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選舉：如何保障學術公正，迴歸純粹的榮譽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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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當選的 144 位院士名單公佈後，圍繞院士選舉的評審方式與學術判斷的爭議再度浮現。院士稱號作爲科技領域的最高榮譽，其評選過程的公正性、結果的權威性，不僅關乎學術榮譽，更深刻影響着科研生態的健康發展與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跳出具體爭議本身，我們如果從評審機制、歷史借鑑、價值導向等角度進行反思，或許能爲院士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具建設性的視角。
我國兩院院士評選幾經改革形成目前的流程，通常先經過提名推薦，再進入通信評審階段——這一階段常被業內戲稱爲“大衆點評”，由相關領域的同行專家對候選人材料進行匿名打分和意見反饋，形成初步篩選結果。隨後進入學部評審，通過會議討論、候選人答辯（工程院有此環節）等方式進一步考察學術成就與貢獻，最終以全體院士大會投票確定當選名單。爲了規範秩序，近年來還引入了“靜默期”和“八不準”等紀律要求，明確禁止說情拉票、利益輸送等行爲。這些程序設計初衷是維護公平，但在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是評委構成與討論深度的問題。現代科學分工高度細化，即便是同一學科內，不同研究方向的差異也可能很大。當前“大衆點評”階段的評委庫雖然覆蓋面廣，但真正能深入理解特定研究價值的“小同行”比例其實極低，並且評審的時間2-3天，很多專家都是關在房間裏面獨立評審，其實判斷不了大多數候選人的真實學術水平和學術貢獻，導致候選人一些高度專業的成果難以得到精準評價。這種做法雖提高了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卻可能讓“成果”數量很多但其實缺乏原創性突破的候選人矇混過關。更關鍵的是，過去學部評審中那種逐一深入討論、反覆質詢被放大鏡反覆觀察的環節已經被簡化甚至取消了，更多依賴書面材料和投票表決。院士的選舉權被限制了，可是“姿勢全對、其實不會”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可能就“脫穎而出”，但是誰會負責任呢？當科技界和公衆質疑候選人或者新當選院士時，相應的推薦院士應該有責任對其科學貢獻作出解釋，這樣也會讓院士推薦候選人時充分了解其真才實學並謹慎推薦。可能“大衆點評”環節的專家們也應該在事後向社會公佈，這樣讓他們謹慎行使自己的投票權。說句題外話，科學史反覆證明，真正的創新往往最初只被少數人理解——相對論提出時支持者寥寥，孟德爾提出的遺傳定律“沉睡”35年才被學術界重新“發現”。如果僅以當時的票數衡量，這些改變人類認知的成果或許會被埋沒。
其次是程序與實質的平衡問題。表面上看，“嚴格保密”“靜默期”似乎杜絕了私下說情，有助於營造公正環境，但如果因此削弱了必要的專業交流，就可能適得其反。學術評價的複雜性決定了僅靠書面材料難以全面把握研究質量，需要通過同行間的深入討論、質疑與答辯，才能剝離包裝、看清實質。另一方面，絕對的保密可能是很難做到的，對於守規矩的老實人可能來說就很喫虧，因爲總有些人能夠想方設法拿到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國外一些成熟做法值得借鑑：法國法蘭西科學院在固定名額的前提下，強調小同行之間的充分交流和公開辯論；美國國家科學院對爭議較大的候選人會啓動專項調查，而不是簡單以票取人；德國利奧波第國家科學院則堅持榮譽與利益脫鉤，鼓勵評審中的公開質疑。這些機制的共同點，是把精準判斷學術貢獻放在首位，而不是依賴行政化的一刀切管理。
針對巨大的科學爭議，歷史上的一些案例也提供了有益參照。美國曾發生著名的“巴爾的摩事件”，面對研究數據爭議，相關機構成立獨立委員會，經過多年細緻覈查，最終釐清事實，既維護了學術誠信，又避免了草率結論。反觀日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舊石器考古學術造假風波，因機構初期迴避問題、拖延調查，最終導致信任危機蔓延，損害了科研生態，當然，若干年後還是全面調查，當事人學術生涯徹底終結。這些例子說明，學術爭議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和科學公正的處理機制。
爲什麼有些人甚至很多人不惜一切手段去追逐院士稱號？這本應是對學術貢獻的純粹認可，是一種“榮譽稱號”，就像“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一樣。但現實中，院士稱號與大量顯性和隱性利益深度綁定。從地方政府的高額獎勵、醫療住房保障，到科研項目評審話語權、高校資源傾斜，甚至企業IPO的市場溢價，院士頭銜的“含金量”早已超越榮譽本身。這種利益捆綁不可避免地催生功利化追逐，讓一些科研人員把精力轉向人脈經營而非學術創新，也讓高校和科研機構爲爭奪“院士指標”不惜開出天價待遇。相比之下，許多發達國家的科學院更注重榮譽的純粹性，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主要職責是爲科技政策提供諮詢，並無制度性特權；德國科學院則明確院士不享受特殊物質待遇，僅保留學術發言權。榮譽與利益的脫鉤，反而讓評選更聚焦於學術本身。還是要呼籲“讓科學回歸科學”！
院士制度的底線，關乎整個科研生態的健康與國家科技的長遠發展。院士羣體的質量直接影響我國在覈心技術領域的創新能力，他們的學術操守和價值取向也深刻影響青年科研人員。如果評選過程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真正踏實鑽研、勇於創新的科研人員就會寒心；如果榮譽可以通過非學術手段獲得，就會形成“重關係輕學術”的不良導向。近年來，我國在院士制度改革上不斷探索，如嚴格增選紀律、完善迴避制度等，但要真正守住院士制度的底線，還需要在幾個方面持續發力：優化評委結構，提升小同行比例；着力強化學部評審中的深度討論與答辯環節；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後爭議處理的公開聽證與調查機制；逐步剝離與院士頭銜掛鉤的特殊利益，讓榮譽迴歸學術本質。
最後，對於科技界出現的重大分歧或廣泛爭議，我們應當抱持一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科學的進步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重大創新往往伴隨着激烈爭論。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勇氣直面問題，是否有機制保障充分討論和公正裁決。只有如此，才能既維護學術的嚴肅性，又爲科技創新留下足夠的空間。當院士評選真正迴歸學術本質，當榮譽與利益徹底脫鉤，當評審機制能精準識別真正的科研貢獻，院士羣體才能真正成爲科研生態的“壓艙石”，爲國家科技事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這不僅是對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尊重，更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必然要求。
本文作者系高校教授，長期觀察院士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