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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120年間，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開始，西學東漸，中國的全球化進程持續推進。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中最爲精英的學術羣體——院士羣體，卻呈現出一種清晰可辨的學術本土化趨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寧波諾丁漢大學的黃加南和劉宏與寧波諾丁漢大學的曹聰近期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人類行爲》（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發表了一項新研究。該研究發現：在1905年至2023年的近120年間，中國院士羣體中具有留學歸國背景的成員比例持續下降。不僅如此，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來自東部發達地區且擁有海外教育經歷的學者比例也在逐步降低；與此同時，來自中國西部地區的學術精英，以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籍院士比例則呈上升趨勢。

01 院士日漸本土化

長期以來，中國國立最高學術機構一直被視爲學術發展與科學聲望的晴雨表。本次研究即以1905年至2023年間這些中國學術精英爲主要研究對象。研究者收集了3,543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外籍院士等的個人履歷，並輔以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晚清翰林院改制後清廷所授“洋翰林”的歷史檔案，用以進行長時段對比分析。

在縱向上，文章不僅彙集了兩院院士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的履歷信息，還納入了民國與晚清國家學術機構成員的歷史檔案；研究橫跨晚清、民國與當代三個歷史階段，以詳實的數據勾連起中國近現代以來科學精英羣體與其時代背景的演變脈絡。在橫向上，研究不僅涵蓋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裔學者，亦覆蓋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學者。鑑於中國兩院的多數外籍院士長期居於國外，本研究從比較、流動與學術交互的視角，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見解。

這是一項跨學科合作研究，深入剖析了中國學術界在人才構成上的本土化與包容性發展趨勢。對此，《自然·人類行爲》（Nature Human Behaviour）期刊編輯指出，作者“測度120年來的學術交互，發現了海外受教育學者比例下降的證據”。

該項研究指出：

“儘管全球化持續推進，具有海外最高教育背景的學術精英比例卻在下降。與此同時，來自中國西部地區的學術精英以及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方’）的外籍院士的比例則逐漸提高。此外，部分海歸學術精英在回國後出現了科研產出下滑的情況。這些趨勢反映出學本地化的轉向，並對中國人才戰略中的唯賢是舉、學術流動以及可持續性提出了挑戰。”

具體到本土化與在地化方面，研究進一步指出：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晰可辨的學術本土化趨勢，即便在中國愈發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背景下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精英學者主要由出生於沿海地區、並擁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學者構成。隨着中國在學術領域的愈加本土化，院士羣體中留學歸國成員的比例正呈下降趨勢。中國與西方的脫鉤或將進一步推動中國科學的內向轉向。這一趨勢很可能在長期持續，尤其是在美國對中國學生和學者（特別是 STEM 領域）實施嚴格簽證政策的情況下。”

作者進一步指出，儘管過去120年間中國與世界的學術交流在全球化進程中曲折前行，但中國學術精英中從海外獲得最高學位的“海歸”比例整體呈下降趨勢。尤其在當代，畢業於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麻省理工等英美頂尖高校的學者比例明顯下滑，而畢業於本土院校的學者比例則整體上升（見圖1）。在外籍院士方面，來自歐美國家的學者比例亦有所降低（見圖2）。

圖1：中國學術精英最高教育背景。Fig. |The Highest Education Received by Regular Members of Chinese Academies. a. 5-year average by birth year. b. 5-cohort average by year of election. CN: China; JP: Japan; US: United States; UK: United Kingdom; EU: Continental Europe excluding RU; RU: USSR or Russia;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Elites: Percentage of academic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s from Harvard, Yale, Princeton, Stanford, MIT, Caltech (HYPSMC), Oxford, Cambridge (Oxbridge) universities. c. Network. Point size and line weight indicate the number of academics.

圖2：中國兩院外籍院士地理分佈。Fi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of CAS & CAE Foreign Members. a. Network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before 2010 (HHI = 0.368). b. Networks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after 2010 (HHI = 0.229). c.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clustered by citizenship country. d–g. Average (d) citation, (e) H-index, (f) normalized citation, and (g) normalized H-index (field normalization by percentile ranks)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2018–2022) by citizenship region. Developing n = 8; Developed n = 83. Error bars ar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academics. P-value: tests are two-tailed. *** p < 0.01, ** p < 0.05, * p < 0.1.

02 西部院士正在增加

除了院士羣體的本土化趨勢之外，該項研究的數據還揭示了另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來自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院士比例正在穩步上升。

論文中提到：

“來自代表性不足地區——即中國西部地區和全球南方——的學者在中國精英學者羣體中的代表性不斷上升。換言之，中國國家學院的包容性政策使院士來源地在地理分佈上的不平等相對降低乃至消失。院士遴選中的一項核心原則是防止形成‘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總體而言，這些努力相互關聯並彼此強化，促成了對學術發展失衡的一種溫和但複雜的修正，並凸顯出院士制度在知識積累和推動知識趕超及創新之外的制度功能。”

作者還指出，來自胡煥庸線（即黑河—騰衝線）以西的院士潛在候選人（見下圖）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籍院士潛在候選人，正日益獲得充分關注。這一趨勢在文獻計量學數據與現行院士選舉辦法中均得到印證。此類傾斜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發達地區與國家的學者羣體在選任過程中形成“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也成爲當前院士制度在包容性與區域均衡性方面的重要體現。

圖3：中國學術精英隸屬機構分佈。Fig. 3|Chinese Academies’ Regular Members by Places of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 a. 3-cohort average by affiliate location.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b. Birth–affiliation mobility, cumulated over 1999–2022. Provinces are coloured as affiliation contributors (deep; affiliation/birth ratio ≥ 1) and minor (< 1)/major (< 0.5) birth sources (light). Line weights exhibit the intensity of province-level mobility (only those > 1 are exhibited). c–d. Average (c) H-index and (d) normalized H-index (field normalization by percentile ranks; See Methods: Data Process) of members elect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2018–2022) by affiliated location (divided by the Hu Huanyong Line). West China n = 31; East China n = 198. Error bars ar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academics. P-value: tests are two-tailed.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正如論文作者所言：“通過利用原始數據生成的長時段圖景，這項研究進一步與關於中國科學精英、技術創新以及學術發展領域的不斷增長的相關研究對話”。

在實踐層面，回顧過去120年間中國院士羣體構成的結構性演變，該研究將“有望爲人才管理、科研獎勵體系以及知識創新規劃等政策制定與決策提供有益的啓示。這些啓示不僅適用於作爲全球新興科技強國的中國，亦具有更廣泛的國際參考價值。前瞻性的反思也將揭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學術交流與科學家流動背後新的結構性維度。”

正如一位審稿人所指出的：“鑑於部分既有研究只強調對精英人才的需求，卻忽視了人才流動的過程，本研究的發現與學術發展、科技政策等方面的論證休慼相關。”

而另一位審稿人則稱該研究的發現“有趣”且“極具吸引力”，因爲“文章重點關注院士的地理來源，對其出生地及受教育國家和省份進行了系統整理。分析結果突出了若干有趣的現象……中國科學發展的主題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並且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並強調與研究結果相關的文化與歷史因素，讓我相信這些分析與發現對普通讀者也會有相當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