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人們談到印度，總會感慨數千年的種姓制度禁錮了印度人的精神，成爲限制印度崛起的牢籠

然而實際上，類似種姓制度的歧視政策不僅在歷史上廣泛存在，在如今的世界，也絕非印度的“獨家特色”

今天的日本，雖然是一個遠超印度的富裕國度，然而在日本內部，類似種姓制度的等級歧視，卻未必比印度少到哪裏去

今天的故事，將會從日本的“婆羅門”與“賤民”入手，帶你見識一個，隱藏在寧靜下的、真實的日本社會

日式婆羅門

在講述沉重的日本賤民之前，先聊點輕鬆的話題——日式婆羅門，同印度類似，日本也有自己的“婆羅門”階級——華族，所謂的華族，就是日本舊貴族在明治維新之後，獲得的全新稱謂

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江戶時代，日本是一個等級極其森嚴，且各等級之間幾乎無法流動的社會，這種等級森嚴不僅體現在平民階層的“士農工商”上，更體現在日本統治階級那繁瑣的身份複雜上

江戶時代的日本貴族，不管是在幕府中做官理事的“公家”官僚，還是割據一方的“武家”大名，都被統一分配了一個所謂“家格”的等級標誌

最高的家格，是被允許出任“攝政”與“關白”這兩個日本頂級官職的“攝關”家，而最低的，則是來自富裕商人或是破產武士養子的“鄉士”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一個人擁有何種“家格”，意味着一個人最高能爬到何種階層，那些沒有家格的平民，永遠無法成爲統治階級的一員；而那些家格低下的人，即使才能出衆，也不可能出任超越家格的高級官僚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自己也認識到，這種等級制度是日本成爲“文明國家”的阻礙，因此對所謂的“家格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1871年，日本廢除過去的身份制度，除了高高在上的皇族與構成社會基礎的平民之外

所有擁有家格的舊貴族，一律劃分爲高一點的“華族”與低一點的“士族”，同時所有的日本人，也都獲得了過去貴族獨享的擁有姓氏的權力

然而作爲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明治維新本身就是日本貴族階級的內部鬥爭，因此所謂的“家格改革”，實際上只是一場表演

新的等級制度其實只是對貴族階級的壓縮，在將低級貴族劃分到與平民無異的士族行列，並用“四民平等”的說辭安撫他們之後

“華族”內部，又開始了按資排輩的老一套，1884年，日本通過了《華族令》，按照過去家格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的順序賦予華族爵位

而爲了展現所謂的民主進步，日本人還“慷慨地”賦予那些立有功勞的人晉升華族的權力

譬如出身貧農的伊藤博文，就因在日本現代化中立有大功，而在1907年被授予“公爵”爵位，躋身華族

不過所謂的出身貧農只是個障眼法，伊藤博文的父親是貧農不假，但是其本身擁有林姓，追根溯源，伊藤的林家屬於日本孝靈天皇的後代

實際上，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之前，日本政經高層幾乎是清一色的舊貴族後代，真正的平民雖然佔據日本人口大頭，但是想躋身所謂的“新日本”高層，依然難如登天

二戰結束之後，全面接管日本的美國人，對於這種虛僞的“民主”忍無可忍，於是便捏着日本人的頭逼迫其通過新憲法，全面廢除了華族與爵位制度

然而等級制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雖然明面上取消了華族，但是過去的日本貴族們不僅早就與社會地位綁定，其在戰前擁有的大多數資產，也並未被美國人全部沒收

不僅如此，隨着美國人的離開，日本華族勢力重新抬頭，他們通過內部聯姻與收養，構建了龐大的聯繫網，壟斷了日本政商兩界

同時對外也毫不避諱，如今華族後裔們不僅建設專門的網站，供人查閱一個擁有華族姓氏的人是否真的出身高貴，而且復興了前“華族會館”、霞會館，用於日本華族之間的內部交流

日本“賤民”

不過舊華族在日本大張旗鼓，卻不被抵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華族雖然地位超然，但是並不拒絕同平民之間的交流

與追求血統純淨以至於面臨絕種的印度婆羅門相比，日本華族。還多多少少有一些開放性

然而同可以公開討論的日本“婆羅門”們相比，日式“種姓制”真正的陰暗面，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敢在臺面上討論的賤民制度，這一羣體，就是如今也飽受歧視的“部落民”

在江戶時代，有兩類人羣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一類是流浪漢、破產者以及罪犯組成的羣體，在江戶時代，他們被稱爲“非人”

而另一類，則是從事那些所謂的不乾淨的工作的人，這羣人被稱爲“穢多”,居無定所的“非人”很好理解

並且因爲過於貧窮，這些人多半也無法留下什麼後代，然而“穢多”，就不是可以輕描淡寫的話題了

作爲一個受宗教影響頗深的國家，日本的“穢多”，並非指掏糞工與妓女這類職業，而是那些同“生死”打交道的職業

具體來講，就是處理動物血肉的屠戶與處理動物皮毛的製革工，因爲會同血液打交道，他們在日本傳統觀念中，被認爲是不乾淨的

因此當時的日本貴族們，順理成章地用“穢多”作爲這些人的“種姓”標識，還勒令他們只能在城市中的某些區域居住，並且“穢多”的後代，也只能從事“穢多”的職業，永世不得翻身

雖然看上去十分壓抑，但是“穢多”多少算是有個謀生的技能，加上人數過少，不足以改變社會制度

因此在江戶時代，“穢多”們作爲城市賤民，姑且算是安生本分地生活在城市邊緣地帶

然而到了明治維新以後，隨着人口流動性的加大，如何處理這些從血統上講與普通日本人無異的“穢多”，成了當時日本政府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在長達數百年的圈禁政策之後，“穢多”們早就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區域，如果說判斷一個人是否是華族，看姓氏即可

那麼判斷一個日本人是否是“穢多”，要看的就是他祖上生活在哪裏，對於明治政府而言

在當初最好的做法，當然是徹底摧毀“穢多”的聚居區，並把他們疏散到全國各地，因爲血統上來講“穢多”依然是日本人，只需要幾代人，對“穢多”的歧視基本上就會消失殆盡

然而萬惡之源的日本貴族們在塑造了平民對“穢多”根深蒂固的歧視之後，並不想自找麻煩，從根源上剷除對“穢多”的歧視

同時“穢多”的移民計劃，也需要極其龐大的金錢，因此明治政府除了表示過去的“穢多”如今已經是平民的一部分、不會再受到限制以外，沒有采取任何手段消除普通人對“穢多”的偏見

“穢多”在明治維新之後唯一的改變，是取消了“穢多”這個明顯帶有歧視性的稱謂，而用所謂的“部落民”去稱呼他們

但這些人既不是大山深處的村民，也不是北海道或者沖繩的“外族”，而是世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日本人

政府的一刀切，在最後反而起到了反效果，那些日本城市平民，一直以來對“部落民”都充滿歧視；那些從鄉下進入城市的日本新市民，通過歧視“部落民”，也能快速獲得老市民的認可

對“部落民”的歧視團結了日本新老市民，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城市化過程當中的衝突，日本統治階級對於這種狀況樂見其成

只要市民們把怨氣都灑向“部落民”，便會減少對統治階級的怨氣，因此每當“部落民”忍受不了新老市民的歧視的時候

日本上層除了表面上勸勸架之外，從未考慮從根本上改變部落民的處境

譬如在1870年之後，日本關西地區的市民爲了避免同改頭換面的部落民打交道，私底下編纂部落民住址與姓氏的小冊子並互相傳閱

可是這種人盡皆知的祕密，直到1968年，才被日本政府首次公開報道並加以管制

不僅平民不想同部落民打交道，依附於市民階級的日本公司也有樣學樣，他們在私底下購買記載部落民姓氏與出身的小冊子，一旦發現面試人員是部落出身，又會找各種理由不予錄用

因爲整個日本社會對部落民的隱性歧視，如今部落出身的日本男女若不是移民海外，在本國只能從事一些與黑社會有關的行業

也正因爲如此，規模大約只有日本人口2%的部落民，居然佔據了日本黑道的半壁江山

尾聲

而日本在隱形的“種姓制度”背後，爲何還能維持社會穩定與發達？根源就在於，華族保證了日本統治階級的超然地位，而“部落民”的存在，又讓平民有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感覺

只要“部落民”不消失，那麼日本平民就永遠不認爲自己是社會最低的一環，而部落民因人口少，在日本也掀不起什麼風浪

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對貴族與賤民的存在心知肚明，一旦談到這個話題，大多數年輕人也會笑着說都是往事，不存在等級制度

然而一旦到了職業錄用與婚姻嫁娶的領域，幾乎所有日本人，又會對華族趨炎附勢之餘，對“部落民”敬而遠之

日本上層社會何時會向日本平民開放，對部落民的歧視何時會徹底消除？或許即使到印度真的拋棄種姓制的那天，根植於日本人內心的等級制度，也不會徹底消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