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文學觀念不同，他曾從納博科夫的課堂上一走了之
“爲何在八十八歲的時候，你要寫一本關於小說的書——那些小說你一讀再讀，直到你永遠消失。”
近期出版的《生命的燦爛之書》是哈羅德·布魯姆專門獻給小說藝術的書，也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冊批評之書。在本書中，他對小說的講述始自《堂吉訶德》，以尚未有中文譯本的《民數記》作結，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前言和後記同樣自在勾連又溫情脈脈，字裏行間散落的私人記憶使這本書有了更多進入的切口，我們可以滿載着自身對這些小說的記憶和判斷打開這本書，也可以盡情讓布魯姆做一次文學的嚮導，試着以他的目光重新感受這五十部文學經典。
他向來敢於承認自己的偏好，正因如此，小說經由他的敘述變得更加鮮活。在後記中，他講起自己少兒時代：“十歲左右，我愛上了托馬斯·哈代《林地居民》裏的瑪蒂·索斯。當她剪掉一頭長長的秀髮，我也爲之哭泣。讀《還鄉》，我徹底被尤斯塔西雅·維伊迷倒了，那是托馬斯·哈代的夜之女王。在這方面，我到了耄耋之年也沒怎麼改變。”
布魯姆“沒怎麼改變”的部分，是他最初爲文學動容的時刻，也是身爲讀者普遍擁有過的感受。
後記｜換生靈
（原文標題“The Changeling”，又稱“調換兒”，一種廣泛見於歐洲童話的妖精，外形似人，用來調換人類的幼兒。）
少兒時代，我也一本接一本地讀各種長篇短篇小說，但那種心情迥異於閱讀詩歌和戲劇。我的那一點早慧全用到了理解詩歌上面。我在散文體小說方面仍然只是個天真的讀者。十歲左右，我愛上了托馬斯·哈代《林地居民》裏的瑪蒂·索斯。當她剪掉一頭長長的秀髮，我也爲之哭泣。讀《還鄉》，我徹底被尤斯塔西雅·維伊迷倒了，那是托馬斯·哈代的夜之女王。在這方面，我到了耄耋之年也沒怎麼改變。
我最親密的朋友都已過世。我迫切需要交點新朋友。我的學生們很出色，然而都太年輕了。厄休拉·K. 勒古恩——本書就是題獻給她的——成了我的摯友，甚至都不需要見面，因爲我們互通過許多電子郵件，那是在她生命的最後兩個月了。而她到底也還是離開了。我回去重讀那些小說，希望能找到還活着的朋友、能再交一些新朋友。
這難道不過是另一種幻覺嗎？查爾斯·狄更斯五十八歲去世，你猜他在最後那次中風裏是否能隱約感覺到所有那些他創造的人物真的存在？
彼得·阿克羅伊德爲狄更斯寫下了精彩傳記，書裏的這個猜想很打動我。說起來，阿克羅伊德自己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始終信奉維柯的格言：“你只瞭解你自己創造的東西。”我無法像華萊士·史蒂文斯那樣瞭解《某個特定事物的歷程》（“The Course of a Particular”），也永遠無法如狄更斯那樣透徹地瞭解《荒涼山莊》或《我們共同的朋友》。作爲教授莎士比亞與一衆詩人的老師，我儘可能地深入《李爾王》或《秋天的極光》，卻無法如願抵達最深處的內在。對於小說，我的期望更爲樸素。故事情節或社會歷史向來非我所喜，我只想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這雖是一種無用功，卻讓我欲罷不能。
納博科夫與妻子薇拉
在康奈爾讀大一時，我曾從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課堂上出走，那節課是歐洲小說講座的第一講。當時，我只讀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1941）和《庶出的標誌》（1947），後一本剛出英文版。我導師M.H.艾布拉姆斯——我的人生與工作永遠受惠於他——是納博科夫的朋友，力勸我修這門課。我記得納博科夫開場時便拿果戈理來壓簡·奧斯汀。他還補充說，女人就是不懂寫作。十七歲的時候，我有足夠的莽撞一走了之。這被納博科夫和他的妻子薇拉看在眼裏。當晚，我接到納博科夫夫人的一個電話，邀請我次日下午去他們家裏喝茶，地址是伊薩卡東州街957號，還告訴我她丈夫很不高興，準備喝完茶後用一場象棋比賽摧毀我。
我只是業餘棋手，卻知道納博科夫以精於設計象棋難題而聞名。驚恐之中，我去康奈爾圖書館借來何塞·卡帕布蘭卡的《象棋基礎》。全憑強記，我囫圇吞下了五六個對局範例。次日下午喝過茶——在戶外，那是一個溫暖怡人的九月天，其間納博科夫一言不發——納博科夫夫人把一切收好，而那位小說家帶我走到一片樹蔭下，那裏擺着一個裝飾華麗的大棋盤。我還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棋子，暗自敬畏。納博科夫並不說話，慷慨地示意我先走第一步，而我開始復刻卡帕布蘭卡最喜歡的一盤棋。我與主人家周旋了八步，他看上去很困惑。突然他面色一展，喊出聲來：“好你個小崽子，你背下了卡帕布蘭卡！”他在興頭上宣佈，“現在我只用四步就可以摧毀你。”然後分毫不差地做到了。他不再多說一字，起身回屋。我也自己走回家。
後來的歲月裏，我編輯過兩卷關於納博科夫的論文，現在完全不記得了。我對於《洛麗塔》褒貶參半，但很享受《微暗的火》和一個名叫《維恩姐妹》的短篇。有時候，我還是覺得他不堪卒讀。他的矯揉造作、賣弄口舌和自負虛榮，浸染了一切文字。納博科夫熱愛果戈理，我也熱愛，但果戈理那種真正魔靈附體的質感，《愛達或愛慾：一部家族紀事》（1969）的作者卻只能戲仿。我最親密的一位朋友——我在劍橋彭布羅克學院的導師——馬修·霍德加特爲《愛達》寫過一篇熠熠生輝的書評，刊於《紐約書評》。1967到1968年，我們帶着各自的家人在康奈爾人文學會共度一年。馬修給了我一份他的評論，我讀來頗感不適。我們爭論此書，他承認確有濫用筆墨之嫌，但他還是喜歡其匠心獨具與瘋狂用典。霍德加特自己就以滿腔熱情鑽研過《芬尼根守靈》——我還曾試圖追隨他的腳步——也就難怪他拜服於納博科夫那種精打細算的放誕。
W. G. 塞巴爾德培養了很多極具創造性的癖好，其中也包括對於納博科夫的癡迷。《移民》中，納博科夫手持捕蝶網的形象穿梭其間，很是討喜，四個悲慼的故事因此而平添了一抹歡樂。《說吧，記憶》（1951）——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與《愛達或愛慾》在塞巴爾德包羅萬象的沉思中混合爲一。
我在整個教學生涯裏都向學生建議，一部文學作品可能在美學上大獲成功，但就是喜歡不來。塞巴爾德是一個各方面都讓人喜歡的作家，即便是他令我悲傷的時候。我無法忍受納博科夫。但這是對我的評判，而不是對他的評判。我原本以爲任何有情感的人都不可能不喜歡簡·奧斯汀，但我的英雄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在1861年的日記中否定了她：
我無從理解爲何人們會把奧斯汀小姐的小說捧得那麼高，我看它們格調庸俗，貧於藝術創造，囿於英國社會的陳規陋習，沒有天才、機智和對於世界的見識。生活從來不該如此蒼白與狹隘……任何人物所能引起的全部興趣也還是這個，他或她有沒有錢結婚……？……自殺還更可敬些。
愛默生不怎麼喜歡小說，他在1842年的日記裏把霍桑的小說貶得一無是處，儘管後者是他的散步夥伴：
納撒尼爾·霍桑是著名作家，這一事實令人莞爾，因爲他的寫作一無是處，可見大家還是很尊敬他。
......
我熱愛沃爾特·惠特曼，那種激情上不封頂。然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如果讀到初版的《草葉集》會作何反應。當我重讀、教授、評論莎士比亞和彌爾頓，我有時候不由自主地把這些建立在各種深厚的評論傳統之上。閱讀就是去遇見文學和生活中一切先行者的鬼魂。我幾乎每晚都會夢見離開的朋友們，有時候把他們混同於虛構的人物。
幾晚之前，在我八十八歲生日那夜，我夢見了換生靈。在我朋友約翰·克勞利的《他方世界》裏，這些精靈綁架了萊拉克——索菲的女兒——把她帶到昂德希爾太太那裏，那是精靈族的女王。一個假的萊拉克替代了人類的孩子，到時候便會爆炸。我不記得曾經夢到過約翰·克勞利，但確實夢見過一些他筆下的人物，比如萊拉克、昂德希爾太太和鱒魚爺爺。正當我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一個迷人而狂放的青年闖了進來，我們討論了雅裏的荒誕玄學（Pataphysics），或曰，通過想象解決方案的科學。我接觸到雅裏是通過朋友羅傑·沙塔克（Roger Shattuck），後者迷住我靠的是複誦雅裏的信條：“荒誕玄學是一門剛剛發明出來的科學，人們對此渴求已久。”這位青年十年前上過我的課，一門講《暴風雨》，還有一門講哈特·克蘭。他想談談我那本古早的《影響的焦慮》（1973），我有意將其視作對於荒誕玄學的貢獻，如果可能的話，再歸入對立於生命力論的猶太傳統，可回溯到《塔納赫》及其解經者。我樂得聽他說說，因爲我已經有好幾十年沒有看過那本書了，怕自己不再能完全同意此前所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