哪個部門裁了一半。
她反問我，“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很多酒店房價漲了，但服務反而縮水了？”
閨蜜把這當成連鎖反應裏的其中一環。
“預算被砍的不止我們劇組。”她嘆了口氣，“還有劇組酒店。”
前段時間，閨蜜休假，在北京住進了一家桔子酒店。
她實在太累了，剛結束一部劇組的善後收尾，想着給自己放幾天假，住好點。
結果第二天一早，她下樓喫早餐的時候，看到一羣年輕人正圍在一樓大堂中央的大長桌前開會。
一開始她以爲是哪家創業公司在路演，後來聽了兩句才發現，那是另一個劇組。
拍短劇的。
十幾個人，編劇、導演、主演、場記，電腦全擺出來，帶着小耳麥在一邊剪輯一邊討論。另一邊，演員對着玻璃窗練臺詞，邊說邊拍，拍完立刻改劇本。
A小姐一愣，轉身回房的時候，跟我說了句特別諷刺的話。
“他們這種短劇劇組，反而還能住得起桔子這種輕奢。”
“我們正劇劇組，好幾百人的項目，還在郊區比誰住得更差。”
閨蜜說這話的時候，我能聽出來有點鄙視，還有點羨慕。
她當然看不上那些一集不到一分鐘、全靠封面和狗血劇情吸流量的短劇內容。
但A小姐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的資金、話語權、甚至年輕編劇和攝影的資源，都在慢慢往那邊流。
“以前我們會笑他們說拍快手戲，三天寫完，七天拍完。”
“現在他們反過來笑我們，說拍長劇纔是冤大頭。”
這場位移，是疫情三年後加速發生的。
大廠收縮，平臺控盤，營銷轉向，原來能燒錢拼製作的項目越來越少，連帶着，能撐起一個大中型劇組喫住行的預算，也越來越少。
而短劇呢？
內容輕，迭代快，回本週期短，不需要明星，觀衆也不挑，廣告客戶看重的是轉化效率，平臺看重的是停留時長。
更關鍵的是，投資人看到了結果。
正劇拼了兩年拍完，播出遙遙無期，短劇三天上線，一週變現，流量能換廣告，IP還能開發成第二季、換主演、再復活。
這一來一回，大家心裏都有數了。
閨蜜說，現在不是誰預算高誰話語權大了。
是看誰能用最少的錢，控住風險，撐到殺青。
她說完這句，沉默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現在連酒店，都能看出誰纔是我們影視劇行業的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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