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集男性血液、被稱爲破案利器的“Y庫”，爲何會引起爭議？
2025 年 9 月，內蒙古錫林浩特市公安局發佈的一則通告登上熱搜：自9月5日起，開始採集轄區內男性居民血液樣本，目的是用於Y庫（全稱是“Y庫家系工匠系統”）建設。採集遵循自願原則，鼓勵居民配合。
此消息一出，在網絡上引發了不少關注和討論。其實，錫林浩特市不是第一個開始Y庫建設工作的城市。過去二十年間，河南、福建、雲南等地均有縣市開展過Y庫血樣採集。而今後這項工作也可能在更多地方推進。
錫林浩特採集男性血樣系建設Y庫｜微博@中國新聞週刊
新聞中，Y庫這件“破案利器”總是與陳年積案、重大命案的偵破聯繫在一起。它能夠在常規手段一無所獲時起到奇效，即便嫌疑人信息不在數據庫內，警方依然可以藉助它定位目標。
那到底什麼是 Y 庫？一滴血裏藏着哪些密碼？它引起的爭議在哪裏？
Y染色體，幾乎“一字不改”地從父親傳給兒子
在人類23對染色體中，有一對決定性別，被稱爲“性染色體”。當性染色體爲XX時，生命表現爲女性；當是XY時，則表現爲男性。
後代的染色體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但父母並不是將自己的一半染色體原封不動地傳遞下去：大多數染色體內的遺傳信息會提前進行重新組合和編排，經歷“基因重組”；有時，遺傳信息還可能會被“錯寫”、“漏寫”或“多寫”，出現“基因突變”。
因此，每個新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基因與父母高度相似，卻又不盡相同——這正是人類多樣性的來源。
然而，Y染色體相對特殊。不僅因爲它只在父子間傳遞，更因爲在傳遞給後代時，Y染色體上約95%的內容不會像其他染色體那樣發生重組。除了偶爾的突變，它幾乎是“一字不改”地從父親傳給兒子，再傳給孫子，世代相傳。
因此，同一父系家族的男性成員往往擁有幾乎相同的Y染色體信息。這種穩定的父系遺傳特點，使研究人員注意到了通過比對Y染色體信息確認父系親緣關係的可能。
同一父系家族的男性成員往往擁有幾乎相同的Y染色體信息丨圖蟲創意
不過人類的基因信息實在太過浩繁。如果把一個人的全部基因比作是一本書，那它足有30億字，而且人與人之間約有99%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僅就Y染色體而言，也是一部5800餘萬字的鉅著，要把它從頭到尾逐一比對，耗時耗力。
那不如換個思路：與其比較Y染色體的全部內容，不如專注於那些特別的片段。在男性Y染色體上，有些片段是由多次重複、首尾相連的同一個簡短序列構成的長龍，比如“……TGGA TGGA TGGA……”。
這類片段被稱爲Y染色體短串聯重複序列，簡稱Y-STR。
研究發現，每種Y-STR內短序列的重複次數在不同個體間存在着一定的差異。當把多種Y-STR的特徵組合在一起進行比較時，差異會變得更爲顯著，這樣的組合模式被稱爲“Y-STR單倍型”。
由於Y染色體遺傳的特殊性，Y-STR單倍型總體上會原封不動地進行世代傳遞。也就是說，Y-STR單倍型在同一父系家族的男性成員中幾乎不變，卻在不同家族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法醫學者可以通過對比Y-STR單倍型，判斷樣本是否屬於某個父系家族，這就是Y-STR檢驗技術。
法醫學者可以通過對比Y-STR單倍型，判斷樣本是否屬於某個父系家族丨dnacenter.in
自1992年德國學者首次發現並報道Y-STR以來，它迅速被引入法醫學領域。如今，研究人員已識別出上千個Y-STR位點。
目前，常用的商業化檢測試劑盒通常包含17～21個標準Y-STR標記，以精確地辨別不同的父系家族。而如果需要進一步區分近親與遠親，還需要藉助另一種叫做快速突變Y-STR的標記。這種標記會以比標準Y-STR更高的頻率發生突變，這樣一來，近親之間的差異很小，但隨着代際的推移和突變的積累，遠親之間的差異會越來越明顯。
因此在確認同屬一個父系家族後，法醫可以根據兩個樣本間快速突變Y-STR差異的大小來推算親緣關係的遠近。一些高精度的試劑盒會同時使用少量快速突變Y-STR標記，以增強家系內部的分辨能力。
鎖定範圍，Y庫大展身手
我國已判決的刑事案件中，男性罪犯的佔比超過九成。由於Y-STR只存在於男性體內，它可以確認樣本中是否含有男性DNA，並在混合樣本中提取男性的遺傳信息。
特別是在性侵案件中，陰道拭子樣本往往包含女性的陰道上皮細胞和分泌物，而男性DNA含量較少，常規的檢測容易受到干擾，而Y-STR檢測則能夠精準識別男性嫌疑人。
除了確認父系親緣，它還可用於推測男性的族羣和地理來源。這是因爲不同地區或民族的男性，通常擁有特定的Y-STR單倍型分佈，反映出人類遷徙和分化的歷史。
這些優勢都使得Y-STR檢驗技術能夠在案件陷入僵局——傳統的調查手段無法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時，通過提示嫌疑人的族羣來源和親緣血脈，爲案件偵查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1999年，16歲的荷蘭少女瑪麗安娜·瓦茨特拉（Marianne Vaatstra）在回家途中遭到性侵和殘忍殺害。
警方從現場精液痕跡中提取出了DNA並進行了比對，但在數據庫中一無所獲。那時，剛成立不久的數據庫中僅收錄了全國幾百名罪犯的信息。先後逮捕了12名嫌疑人、採集了160餘名男性的DNA進行比對，警方也找不到與犯罪現場相符的樣本。案件調查徒勞無功，憤怒的當地居民甚至將矛頭指向被安置在當地的中東難民，小鎮乃至全國都陷入了騷亂和對立。
1999年，16歲的荷蘭少女瑪麗安娜·瓦茨特拉被殺害｜telegraaf.nl
案件就此陷入漫長的停滯。直到10餘年後Y-STR檢驗技術的應用，終於給這起兇案的偵破帶來轉機。警方利用這項技術，迅速確認了兇手是來自案發地的本地居民、排除了中東難民行兇的可能性，縮小了調查範圍。
隨後，警方邀請案發現場5公里範圍內的男性參與調查，利用大多數人自願提供的樣本，通過Y-STR檢驗技術很快鎖定了嫌疑人家族，終於在案發多年後成功抓獲了嫌疑人。
Y-STR檢驗技術在我國也立下過汗馬功勞。2020年全國“命案積案攻堅行動”破獲了5000餘起案件，其中近半數是超過20年的陳年積案。而這些命案積案的偵破，很多都有着Y-STR檢驗技術的參與和貢獻，比如震驚全國的“甘肅白銀連環殺人案”和 “南醫大女生被殺案”。
除了刑事偵查，Y-STR技術在父系家族和人口演化遷徙方面的優勢，還使得它廣泛應用於失蹤人口尋找、打擊拐賣兒童、災難受害者身份鑑定、親子糾紛以及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中。
比如對於 “康熙生父爲洪承疇”或是“乾隆帝位海寧陳家後人“等傳聞的破解，都離不開Y染色體信息比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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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萬能，匹配成功可能是一個巧合
然而，Y-STR檢驗也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侷限性。
理所當然的，它面對女性樣本就無用武之地。另外，由於可檢測位點有限，不同家系的男性可能會在某些Y-STR位點上匹配一致，導致“假陽性”。而部分高突變位點可能在近親間有着顯著的差異，出現“假排除”。
因此，Y-STR位點的選擇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具備適宜的突變率。如果不發生突變或者突變太慢，那不同家族可能保持同樣的特徵，會失去分辨力；反之，如果非常容易發生突變，連父子之間也有明顯差異，同樣無法用於確定親緣。
其次，它還應當具備相對良好的個體差異。也就是內部短序列的重複次數要有多種變化形式，而且每種情況在各類人羣中分佈相對均勻。
此外，可靠與穩定性也至關重要。它的序列在被檢測時不容易產生錯誤信號，並且能在複雜樣本或降解DNA中被準確識別。
另外，在多名男性的混合樣本中，它的辨別能力會受限。因此檢驗結果必須謹慎解讀，並結合其他證據比對分析。否則，就可能誤導案件的偵查方向，甚至出現誤判而導致冤假錯案。
例如，2009年中國臺灣的“陳龍綺案”中，兩名女性在飲酒後意識不清的狀態下遭到多名男子性侵。警方使用含有17個Y-STR標記的試劑盒對受檢精斑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樣本與包括陳龍綺在內的三名男性相匹配。儘管陳龍綺堅稱自己當晚提前離場，從未涉案。但檢方認定DNA證據充分，判處其4年有期徒刑。
直到2013年再審，鑑識人員採用更新後的、含有23個Y-STR標記的試劑盒重新檢測，才成功排除了陳龍綺的參與，洗刷了他的冤屈。
歷經4年，陳龍綺才洗刷了冤屈｜jrf.org.tw
實際上，Y-STR檢驗能起多大作用，取決於是否擁有一個足夠龐大且多樣化的數據庫。
這是因爲在鑑定中，法醫不能僅憑樣本與數據庫內的單倍型相同，就直接判定兩者同屬一個父系家族，還必須說明一個關鍵問題：在整個人羣中，再隨機抽選一個人，他擁有相同的Y-STR單倍型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說，匹配成功究竟是不是一個巧合？
這一問題的答案，在Y-STR檢驗中用遺傳差異度（Gene Diversity）表達。遺傳差異度的值越大，出現同樣單倍型的可能性就越低。匹配成功的雙方爲同一父系家族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要準確計算遺傳差異度，就必須儘可能掌握每種Y-STR單倍型在人羣中真實的出現頻率。
由於Y染色體幾乎不發生重組，不同的父系家族擁有各自獨特的Y-STR單倍型，使得每個單倍型都相對稀有。爲了準確估計每種單倍型在人羣中的分佈頻率，就需要依託多樣性豐富的海量數據庫，才能確保統計結論的可靠性。
如果數據庫樣本量不足，就可能出現問題，比如某些單倍型沒有被收錄，無法估計它的出現概率。又或者，一種在北方很常見的單倍型，在南方某地的數據庫中可能只出現了1次，很容易被誤認爲是罕見的單倍型；反之，一個在全國範圍內極罕見的單倍型，如果碰巧在某地集中出現，也可能被誤認爲是常見的單倍型。
數據庫的爭議，如何安全使用？
隨着包括Y-STR檢驗在內的DNA分析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應用，特別是DNA採集的開展，其潛在的倫理爭議與隱私風險也日益受到關注。
最核心的問題是，在利用基因數據偵查犯罪、維護公共安全的同時，會不會、又會在多大程度上侵犯無辜公民的權利？
目前研究認爲，Y-STR通常不影響基因表達，也不會直接決定個體形態、生理或行爲特徵。所以，它所包含的個人隱私信息相對有限，我們無法根據一個人的Y-STR推測他的眼睛顏色、身高、血型或健康情況。但當檢測範圍從Y-STR擴展到整個Y染色體、甚至全基因組時，分析結果可能會揭示形狀，從而可以推斷出樣本的部分特徵和身份信息。
因此，面對潛在風險，需要對數據庫建立嚴格的訪問權限與保護制度，並通過立法避免超出刑偵目的的信息比對、非法訪問與惡意篡改等行爲。
面對潛在風險，需要對數據庫建立嚴格的訪問權限與保護制度丨圖蟲創意
而更復雜的問題在於，對於哪種性質或程度的犯罪，纔可以允許調查人員訪問這些數據以獲取線索？如何在尊重個人權利與維護公共安全之間找到平衡，是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難題。
瑪麗安娜·瓦茨特拉案的調查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在於它推動了荷蘭對DNA相關法律的兩次修訂：第一項允許警方在常規手段無法識別嫌疑人時，利用DNA信息預測嫌疑人的祖源地理信息和外在性狀，以輔助刑事偵查；第二項允許通過DNA數據庫開展親緣關係追蹤，從而尋找可能與犯罪嫌疑人存在血緣聯繫的人。
正是這些法律空白的填補，讓Y-STR這樣的新技術既能得到支持、發揮偵查犯罪的價值，又能在制度框架內受到約束、被安全剋制的使用。
天網恢恢，Y-STR檢驗技術的出現，使疏漏與僥倖愈發無所遁形。而這張天網，不僅需要公民的理解和參與共同編織，也需要公權力以審慎與法治之手加以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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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溫水
編輯：黎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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