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權”成兩會最熱提案
“以消費升級、民生福祉爲核心的‘投資於人’模式，逐漸成爲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文 /巴九靈
兩會時間，提案刷屏，其中，被議論最多的，都是與“人”高度相關。
比如“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提高個稅起徵點”“取消居民身份證上的地址信息”“生育的錢醫保全報銷”“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
尤其是關於“休息權”的提案，成爲最火的討論點。OECD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就業人員年工作時長約2548小時，遠遠高於墨西哥的2193小時、韓國1865小時、美國1796小時、德國1331小時。
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者餘淼傑建議：將最低法定年假從5天提高到10天，並允許未休年假在兩年內結轉使用，同時改革探親假認定條件以“跨省就業”或“異地居住”爲主。
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建議：把帶薪休假制度的落實和中小學春秋假制度結合起來，享受高質量生活，提振消費。
全國政協委員呂國泉建議：應完善法律法規，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明確工作與休息邊界。
加上隱形加班、請假焦慮、調休限制、帶薪年休假偏少等現實情況，這些關於“休息權”的提案精準戳中了大家的痛點。
不過，對於這些提案來說，它們的“兩會旅程”纔剛剛開始。從時間線來講，全國兩會召開期間，這些提案只是完成了“提”的動作。兩會結束後，它們會被相關部門或組織負責審議和落實。
2025年，國務院各部門共承辦全國人大代表建議8754件、全國政協提案4868件。其中，科技部承辦901件、農業農村部辦理1449件、商務部辦結1020件、市場監管總局承辦1084件。
相較承辦數量，2025年，各部門共採納代表委員所提意見建議4900餘條，出臺相關政策措施2200餘項。所以儘管我們在這幾天，已經被形形色色的建議和提案刷屏，但要看到它們“成真”，快則幾個月，慢則可能很多年。
這也就解釋了，爲什麼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就一類話題反覆建議和提案，比如個稅、生育相關。
今天的文章，我們梳理了最合當下情緒的4個，一起來看看吧。
保障勞動者休息權
2021年，字節、快手、vivo等大廠，先後取消大小周制度，這一年被稱爲“反內卷”元年。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反內卷”升級爲國家戰略行動。不少知名企業“到點下班‘”熄燈趕人“等事件頻頻登上熱搜。
苦加班久矣的“牛馬”，終於看到了一點告別加班的苗頭。根據智聯招聘統計數據，2025年39%的職場人幾乎每天加班，31%一週加班1—3次，19%一月加班2—3次。這意味着，每10個人裏，就有9個人在加班。
與此同時，超4成職場人表示幾乎每天經歷“隱形加班”，需要24小時on call；近7成職場人要麼需要週末處理工作，要麼單休或者大小周，更有甚者基本不休。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唐旭東表示，不少人晚上表面上在運動健身，但在心理上沒有完全放鬆，大腦裏還在考慮工作上的事情。
今年兩會，不少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倡導“處罰隱形加班”“縮短法定勞動時間到7小時“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年輕人晚上11點睡覺，保護膽經和肝經”……
而在這之外，關於“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延長最低法定年假”“增加法定節假日（如元宵、重陽節）”“全國推廣春秋假”“取消調休”等提案，成了今年“休息權”熱議的另一主線，關鍵就在於休假的落實。
實際上，中國的法定節假日並不少。2025年起我國法定節假日提升至13天，與多數OECD經濟體相比已接近或高於部分國家水平（不少國家集中在8—14天區間）。
但現實情況是，真正能休假、或是享受假期的要“大打折扣”。在請假這件事上，有46%的人存在“請假焦慮”，感覺一請假就焦慮愧疚，26%的人表示請假取決於領導態度和職場氛圍。
在年假這件事上，我國是5天（與工齡掛鉤上限爲15天），明顯低於歐洲多數國家的20-28天區間；與日本最低10天、韓國最低15天相比，也偏低。而且根據智聯招聘調研數據，近4成職場人在過去一年沒有休過年假。
加上假期出行集中在元旦、春節、勞動、國慶等高峯，導致“堵，哪裏都堵”“漲，價格飆升”“差，體驗不佳”成爲三大矛盾點。比如從輿情與投訴側數據看，2025 年國慶期間“消費維權”相關日信息量在假期中段出現顯著衝高。
浙商證券算了一筆經濟賬，通過假期制度改革對GDP拉動作用的分析，按拉動效果排序依次爲帶薪年假落實明顯改善＞不加天數、假期結構更均衡＞春秋假由試點擴散至全國＞法定假日淨增2天。
這也就不難理解前述提案的出發點。說到底，下班、假期的意義，不只是讓人“不工作”，更是爲了讓人更好地工作、生活和發展，亦是爲產業創新、經濟長期活力按下“刷新鍵”。
如全國政協委員陸銘表示：“內卷‘卷’掉的不是體力，是產業升級的‘思考時間’；如2027年歐盟《反強迫勞動法案》落地，產品若被貼上‘高強度加班’標籤，可能面臨貿易壁壘。”
提高個稅起徵點
如果說“休息權”是勞動者的充電樁，那麼“收入賬”就是勞動者的動力源。每年兩會，關於“錢包”的討論從未缺席。
連續9年，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建議，將個稅起徵點提高至1萬元；著名經濟學家餘淼傑提出，將個稅起徵點從6萬元/年提升至10萬元/年，疊加專項附加扣除後，家庭年免稅額度可達到16萬元……
這一提案之所以能成爲年年兩會的“保留節目”，背後是個稅起徵點調整與居民消費水平、收入增長之間的“時間差”。
回溯歷史，我國個稅起徵點共經歷過四次調整：2005年提高至1600元，高於當時全國城鎮職工月均工資1530元；2007年、2011年，又分別調整至2000元、3500元。2018年，起徵點提高至5000元后，便“按兵不動”至今。
這六年間，現實已大幅改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已達10342元，是個稅起徵點的兩倍多。這意味着，當年設計初衷爲“調節高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個稅，其徵收範圍已逐漸下移，觸達了更廣泛的中等收入羣體。
個人所得稅彙算清繳
與此同時，生活成本的結構性變化，也在加劇這種體感差距。2018年後，我國居民消費價格連續上漲，儘管2023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驟降至0.2%，2025年降爲0%，但物價低水平運行的趨勢不會持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該漲幅指標定在了2%左右。
根據央行、經合組織數據，截至2025年末，我國住戶本外幣存款餘額達到167萬億元，同比增長9.7%，人均存款接近12萬元。2025年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始終在89點左右波動，顯著低於108.77的長期平均水平。
一邊是“存錢熱”，一邊是“不敢花”，折射出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與防禦性儲蓄心理。於是，面對物價水平、收入水平雙雙上漲的壓力，“個稅重”“少交稅多消費”等呼聲也就越來越大。
對此，多位委員代表指出，提高個稅起徵點，可以直接、有效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費、擴大內需。董明珠還在此前提到，個稅起徵點的提高，能直接減輕工薪階層負擔，讓企業漲薪的紅利真正落到員工口袋。
畢竟，對於一個月薪8000元的年輕人來說，每月省下的幾十上百元稅款，或許就是一次週末聚餐、兩張電影票，或是一次短途出遊。
經濟的溫度，往往就藏在這些具體的、可感知的“煙火氣”裏。
居民身份證去地址化
在反內卷與減稅負之外，數字數代下另一種普遍的焦慮——隱私“裸奔”，同樣在今年兩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
“每天都會接到騷擾電話”“很多APP註冊必須填一堆個人信息”“不敢在網上發言怕被開盒”……“信息裸奔”的焦慮，在越來越多人心中蔓延。
2025年《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專題報告》顯示，超75%的受訪者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信息泄露，其中超4成人遭遇“非常多”或比較多“的泄露情況。而由此衍生的電信詐騙等黑色產業鏈，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元。
現行的二代身份證，將姓名、號碼、照片以及精確到門牌號的住址均印刷在卡面。這一設計初衷是爲了行政管理便捷，但在高頻流動的數字社會，卻成了風險敞開窗口。
一方面，身份證使用場景極廣，住酒店、買車票、辦銀行卡、入職複印……每一次出示都伴隨着地址信息的“被迫公開”。
另一方面，身份證上的地址信息正變得日益“失真”。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人戶分離”人口高達4.93億，其中流動人口3.76億。對於近5億人而言，身份證上的地址只是一個法律上的“戶籍符號”，與其真實生活地毫無關聯。
基於此，“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核心精神，被引入到了身份證改革的討論中。
《個人信息保護法》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熊水龍就首次提出了“居民身份證去地址化”，他建議：居民身份證不再印刷住址信息；各機構、組織收集個人信息時，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判決書、調解書等法律文書中，不再強制記錄當事人詳細住址。
這一提案快速登上微博熱搜榜首，許多網友在評論區紛紛貢獻自己的想法，比如“在身份證上增加婚姻情況”“推廣網絡身份證”“將敏感信息寫入芯片”“地址改成所屬派出所”“取消民族信息”……
這些呼聲背後，其實是公衆對“身份認證”與“隱私暴露”界限的重新審視。而身份證的去地址化，也並非簡單的“抹去一行字”，更是治理邏輯從管理便利向權利保護的轉型。
多舉措促進生育率
2025年7月，我國出臺《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3週歲以下嬰幼兒每年可領取3600元補貼。這一重磅政策的落地，正值我國出生人口連續9年下跌，2025年首次跌破800萬重要關口的嚴峻時刻。
然而，對於無生育計劃的家庭而言，單一的現金補貼雖力度空前，卻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其生育決策。針對這一現狀，專家普遍呼籲，促生育政策向“系統性支持”迭代升級。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強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進一步明確了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路徑，包括鼓勵用人單位對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實行職工彈性工作制、基本實現住院分娩“無自付”、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等實質性舉措。
護士檢查新生兒生理狀況
兩會期間，如何有效提振生育率也成爲了熱議焦點。全國人大代表龐永輝、鄭功成、姚勁波等紛紛建言獻策，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完善醫療保障與補貼機制。實施生育醫療費用全額報銷；實施差異化階梯補貼，建議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二孩每月補貼3000元，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5000元，補貼至孩子3歲。
第二，強化教育與養老支撐。探索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範圍；建立“母親養老金制度”，確保生育女性的養老金待遇不因育兒被影響。
第三，優化就業環境與法律保障。完善法律法規，解決女性因生育面臨的就業歧視問題；降低法定結婚年齡，提倡適齡早婚早育；優化大學生婚育教育體系，培養年輕人積極的婚育觀。
相較於往年，今年的提案視角更廣、覆蓋面更寬。不過，部分提案或存在進一步優化空間，比如針對女性在求職、晉升中遭遇的隱性歧視，目前的建議仍略顯宏觀，缺乏具體、更有實操性的建議。
長遠來看，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是人口發展的需求，更是提升社會整體幸福感的關鍵一環。
孕婦在檢驗科抽血化驗
結語
除了上述熱門提案，諸如“彩禮金額不超過6萬”“設定3000公里高速免費額度”“提高農民養老金至每月1000遠”“基礎教育學制縮短爲小學5年+初中3年+高中2年”等提案，“減油、增豆、加奶”等部長倡議……映射出一條關於“投資於人”的清晰主線。
而這更意味着其將代表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理念——以人爲核心統籌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助力培育新質生產力。
比如“休息權”提案，本質上就是大衆對假期經濟的美好期待和需求。從旅遊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的結構分佈來看，佔比較高的是購物（35%）、出行（22%）與餐飲（16%），表明假期經濟的增量彈性，很大程度就取決於旅遊供給能力、交通出行能力與消費承接能力。
所以，當假期被更充分地落實、利用，與這些方面相關的產業領域也必然迎來較大的發展空間。當然，一個能得到充分休息的勞動者，身心更健康，在工作上的創造力也會更旺盛，進一步助推產業創新發展。
反映到資本市場，中國銀行證券將生物醫藥、消費電子、醫療保健等側重消費升級、精神娛樂的領域，歸納爲“投資於人”類企業。而建築與工程、建材、基建等行業更注重實物資產的投入和產出，更貼合“投資於物”屬性。
對比這兩類企業營收增長情況可見，2015年至2021年期間，“投資於物”企業的收入增速明顯優於“投資於人”企業，但近年來增速大幅下滑；2021年至2024年，“投資於物”企業的市場收益明顯高於“投資於人”企業。但到2025年以來，這一趨勢逐漸改變，“投資於人”企業的收益潛力逐步展現。
風向轉變，正是宏觀經濟底層邏輯變遷的生動註腳——以消費升級、民生福祉爲核心的“投資於人”模式，逐漸成爲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歸根結底，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爲了人的全面發展。
作者 | 沈曉琴、蔣紫涵 |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