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從古到今都要怎麼納稅？619年3月6日唐朝公佈租庸調法-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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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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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從古到今都要怎麼納稅？619年3月6日：中國唐朝公佈租庸調法。

所謂租庸調法，是隋唐時期中國的賦稅和徭役制度，政府藉此徵收糧食、布匹，以及強迫民衆爲政府出勞動力。“租”即田租，包括粟、稻等農作物；“庸”則是庸役，就是爲政府服徭役；“調”是戶調，包括桑、麻、布、絹等土產品。

租庸調法的特點是，同土地掛鉤。

唐高祖時期，規定每個男丁每年需要交納“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還需要服勞役20天。

這裏不談絹和綿，唐朝的一石小麥重90斤。換句話說，唐朝每個男丁每年要交納180斤糧食作爲地租。

有趣的是，唐朝又規定：每個18歲以上男丁可以得到政府交給的上百畝田產（相當於今天80畝）。這上百畝田產中，二十畝歸男丁所有，可以傳給子孫，剩餘八十畝則是政府田地，男丁死後需要交還給政府。

換句話說，男丁需要交納的賦稅和需要服的勞役，等於是政府授予80畝田地的租金。

自然，一個男丁無法種80畝田地，只能種20畝左右。

今天的學者一般認爲，唐代糧食畝產量爲1到2石，也就是男丁可以得到20到40石糧食收入。

其中需要交納2石作爲地租，這個地租並不算高。

至於絹二丈、綿三兩，男丁如果不想花錢採買交稅，恐怕就只能依賴有個賢惠的妻子自己紡織了。

所以，古代的勞動人民很希望找到一個手腳伶俐、能夠喫苦耐勞的妻子。

在明代小說《喻世明言》中，有個故事“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地方豪強家族汪信之被污衊聚衆造反，最終導致家破人亡。誇張的是，汪信之被人舉報，僅僅是因爲一點小事。

有兩個軍官程彪、程虎，落魄之時去投靠汪信之。恰好汪信之不在家，就由心腹好友洪教頭接待。

兩個軍官等待了幾個月，汪信之也不回來，只能離開。

按照當時的江湖規矩，洪教頭就要代替汪信之給兩人一筆路費。

關鍵在於，洪教頭家裏沒什麼錢，就將老婆辛苦紡織的四匹絹贈送給他們。

然而，他的老婆辛苦幾個月才紡織了這四匹絹，非常捨不得，就破口大罵：“老孃千辛萬苦，織成這絹，不把來白送與人的。你自家有絹，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孃。” “你說他遠來，有甚好意？前番白白裏喫了兩頓，今番又做指望。這幾匹絹，老孃自家也不捨得做衣服穿，他有甚親情往來，卻要送他？他要絹時，只教他自與老孃取討。” “甚麼沒廉恥的光棍，非親非眷，不時到人家蒿惱！各人要達時務便好。我們開茶坊的人家，有甚大出產？常言道：貼人不富自家窮。有我們這樣老無知、老禽獸，不守本分，慣一招引閒神野鬼上門鬧炒！看你沒飯在鍋裏時節，有那個好朋友，把一斗五升來資助你？”

聽到這番辱罵後，兩個軍官勃然大怒，跑去檢舉汪信之和洪教頭聯合造反，惹出天大的禍事。

話雖如此，洪教頭老婆不願意將絹送人也是有道理的，畢竟這是她辛苦工作的所得。

除了糧食和絹帛的稅收以外，最重要的是還有勞役。

古代的勞役非常小可，經常要讓男丁離開家勞動一兩個月，加上路上時間就更久遠。

如果勞役是在農忙的時候，對農民家庭的損害就非常大。

所以，唐代政府認爲服勞役可能會影響農民種地，也可以用糧食和布匹代替，這就是善政了。

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租庸調法是非常先進且合理的，稍後日本和朝鮮都引進了這個制度。

不過，唐朝中後期，中國人口暴增，加上豪強家族大量兼併土地，導致政府已經無田可授。

農民得不到土地，還要強迫交納各種稅收和服徭役，苦不堪言，最終導致天下大亂。

到了唐朝後期的唐德宗，政府又進行稅務改革，採用了楊炎的兩稅法。

兩稅法的特點是，不再一定要求交納糧食和布匹，而是可以交納銅錢。

對於農民來說，交納實物存在一個運輸的問題。在很多地方運輸費用很高，甚至超過上繳糧食價格。採用銅錢的話，就大大減少了運輸費用。

明代小說《初刻拍案驚奇》中，有個“烏將軍一飯必酬、陳大郎三人重會”的故事。

說的是蘇州年輕商人王生，連續被同一撥強盜連續搶劫三次的事情。

其中王生第二次被搶劫，就是因爲國家糧食運輸問題：到了常州，只見前邊來的船，只只氣嘆口渴道：「擠壞了！擠壞了！」忙問緣故，說道：「無數糧船，阻塞住丹陽運河水路。自青年鋪直到靈口，水泄不通，什麼船隻都別想過。」王生道：「怎麼好！」船家道：「難道我們上前去看他擠不成？打從寬敞的孟河走他娘罷。」王生道：「孟河路怕有賊。」船家道：「拼得只是白天行船，有什麼問題？不然等到水路通暢，誰知道到哪一天？」因遂依了船家，走孟河路。果然是天青日白時節，出了孟河。方歡喜道：「好了，好了。若在內河裏，幾時能掙得出來？」

看看，糧食船隻太多，連河道都被堵塞了，可見農民自行運輸糧食有多艱難，顯然直接交納銅錢更有利於老百姓。

另外，兩稅法的納稅不再有統一標準，而是按照農民實際擁有土地的畝數和戶口交納。

這樣一來，缺地農民就不需要按照100畝標準納稅，負擔少了很多。

兩稅法維持了很多年，直到1581年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我們再看看一條鞭法！

上面說了，兩稅法是需要服勞役的，在很多朝代往往需要農民免費爲政府勞動一二個月。關鍵在於，勞役地點未必在農民的家鄉附近，古代交通又不發達，農民趕路時間往往長於勞役時間。

這樣一來，農民往往一年有二三個月不能在家勞動，對農戶的影響重大。

同時，除了農業稅、人口稅以外，兩稅法沒有杜絕各種苛捐雜稅。而這些苛捐雜稅，往往是正稅的好幾倍。

以《水滸傳》真實歷史來看，水泊梁山的人民造反，就是因爲納稅太高。

當時北宋政府爲了運送花崗石徵調了大量民夫服勞役，導致當地農村嚴重缺乏勞動力，農民生活艱難。更誇張的是，北宋政府在梁山地區對漁民徵收高昂的苛捐雜稅，無論是否捕魚都要交納稅收，漁民根本活不下去。最終就是，當地農民和漁民聯合造反，形成燎原之勢。

一條鞭法的本質，就是將徭役、田賦和雜稅合爲一體，一次性用白銀交納，不再要求交納實物。

一條鞭法不再要求農民服勞役，只要給錢就行，政府拿錢再去僱人做勞動力。而且勞役同田地掛鉤，田地多的就要多交勞役的白銀，田地少就少交，減輕了無地農民的負擔。

更重要的是，所有苛捐雜稅被統一繳納，也就杜絕了各種額外的稅收。

一條鞭法的本質，除了減輕農民負擔以外，更重要的是杜絕貪官污吏和地方豪強的舞弊行爲。

一條鞭法之前，大明的農民需要交納鉅額稅收，然而政府國庫卻收到不多，經常出現財政赤字。

這主要是貪官污吏聯合地方豪強營私舞弊，通過各種手段強迫人民多交稅，自己少交稅，同時通過徵收實物、運輸和勞役的各種漏洞敲詐勒索。最終就是，農民被折騰的很慘，政府卻沒有得到太多的實惠。

一條鞭法實行以後，政府按照人丁和田地納稅，這兩個數據是不容易隱瞞的。

通過只需要繳納白銀的方法，政府進行減少了稅收上的貪腐和舞弊行爲。

自然，一條鞭法也有缺點，就是不僅僅按照田地納稅，也需要按照人丁交納人頭稅。

清朝和民國進行稅制改革，然而都是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修補，本質上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一條鞭法直到近代100年內才被徹底廢除。

那麼，唐朝的租庸調法之前，中國農民怎麼納稅？

從西周開始，中國纔有真正意義上的賦稅，之前基本都是單純的納貢。

所謂的納貢，就是將各種實物作爲貢品交給統治者。如商代各個小國都需要向商朝國王納貢，但納貢的種類、數量沒有太多的限制。

周文王之所以從囚禁中脫困，是因爲周國進貢了美女和駿馬等稀罕的貢品，得到了商紂王的讚賞。

同樣道理，周國這些物品來自於下屬部落的進貢。小的部落進貢給大部落，再進貢給周國。

到了西周以後，中國封建制度慢慢形成，賦稅制度就出現了。

早期主要採用井田制，也就是農民不繳納具體稅收，而是通過在貴族、地主的公田無償勞動，公田的收穫就當作納稅。

井田制度的主要問題，同毛時代生產隊一樣，就是農民無償勞動的積極性不足。

農民種公田時出工不出力，導致畝產只是農民私田的幾分之一。

加上當時中國人口有限，農民通過開墾大量荒地可以得到自己的土地，根本不需要使用貴族、地主的土地。

於是，井田制度慢慢瓦解，轉而直接的納稅：最早的稅是公元前594年，春秋時間魯國的初稅畝。在實行“初稅畝”田賦制度之前，魯國施行按井田徵收田賦的制度，私田不向國家納稅，因此國家財政收入佔全部農業產量的比重不斷下降。魯國實行初稅畝，即履畝而稅，按田畝徵稅，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稅，稅率爲產量的10%。

到了戰國時期，各國都確定了賦稅制度。以秦國爲例，用商鞅兩次變法，承認土地私有和買賣，按土地多少徵收田賦，按人丁徵戶賦。土地稅和人頭稅並行的賦稅制度，從此貫穿了中國整個封建王朝。

到了秦漢時代，賦稅制度全面確定，根據土地的多少徵收糧食。

但秦代的賦稅標準很高，農民要繳納糧食產量的三分之二。

如果農民擁有大量土地且有耕牛，才能維持生活，少地或者無牛農民就難以生存，最終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秦朝之所以13年就滅亡，同賦稅過高有着直接的聯繫。

漢代的賦稅制度同秦代差不多，只是降低了稅率。劉邦時期，制定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田賦的稅率僅爲6.7%，大大低於秦朝，由此得到人民的擁護。

在整個漢代，老祖宗劉邦制定的稅率不能輕易改動。

僅僅東漢時，因戰爭需要纔將田賦改爲10%，等到北方統一後，徵收面積擴大，又改爲3%，創下了漢代最低稅率。

漢朝除了田賦以外，還有人頭稅：與秦代單純的數人頭收稅不同，漢代根據男女老少的勞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別，七至十四歲的兒童交口賦二十錢，十五歲至五十六歲的成年人交算賦一百二十錢，根據時局的不同而進行調整。

總體來說，兩漢的賦稅都比較少，人民生活壓力較低。

漢朝主要問題是土地兼併，地方和中央的豪強貴族實力太強，將國家大部分土地奪在手中，大量農民淪爲赤貧的庸僕、佃戶。

所以，在東漢和西漢末期遇到天災後，人民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全面反叛。

東漢末期天下大亂，人口損失巨大，加上地方豪強公然藏匿手下的農民，原有的賦稅制度已經崩潰，政府根本收不到稅。

以蜀國爲例，在建立國家的幾十年內，全國納稅民衆僅有90多萬，到蜀漢滅亡時全國人口只有108萬。

僅僅十多年後，晉朝統計蜀漢地區人口卻有400多萬。即便十多年和平時間人口會增長，也不能迅速增長4倍。可見，當年被豪強家族隱藏的蜀漢地區人口，至少有一二百萬人。這些人都不需要向蜀漢政府納稅，導致政府財力枯竭。

萬般無奈下，曹操等諸侯改變了稅制：公元204年，曹操廢除秦漢以來的田租、口賦制度，把長期戰亂造成的無主荒地分給流民耕種，在此基礎上推行田租、戶調製度。租即田賦，按畝徵收農作物，調即戶調，按戶徵收絹綿，合稱爲租調製。

按戶收稅減輕了家裏人口多但是勞動力不多的家庭的負擔，人民不用再四處逃亡、躲避查戶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戰亂連連，豪強貴族又趁機吞併土地，導致老百姓雪上加霜。

爲了緩解國家財政困境，各國君主又進行稅務改革：各國都相繼實行了新的田制和租調製，但最具創新性的當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均田制，首先，把耕田平均分給農民，男子四十畝，女子二十畝，不準買賣，奴婢也同樣擁有分地的權利。若是家裏有一頭耕牛，則可以得到三十畝田，最多不得超過四頭牛。這樣的分法，貴族和農民都能夠獲益，貴族擁有的奴婢和耕牛多，所以分到的土地自然也多。

每人擁有的土地數量是固定的，則可以按人頭收取土地稅，不必再將土地稅和人頭稅分開收，因此稅率也規定爲每畝收四升的定額稅制，改變了兩漢的比例稅制，官府省去了統計土地和評定收成質量的工作，直接按戶口本收稅，十分方便；農民遇上豐年增產了也不用多交稅，大大改善了生活水平。

之後，就是我們在文章最初說到的隋唐時代租庸調法了。

可見，中國古代的賦稅是不斷改革的，大體是進步的，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民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