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縣長和農民一起挑糞，毛主席爲啥堅持要幹部參加勞動？

毛主席爲啥堅持要幹部參加勞動？讓一縣之長扛着糞桶，和農民一起下地挑糞、開荒種地！這可不是作秀，而是毛主席親自倡導的“幹部要勞動”，僅憑這一招，就徹底砸碎了中國幾千年的“官老爺”思想，而他的這個發明，爲啥有這麼大的威力？

1940年，日軍對陝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掃蕩”，燒殺搶掠，破壞生產，與此同時，國民黨也對延安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斷了糧食、藥品、物資的所有來路，想把延安困死、餓死。

這段時間的困難對中共來說是一次“滅頂之災”，陝北本身就是貧困地區，再加上封鎖，百姓和幹部常常喫不飽飯、穿不暖衣，甚至連喫糠咽菜都成了奢望，民生凋敝到了極點。再加上邊區物資極度匱乏，糧食短缺、農具不足，生存都成了最大的問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再是口號，而是活下去的唯一出路。

除了外部的生存危機，延安內部還有隱性隱患。當時，大批愛國知識分子、進步青年紛紛湧入延安，投身革命，這些人有文化、有理想，但很多人從小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封建思想影響，骨子裏還帶着“讀書人種地是粗活”“幹部就該坐辦公室”的舊觀念。

有些幹部穿着軍裝，卻不願意碰農活，整天高談闊論、抱怨生活艱苦，甚至看不起種地的農民，慢慢脫離羣衆，要是放任不管，延安遲早會變成和舊時代一樣的“衙門”，滋生官僚主義、特權思想。

更鮮明的對比是，同期的國民黨軍官，沉迷享樂、欺壓百姓，把羣衆當成“耗材”，毛主席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他深知，必須徹底打破這種舊風氣，否則革命就會失去民心、走向失敗。

就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之下，毛主席率先提出“幹部要勞動”，帶頭打破封建“官本位”的鐵律。

於是在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全面展開，毛主席親自帶頭開荒種地，在楊家嶺的窯洞口開闢了一塊小菜園，種上蔬菜、玉米，從播種到收割，全程親自參與，從不搞特殊。

在他的帶動下，延安掀起了幹部勞動的熱潮，朱德總司令帶頭紡線，陳雲等中央領導帶頭收集肥料、挑大糞，陳雲還對那些嫌挑糞髒的幹部說：“大糞是香的，能培養出新鮮的蔬菜瓜果，不是會變成香的嗎？”（《率先垂範:大生產運動中的領導人》，人民網黨史頻道）。

而基層的縣長、區長，更是放下官架子，每天扛着糞桶、拿着鋤頭，和農民一起挑糞、耕地、收割，渾身沾滿泥土和汗水，沒有一點“官老爺”的樣子。

很多人不解，毛主席爲啥非要“死磕”幹部勞動？核心就是要破除中國幾千年的封建陋習，而幹部參加勞動，就是踐行羣衆路線最直接的方式。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中，毛主席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當然這場“幹部勞動”運動，帶來的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以359旅南泥灣開荒爲代表，幹部和戰士、羣衆一起開荒種地、紡線織布，短短几年時間，南泥灣就從荒山野嶺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359旅不僅實現了自給自足，還能向邊區政府交公糧，徹底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並且，幹部和羣衆同勞動、同生活，身上一樣的“汗臭味”“泥土味”，徹底打破了官民之間的隔閡，百姓再也不把幹部當成“高高在上的星宿”，而是當成“自己人”。

到了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進一步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幹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勞動，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他強調，這樣一來，黨和羣衆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爲減少（《談談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的羣衆路線思想》，共產黨員網）。

更關鍵的是，勞動培育了幹部的同理心，讓那些曾經“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幹部，親身體驗到農民種地的艱辛，再也不輕視體力勞動，制定政策時，也會多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避免“拍腦袋決策”。

而反觀同期的國民黨，幹部沉迷享樂、脫離羣衆，幹羣關係形同水火，這也成爲後來民心向背的關鍵分水嶺。

兩相比較毛主席倡導的“幹部要勞動”，從來都不是戰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重塑中華文明政治邏輯的偉大創舉，讓權力變得謙卑，讓幹部明白，權力不是特權，而是爲羣衆服務的責任。無論身處何種崗位，唯有腳踏實地、杜絕特權，才能贏得信任、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