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一支獻給“額吉”的舞！內蒙古師生來滬重走“三千孤兒入內蒙”的來時路

從內蒙古包頭到上海，包頭師範學院研三學生白妍妍和老師同學坐了25個小時的火車，馬不停蹄。列車緩緩停靠上海站時，白妍妍把臉貼在車窗上——她說自己可以想象，上世紀60年代，那羣“國家的孩子”也是這樣，從這片土地登上北上列車，駛向草原。

20世紀60年代，由於物資匱乏、食品奇缺，在周恩來總理和烏蘭夫同志的安排下，內蒙古大草原張開臂膀，將三千名來自江南的孤兒攬入懷中。“三千孤兒入內蒙”，這段在特殊時期發生的故事感人至深，所蘊含的精神財富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這兩天，包頭師範學院的師生來滬開展“我們的母親在草原”思政研學活動。他們今天重走了“三千孤兒入內蒙”的來時路。路線串聯起周公館、上海市兒童福利院舊址、“周恩來號”機車展室、中共一大紀念館等紅色地標。

這羣身着蒙古袍演出服的年輕人，還有另一重身份。他們本身就是學校原創大型舞劇《我們的母親在草原》的演職人員——這部舞劇於去年首演，有人在劇中參演，也有人蔘與了劇本打磨與舞美、燈光、服裝、道具的創作。

他們同步把舞臺搬到了歷史發生的地方，在地標進行舞劇的舞蹈快閃。當晚，舞劇《我們的母親在草原》還走進復旦大學邯鄲校區相輝堂北堂。

萌生藝術表達的衝動

早上9點，周公館升旗儀式後，白妍妍跟着隊伍，手捧鮮花走向周恩來總理銅像，鞠躬獻花。

白妍妍是蒙古族人，打小在牧區生活，後來隨家人遷入城市。“我們蒙古族叫母親‘額吉’。額吉們收一個，活一個；養一個，壯一個。”白妍妍說。在內蒙古，沒有人不知道都貴瑪額吉的故事。19歲那年，還未婚未育的她，成了28個上海孤兒的共同額吉，把最好時光、最美年華獻給了“國家孩子”。孩子們陸續長大、被領養、各奔前程，她承受了28次母子別離。“一生未育的草原母親，用這種方式擁有了28個孩子。她晚年仍能叫出每個孩子的名字。”

兩年前，白妍妍跟着學校調研團隊，走進包頭市“石榴花開”主題園。那裏專門記錄“三千孤兒入內蒙”的歷史。她在那裏看到：蒙古族阿媽親手縫製的小皮襖，針腳細密；一本泛黃的日記，記錄了孩子第一次學會喊“額吉”、第一次騎馬、第一次長牙，字裏行間是草原家庭樸素的溫暖；還有黑白照片，漢族娃娃和蒙古族阿媽擠在勒勒車前。

白妍妍說，正是這些帶着體溫的記錄，讓她萌生了用藝術去表達的衝動。

這份衝動，最終融入了包頭師範學院原創舞劇《我們的母親在草原》。她負責燈光舞美的控制。四幕舞劇，每一幕都有特殊的燈光語言。比如有一幕是各行各業的孩子們從草原出發，奔赴祖國各地，爲國家的建設貢獻力量；額吉逐漸年邁，在家中一直等待着這羣孩子歸來。“那時候的燈光，是從單獨的追光，轉爲大場景的暖光，再逐漸鋪滿舞臺，其他人物隨之登場。”

她說，舞劇演出的時候，有位老人坐了一天半的火車從呼倫貝爾趕來觀看。後來大家才知道，老人就是當年的“國家的孩子”。

藝術是故事的載體

上海市兒童福利院舊址，曾是江南孤兒前往草原前的中轉站。如今已經是公益空間。沒有舞臺，沒有幕布，舞蹈演員們就在舊址前的空地上開始了快閃。他們以細膩的肢體語言，還原着六十多年前的場景：女演員彎下腰，做出懷抱嬰兒的姿勢；飾演孩子的演員相互依偎，舒展的指尖透着對明天的嚮往。

這段舞蹈，來自《我們的母親在草原》。這部如今時長70分鐘、分四幕呈現的大型思政舞劇，最初只是一段7分鐘的舞蹈。從2018年至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接力打磨——有人畢業了，新生頂上；劇本推翻了，重來；動作不滿意，再練。

董志勳來自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是包頭師範學院2022級的學生。從大一開始，她就扎進了這部舞劇裏。她出演草原上的牧民，和長大後回到草原尋根的上海孤兒。“我喜歡上海，這裏是故事開始的地方。等我畢業了，可能也會來上海工作。”

作爲活動的最後一站，師生們走進中共一大紀念館。石庫門建築前，“00後”學生李夢瑤久久佇立。她說，“百年前的青年在尋找國家的出路，草原上的烏蘭牧騎在‘爲人民而歌’，而今天的我們，站在歷史和時代的交匯點——藝術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藝術生能做什麼？”

她想起舞劇裏的一幕：當額吉在草原上張開雙臂，身後是遼闊的藍天和無邊的綠野，那個畫面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所有觀衆都看懂了——那是接納，是包容，是愛。“藝術不僅是審美表達，更是傳承紅色基因、講好中國故事的載體。”

一大廣場上，陽光正好。激昂的蒙古族羣舞將現場氛圍推向高潮，演員們甩袖踏節，用奔放的肢體展現着草原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