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硅谷爲什麼會“忘記初心”？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美］亞歷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著，崔傳剛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出版
這恐怕是我近年所見美國人寫的最“講政治”的科技讀物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和科技關係最密切的政治書籍了。這本《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有點美國的“盛世危言”的架勢。兩位作者，亞歷山大·卡普是美國一家以開發國防與情報軟件爲主的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第二位作者是前者公司裏的下屬。這樣的作者身份，幾乎決定了他們所講的政治，按照我們的標準來看，是不可能正確的。但不正確的東西，作爲“反面教材”，仍可能有其價值。
硅谷的“初心”是什麼？
作者在本書中，一上來就對硅谷科技精英和美國政府同時發起指責。作者指責硅谷精英們“不再致力於那些真正關乎國家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項目，而是將精力傾注於狹隘的消費產品領域”，美國政府則“不再追逐那些能夠催生原子彈和互聯網的大規模科技突破，而是將開發下一代顛覆性技術的重任幾乎全盤託付給私營部門——這種對市場近乎盲目的信賴令人愕然”。
作者將今天的硅谷稱爲“迷失之谷”，認爲硅谷已經迷失了正確的方向。他們在書中多次提醒今天的硅谷精英們不要“忘本”：“硅谷早期對民族國家特別是美國軍方的依賴，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遺忘，甚至被人從該地區的歷史敘述中刻意抹去，因爲這段令人不悅且不合時宜的事實與硅谷自我標榜的形象格格不入——硅谷更喜歡將自身的成功歸因於其創新能力，而非政府的扶持。”
這段今天中國讀者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指責，實際上基本可以成立。儘管現在世人已經習慣於將硅谷想象爲“科技創新”的神殿，媒體描繪的都是“輟學大學生在車庫裏倒騰出軟件，然後出門找到風投，然後開啓奇蹟”之類的故事。但遙想當年，在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基礎科學的最大資助金主，實際上是美國國防部——當時許多美國高校都有國防部的研究撥款。本書也指出：“個人計算機與互聯網本身就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防部下屬機構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和支持的結果。”
在本書作者看來，硅谷的“初心”應該是爲美國軍方服務，結果現在這些硅谷科技精英們“樂於從我們的搜索歷史中謀利，卻不願捍衛我們的集體安全”。
作者眼中今日硅谷精英的“忘恩負義”
本書作者心目中的“集體安全”，其實就是美國的軍事霸權，“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只能來自可信的戰爭威懾力”。他們認爲：“硅谷這些科技奇才，他們的財富、商業帝國，乃至整個的自我價值認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爲有這個國家的存在。沒有這個國家提供的各種支持，就不可能有他們的崛起。”這段話倒是說得十分在理，沒有強大的國家作爲“超級平臺”，硅谷的互聯網史詩就不可能上演。
世人普遍認爲硅谷精英們“改變了世界”，但本書作者卻指控說：“他們‘改變世界’的口號早已因濫用而變得蒼白無力。他們籌集了鉅額資金，僱傭大批才華橫溢的工程師，最終卻只能開發出一些面向現代消費者的圖片分享應用和聊天界面。”在本書作者看來，“對20世紀80年代初的蘋果公司而言，個人計算機不是對政府和國家權威的擁護，而是一種挑戰”。谷歌、亞馬遜、臉書（Meta）等現代科技巨頭不僅“將重心從政府合作轉向消費市場”，而且“數十年來，硅谷一直視美國政府爲創新障礙與是非之源，在它看來，政府是進步的絆腳石，而非天然合作伙伴”。
最讓本書作者感到義憤的，則是許多硅谷精英公開拒絕與軍方合作，“當其他國家持續向前時，硅谷的許多工程師仍拒絕參與可用於軍事攻擊的軟件項目……這些工程師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奉獻給社交媒體廣告投放算法的優化，但絕不願意爲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軟件。”
例如2022年11月，OpenAI公司首次向公衆開放它的人工智能界面，但明確禁止其技術用於“軍事與戰爭”目的（這和“避免將人工智能用於軍事”的思潮有關）。而當2024年公司取消上述禁令時，立刻招來抗議，示威者要求OpenAI公司“終止與五角大樓的合作關係，並不得有任何軍方客戶”。
作者承認，硅谷的創業者們“從不缺乏理想主義，事實上他們經常都顯得理想滿溢。但這種理想主義實則淺薄脆弱，經不起哪怕最輕微的審視”。而一旦“披上了理想主義這件外衣，這些年輕的創始人便不必費心去構建任何真正有深度的世界觀，而民族國家……則被視爲進步的絆腳石，被他們棄之如敝屣”。
硅谷“忘記初心”的原因究竟何在？
儘管本書作者一開始曾表示要“深入剖析”硅谷精英忘記初心的“深層動因”，但事實上他們未能兌現這一承諾，全書中並無對這一動因的正面論述（此書有相當明顯的拼貼痕跡，也許寫着寫着就忘記前面的諾言了）。但我還是耐心在書中找到兩處，可以視爲作者對硅谷忘記初心的某種解釋。
一處在中譯本53頁的一個腳註中，作者認爲，硅谷精英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無益有害的社交媒體之類的商業上，而不願意爲美國軍方服務，“這種對注意力與資源的誤用並非源於某種陰謀，而是因爲掌舵者們缺乏意志力與想象力”。這樣的解釋顯得空泛無力，基本上不着邊際，除了排除“陰謀”還有點實際意義。
另一處見33頁，作者對硅谷忘記初心的追責，追到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他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不過作者並未遵循目前學界通常的思路（比如中國的崛起表明歷史顯然尚未終結），而是近似於責怪“歷史終結論”導致許多人認爲從此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這確實是西方陣營贏得冷戰後的一種普遍思潮）。在本書作者看來，即使冷戰已經勝利多年，如果不持續強化美國的軍事霸權，美國仍然會有危機，而硅谷的科技精英對此責無旁貸。
如果這也算解釋的話，只是責備硅谷精英“思想覺悟不高”而已，這樣的道德譴責，仍然不能從社會學意義上有效解釋硅谷精英爲何會忘記初心。
其實在我看來，有效解釋硅谷精英忘記初心的路徑顯然是存在的，那就是從資本的基本性質和原始慾望入手。硅谷的神話本身就是資本造就的，而如今的硅谷科技巨頭自己已經變成資本的化身。做美國軍方的單子，也許對本書作者自己的科技公司來說仍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卻被硅谷巨頭“棄之若敝屣”——因爲如今美國軍工複合體的貪污腐敗已經舉世聞名，對硅谷巨頭來說，去伺候美國軍方貪腐成性的“甲方爸爸”，哪有在市場上直接掙億萬公衆的錢爽呢？更何況公開與美國軍方合作，在“白左”思潮中名聲又不好，也會間接妨礙自己的商業利益。
所以，只要在美國還是資本控制國家，而不是國家控制資本，那麼本書作者千呼萬喚的硅谷“初心”，就註定是要被忘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