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魯白在知識分子十週年論壇“科學人才與中國科學的崛起”上發表講話。

導讀

在《知識分子》創立十週年之際，創始總編輯、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教授魯白以《科學人才的引進、培養和支持》爲題發表演講。

他回望了過去十年中國科研文化與環境的變化，思考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在重塑屬於自己的科學精神。

在演講中，魯白深入探討了科研人才的成長環境、科學評價體系的侷限，以及原創研究賴以生長的文化土壤。他提出，應建設一個以人爲本、鼓勵探索、長期耐心支持的科研生態——讓科學家能夠在信任、自由、寬鬆而又富有進取精神的氛圍中，專注於真正重要的科學問題。

這是一份關於科學理想與制度現實的冷靜思考，也是一份面向未來的真誠提案。十年之後，我們仍然應當追問：“什麼樣的科研文化，才能孕育出第一流的科學？”

撰文 | 魯白

今天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十週年生日。在生日這一天，一方面我們會回顧過去，我們做了些什麼，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展望未來，思考下一個十年要做什麼。

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科學和人才已經成爲推動國家發展的關鍵環節。因此，我想聊聊科學人才的成長環境、科學研究的評價體系和科研文化的發展方向，以及創新模式，也想談一下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讓科學成爲一種生活方式

首先，我們還是回顧一下十年前我和饒毅、謝宇一起創立“知識分子”的初衷。在創刊伊始，我們各自嘗試爲“知識分子”做一個畫像，有趣的是，我們三個人給出的畫像不盡相同，但加起來，恰好就是“知識分子”今天想要說的話和想要乾的事。

饒毅當時說，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因爲每個人都有發揮智力、獲得知識、運用理性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我當時認爲，知識分子應當具備批判性思維、前瞻性視野和社會責任感，敢說話，敢說真話，誠信爲人，追求真理；謝宇則認爲，知識分子應該是具有自己獨立的想法，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他們具有啓蒙意識，尊重不同的意見，關心人類知識和普適文化的價值。

今天，我們把“知識分子”的火炬交給了新一代總編，繼續探索未來十年的價值。十年前，我們爲“知識分子”設定了定位：成爲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傳播平臺。我想我們大致是做到了吧。

我們報道科學事件、人物，但是最重要的是傳播科學思想。我們的定位是發展新時代的科學文化，改善科研評價的體制，推動科學和教育體制機制的改革，甚至要做一些科學政策方面的諮詢和建議。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明確，我們不是一個簡單的科普平臺，而是要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

我們的定位是什麼、我們的受衆是誰？這些受衆爲什麼需要我們“知識分子”這樣一個平臺？關於這些問題，我說過兩句話。

第一句話，讓科學成爲一種生活方式。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有那麼一個羣體，而且這個羣體正變得越來越大。他們也許並不直接從事科學研究，但他們正逐漸把科學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有人把足球當作生活方式一樣。

第二句話，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大家都聽說過”80-20 rule”，就是世間20%的人幹了80%事，影響了80%的人。因此，我們並不追求要有很高的點擊量，而是要牢牢地抓住這20%的有影響力的人。“知識分子”應該爲這一批人提供深入的科學內容，有門檻也有洞察力的科學分析，對行業和產業發展有洞察力的批評/思考/爭論。通過他們的行動和影響力，來推動中國社會改革和中國科學生態的進步。

魯白髮表演講。圖源：智識學研社

什麼樣的科學纔是第一流的？

在“知識分子”邁入下一個十年之際，我們必須深刻思考當前科學體制中的一系列問題。

坦率地說，這些問題依然嚴峻，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科研評價體系（KPI）。正如林建華老師提到的，大學到底應該成爲什麼樣的機構？現在我們過分強調影響因子和頭銜，評估方式短平快、急功近利，這反過來影響了我們做出真正偉大的科學工作，培養偉大的科學家。

我們首先要明確：什麼樣的科學研究纔是第一流的？很多科學家在拼命地“幹科學”，但他們並不完全明白什麼是最好的科學。

我們所說的最好的科學，應該是全球首創的，是解決重大科學問題的，是打破傳統理論體系、提出新概念、新理論、新方法的，是擁有顛覆性技術、開創新領域的。

但是我們今天的現狀是什麼樣呢？是大家都在追求CNS（Cell, Nature, Science）文章。這裏有幾種普遍的類型。一種我稱爲“資源堆積型”。一篇文章可能砸進去上千萬，最後也許發到了CNS，但真正解決了多少問題，其實不好說。另外一種類型叫”熱點追蹤型”，一個科學熱點來了，馬上放下自己最擅長最熱愛的研究，轉向熱點。還有一種叫“Me too/Me Better”型，就是別人發表一個原創研究後，總是快速跟進，也許有一些小的改善（incremental improvement）,但不是原創。這些類型的文章我們看得非常多。

如何改變這個現狀？抽象地講，就是要改變整個科研生態，這個生態要注重源頭創新，獨特的視角或方法論，重要的科學問題，顛覆性的概念突破和技術創新，這就需要包容、競爭、合作、交叉等一系列要素。

具體怎麼做？帶着這個問題，我在過去幾年中走訪了很多科學聖地，其中第一個例子是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出了28個諾貝爾獎，而且也是分子生物學的誕生地，大師輩出，羣星璀璨。

訪問期間，我還重溫了那本關於分子生物學的名作《創世紀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兩個年輕人，一個是研究生（克里克），一個是博士後（沃森），兩個人發現了DNA 雙螺旋（double helix）結構，開啓了現代生物學。

原創的研究靠什麼？它靠的是很多的想象力、推理，靠的是對科學的激情和熱愛，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它也靠獨立思考，好問問題，問好問題（Good Questions），並克服一切困難去解決它。當然，這還需要一種文化氛圍，這種氛圍要能夠包容質疑、鼓勵爭論、不畏權威。需要我們的科學家追求真正的科學發現，而不是發現之後帶來的名譽，地位，利益（跟多的經費，帽子等）。

沃森、克里克都沒有做導師給他們的課題，他們兩人自己去搞了這樣一個課題：DNA的分子結構。結果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揭示的生命體遺傳複製的奧祕。很快他們兩個人得了諾貝爾生物醫學獎，而他們的導師則因爲別的發現也在同一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成爲分子生物學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原創科學要靠追求的“非利益性”。這在當下的中國尤其難做到。他們不是爲了追求名利，而是真正出於對科學真理的追求。

我們要有科學氛圍，要進取，要開放探索，原創研究有一句話叫“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定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目的是要解決重大問題，爲了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具備冒險精神、開創精神、學術批判的氛圍，並且允許犯錯誤、鼓勵多學科交叉。

另外一個例子是日本基礎科學的崛起，日本在2001年提出“50+30”計劃，即在50年內培養3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今年，日本又新增2位諾貝爾獎得主。不到一半的時間，日本已經出了25位諾貝爾獎得主了！

我在2023年疫情後曾經特意去日本，與楊培東老師一起帶着一些企業家，投資人，專門走訪了一些當時尚未獲得諾貝爾獎，但我們認爲很有可能得獎的科學家，考察他們的科研生態環境有什麼不同。當時我們問京都大學校長，他們是如何培養出如此多的諾貝爾獎得主的，他的回答是，“不干預就行了”。反思中國，我們的行政干預還是太多了。

以國家腦計劃爲例，中國和日本都在做。但日本的模式是，政府說“我要做”，但至於“做什麼”和“怎麼做”，則完全留給科學家自己去討論、去爭論。

多年前我專門做了一些研究，寫了一篇文章《日本科技的崛起原因的探討》，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略科學家參與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經費、資源的分配等重大決策的話題。第二個是對基礎研究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支持。另外，在外智的吸引方面他們（日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保障。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文化問題，就是日本人的認真，以及科研誠信，可能比今天的中國要做得好。

當然，如果要讓戰略科學家參與資源分配和政策制定，對科學家自身的要求要很高。戰略科學家要能把握科學最前沿、有國際威望和戰略眼光、有公心、公信力、敢負責任。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自私”。很多科學家做不到這一點，可能首先會考慮把資源給自己、給自己的院系、再給自己的學校，這就倒過來了。真正要做到這一點，科學家必須具備全局觀念。

第三個例子是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在生物醫學領域，這應該是目前最好的做基礎研究的機構了。它是一個非實體的基金會組織，目前支持着分佈在美國各個大學研究所的約260位美國頂尖的、最具競爭力的科學家。HHMI的特點是長期穩定支持，目前做到了“7+3”模式——連續支持7年，如果評估不通過，也給予3年過渡期，早期是“5+2”，核心是“選人不選項目”。

在多年的實踐中，他們總結出了一套做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Deletion test”，就是把一位科學家過去五年的工作，發表的文章全部刪掉，看他對這個科學領域到底有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如果沒有，對不起，就不選拔或繼續支持。

支持原創科學，我們做了什麼？

基於上述這些思考，我們去年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新型研發機構，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這是一個民非（民辦非企業單位）組織，，是一個公益性組織，但擁有相當自主和獨立的運營機制。我們想嘗試一種不同的模式，對標HHMI，長期穩定地支持一些高風險、高價值的科研。

我們引進或挖掘國際一流的人才，對他們的要求不是發了什麼文章，而是做出重大的、世界一流的工作。爲適應這個目標，我們建立了一套符合科學規律的管理制度，並努力營造追求原創、勇攀高峯的文化氛圍。

尚思的“尚”字，構成了我們的Logo。“尚”字下面一個“0”，上面一個“1”，這代表我們追求從0到1的原創。中間的交叉可以看作DNA的雙螺旋，也代表了科學學科的交叉。其中的一條臂，我們特意選擇了GFP（綠色熒光蛋白）發光的顏色（509nm），它的發現也是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工作，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我們最看重的一點，是崇尚思考、崇尚思維。

尚思研究院的願景是支持頂尖科學家做原創基礎研究，助力上海成爲世界最好的科學發源地之一。我們的定位就是對標HHMI，用新的模式開展前沿性、開創性、突破性和顛覆性的基礎科學研究。

我們的任務不僅是招聘人才，而是通過支持、引進、培養的機制，推動原創性、顛覆性的科學發現。同時，我們也想通過我們的支持方式，推動各個院所的體制機制改革，並帶動形成新的科學文化。

爲了構建這個生態，我們設立了四個學者系列：對標HHMI研究員的最一流科學家的“尚思學者”，引進具有領導力的頂尖資深人才的“尚思資深學者”，支持45歲以下具有傑出發展潛力的青年科學家的“尚思探索學者”，以及支持跨學科合作的“尚思合作學者”。

我先講一下探索學者。探索學者的定位是在存量中選拔，即在上海市範圍內遴選人才。目前主要集中在生物醫學領域，今年開始拓展到化學和交叉學科。我們面向全上海選拔 45 歲以下、具有潛力成長爲“尚思學者”的青年科學家。給予的資助週期並不長，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幫助他們逐漸達到成爲尚思學者的水準。

我們的做法與目前常見的機制也有所不同：我們不搞單位推薦，，也不搞個人申報，而是通過我們自己的科學官團隊做獨立判斷和遴選。

另一個類別是“尚思資深學者”，這個想法是受施一公教授在西湖大學的一些做法啓發提出來的。雖然我國引進人才的工作已經開展很多年，但真正引進海外資深學者的力度仍不夠，復旦、交大、中科院系統引進美國正教授以上學者的數量都相當有限，北大、清華也並不算多。而這些長期在海外優秀科研機構工作過的資深科學家，不僅學術積累深，影響力大，而且對好的研究教育管理體制，科研文化的建設也有切身的體會和經驗。會在一定的範圍內影響科研生態。我們看到，西湖大學在短短几年裏，僅生命科學領域就引進了 35 位資深華人學者，使其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我們推動資深學者項目，是希望他們承擔起學科建設的角色。依靠這些資深科學家，構建起代表未來的重要的學科方向，引進或選拔年輕學者。我們通過支持資深學者來建好一個新的學科，再把新的人才帶進來。

我們推崇的是什麼樣的科學呢？希望我們的學者，真正能夠做到4個“性”：前沿性、開拓性、突破性、顛覆性。

所謂前沿性，就是能否在自己的領域做到最前列。開拓性，是指能不能開闢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打開一片新的疆土。突破性，看是否能解決重大的理論問題或應用問題，研究的成果能不能寫進教科書。顛覆性，則是指能否產生一種具有普適性的技術，或者提出顛覆性的理論成果。我們希望科學家都能朝這四個方向努力。至於評估的標準，其實就是這四條本身。

最後，我想講講我們在做這些嘗試之後，希望在哪些方面帶來改變。現有的機制其實很難改變，我們在外部設立了“尚思學者”這樣的體系，本質上是想推動大學內部的改革。現在大學普遍面臨資金緊張的問題，政府往往是最主要甚至唯一的資金來源。另外一個問題是平均主義，對優秀青年學者的差異化支持明顯不夠。

通過引進資深學者，可以改變這種局面。圍繞這些資深學者，由他們來引進人才，建設新的學科和院系，推動所在領域的發展。我們希望學校會圍繞他們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機制。

下一步我們希望進一步擴展。剛纔講的是做增量。一個資深學者來了，再圍繞他引進新人。現在我們還想推動的，是“尚思中心”。尚思中心不僅做增量，也做存量。

這一點我們向北大、清華的生命科學中心學習得比較多。他們的做法是，由國際專家委員會對現有的PI進行評估，從中挑出表現最好的，給予更大的支持，包括研究生名額、空間和研究經費，支持三年。三年後再由同一個科學顧問委員會評估，做得不好，支持就取消。通過這種方式，可能可以撼動原有體制機制里長期固化的問題。

舉例來說嗎，我們已經和交大醫學院合作，建立了一個“尚思—交大視覺神經科學中心”，可以在交大範圍內選拔人才，提升支持力度，希望通過更高標準和國際化的評估機制，帶動整體水平的提升。

以上就是我們目前一些還比較粗淺的努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