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Pixabay

導讀

本文旨在探討戰後美國科技政策的綱領性文獻——《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以下簡稱《前沿》）的緣起。這是筆者就江曉原教授關於美國科學政策系列文章中的相關敘事所撰寫的第二篇文字。上一篇發表在2025年11月1日的《知識分子》公衆號，標題爲 “《科學：無止境的前沿》與美國科學基金會成立前後的是是非非”（以下簡稱《是是非非》）。

作者 | 李寧(美國東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系)

爲什麼說《前沿》是戰後美國科技政策的綱領性文獻？

如果要挑選一部對美國戰後科技政策影響最爲深遠的著作，那麼大多數從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學者都會同意，它一定是範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提交美國總統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以下簡稱《前沿》）這份報告。該報告最初由國家印書局出版發行，後被數次重印，並被譯成其它文字出版，中文譯本就不止一種。

前沿英文版

前沿中文版和日文版

說到《前沿》的歷史地位，很多人會立刻聯想到它倡導成立一個聯邦機構（即後來成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以支持基礎研究，它還爲未來的NSF設計了組織架構和資助方式。不過，由於立法延宕，1950年成立的NSF並未完全實現《前沿》中勾畫的組織設想。事實上，《前沿》作爲綱領性文獻的定位，更基於其蘊含的深刻而天才的思想。《前沿》論述了基礎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的線性模式，強調了基礎研究對國防、人民健康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意義。《前沿》全面闡述了政府與科學之間的關係，主張政府有資助基礎研究的義務，但沒有控制科學的權力，基礎科學的繁榮來源於科學家的自由探討。它還突出了教育和人才對科學研究的重大意義。

《前沿》出版80年來，學者們對其所蘊含的基本思想的論證、闡釋、引申和挑戰從未中斷，而這些正是一部文獻之所以稱爲綱領或者經典的主要特徵。在中國享有盛名的巴斯德象限的提出者Donald Stokes教授把《前沿》稱爲聖典。上世紀90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衆多科技政策著名學者參與的紀念《前沿》出版50週年研討會。會議錄的引言部分把《前沿》稱爲美國科學政策的聖經。《美國科學家》（American Scientist）雜誌在1999年第6期發表的“影響20世紀科學的100本書”一文，分門別類地列出了上個世紀對科學產生重大影響的專業典籍、科普作品、科學家傳記、科學史著作等，《前沿》是唯一上榜的科技政策類書籍。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曾評價道：“範內瓦·布什是一位傳奇科學家，他幫助美國在20世紀奠定了世界科技霸主的地位，他寫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不僅是其科技思想的集中體現，而且是一份真正意義上得到執行的藍圖規劃。” 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史家Angela Creager教授說：“範內瓦·布什的《科學：無盡的前沿》仍是理解美國人如何看待基礎研究，爲何願意爲其出資，以及期望得到何種收益的準繩。”

由於《前沿》的重要歷史地位，關於這份報告的緣起，一直是研究科技政策史的專家學者們感興趣的話題。

江曉原教授筆下與《前沿》相關的敘事

筆者所作《是是非非》一文，就江曉原教授發表在《文匯報》的“美國是因爲重視基礎科學而強大的嗎？”和《讀書》上的“美國的‘基礎科學堡壘’是怎樣淪陷的？“兩篇論述美國基礎研究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相關史實提出質疑。事實上，就這個話題，江教授還陸續在《晶報》、《第一財經》等有影響的媒體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這裏是一個江教授相關文章的目錄（以下用江文1，江文2，來指代具體文章）：

1.江曉原：百年後重新審視，技術與科學是兩個平行系統》（《文匯報》2021年8月5日
2.江曉原：美國是因爲重視基礎科學而強大的嗎？《文匯報》 2021年11月13日
3.江曉原：美國因爲重視基礎科學而強大？20世紀最大的戰略欺騙，《第一財經》2022年1月12日
4.江曉原：一篇文章何以傷害了“一些人士的感情”. 《晶報》2022年6月27日
5.江曉原：爲什麼說美國不重視基礎科學？《晶報》2022年6月27日
6.江曉原：無盡的前沿”公案揭祕（上）：美國重視基礎科學嗎？《第一財經》 2024年9月17日
7.江曉原：“無盡的前沿”公案揭祕（下）：基礎科學堡壘的淪陷，《第一財經》2024年12月-24日
8.江曉原、穆蘊秋：美國的“基礎科學堡壘”如何從內部淪陷《讀書》2025 年08期（《知識分子》2025年8月8日全文轉載）

在這些文章中，江教授反覆提到《前沿》出臺後的遭遇和美國科學基金會成立的過程。在他充滿感性的筆調下，《前沿》在1945年只是內部交流的印刷品，到了1960年才作爲冷戰期間美國的最大的戰略欺詐手段公開出版發行；當時的杜魯門總統對這份報告毫無興趣，棄之於房間角落；由這份報告建議成立的美國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在國會的立法過程也遭冷遇，投了5年都不能通過，最後是通過特殊程序纔在五年後的1950年勉強完成立法。江教授還引用NSF成立後第一年的撥款只有麪包屑一般的15萬美元，來證明美國並非真的重視基礎研究。

這些說法既有“藝術加工”的成分，又有驚世駭俗的主張，很抓讀者眼球。但是，這些說法缺乏史料的支持，不能成立。

筆者在《是是非非》一文裏，引用大量文獻資料，釐清史料，力圖糾正江教授的上述言論中的錯誤，呈現給讀者一個真實可信的歷史敘事。筆者論證後所得出的結論是，《前沿》在1945年即已經公開出版發行，所謂經過了15年後才作爲冷戰時期戰略欺詐公開出版的說法缺乏依據；杜魯門總統對成立NSF一事熱心推動，儘管他在基金會主任產生程序上與布什的主張具有重大分歧並曾於1947年否決過成立NSF的法案，但他一直積極倡導政府應該大力支持基礎研究的理念；成立科學基金會的提案在國會經歷了5年漫長的立法過程，並不是因爲國會議員對此缺乏興趣，而應歸因於政策設計上的分歧和由此引發的激烈爭論和討價還價；國會的立法過程一直遵循了正常的制度規定，並未採用任何特殊程序。至於所謂麪包屑一般的15萬美元，只不過是NSF成立後物色基金會主任和理事會成員等籌備過程中的行政花費，並不包含對研究項目的資助。

由於篇幅所限，《是是非非》一文沒有涉及關於《前沿》報告的起源問題，這正是筆者寫作本文的理由。對於《前沿》的起源問題的描述，在江教授的文章反覆出現，見江文2和江文3等。例如，在江文2的 “重回《無盡的前沿》歷史現場”標題下，作者寫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1944年某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將科學官員布什（Vannevar Bush）叫到辦公室，兩人有這樣一番問答：

羅斯福：戰後，科學會怎麼樣？

布什：它會臉朝下摔在地上。

羅斯福：我們該怎麼辦？

布什：我們最好儘快採取點什麼行動。

這番問答是布什後來告訴別人的。1944年11月17日，羅斯福書面要求布什提交報告回答四個方面的問題，布什隨即任命了四個委員會，讓每個委員會分別向他提交報告。布什挑選各委員會成員時秉持精英主義理念，獨斷專行。四個委員會的報告交上來之後，布什爲每個報告撰寫了提要，以此構成提交給總統閱讀的報告，而將各委員會的四份原初報告，連同他交代四個委員會成員構成的簡要報告，作爲附錄。”

江教授把布什稱爲科學官員，說他獨斷專行，按照精英主義理念挑選委員會成員。這些描述的語氣給人感覺有點負面。筆者閱讀時頓感詫異。獨斷專行是主觀判斷，姑且不論。說到精英主義理念，難道選擇委員會成員的時候，應該放棄精英，而去找平民百姓來寫那幾個分報告嗎？

更令筆者感到詫異的是，同樣的歷史敘事，到了江文6，畫風突變。江教授寫道：

“眼看杜魯門對他的報告毫無興趣，布什轉而向媒體兜售他的報告，收到了一些“非常卓越”“劃時代的報告”之類的溢美之詞，讓他聊以自慰。但是布什爲了炒作他的報告，還真是膽大妄爲，已接近“假傳聖旨”的地步。他繪聲繪色地告訴別人，在1944年某日，羅斯福總統曾將自己叫到辦公室，總統和他有這樣一番問答：

羅斯福：戰後，科學會怎麼樣？

布什：它會臉朝下摔在地上。

羅斯福：我們該怎麼辦？

布什：我們最好儘快採取點什麼行動。

布什關於自己和總統會談的說法，連他的傳記作者扎卡里（G. P. Zachary）都信了，在布什的傳記《無盡的前沿：布什傳》（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中記下了上面那段問答。而事實上，布什和羅斯福總統之間根本不存在這樣一次會談，他們只是書面交換了意見。不過羅斯福讓他提交一份報告總算是實有其事。”

如此一來，茲事體大。江教授在這裏指控，布什杜撰了自己跟羅斯福對話的場景，目的是炒作自己的報告。讀者們讀到這裏的描述，多半會對布什產生更加負面的看法。一個科學官員，竟敢“假傳聖旨“，豈不是無法無天了。

遺憾的是，對於布什僞造與總統對話這般嚴厲的指控，江教授沒有給出信息來源。當然這不能怪江教授，網絡文章乃至一般報刊文章並沒有要求提供文獻來源的傳統。

但這終究提出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布什爲了炒作自己的報告而“假傳聖旨”嗎？

如果說布什是爲了炒作自己的報告而“假傳聖旨”的話，那麼這個對話一定是布什自己在1945-1950年公開並廣而告之的。這一判斷的依據，是認定布什炒作其報告的目的，是實現自己的抱負，早日成立NSF 。不過，筆者沒有查到這五年期間公開出版的文獻裏記載了這段對話。

事實上，關於《前沿》的起源，或者說羅斯福總統寫信要求布什對戰後美國科學發展提出建議這件事兒的起因，在美國也是不少歷史學者感興趣的話題。就筆者所見，早期的文獻裏，不少學者相信，是布什本人提出相關要求，並起草了信件，然後交給羅斯福簽字的。後來，隨着史料的發掘，出現了兩條線索的敘事。一條線索是研究者通過閱讀當年有關人士的往來信函而考證出的大致來龍去脈；另一條則來自布什本人多年後接受的訪談。

第一種的線索串起的敘事是這樣的。1944年10月，美國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法律總顧問Oscar S. Cox跟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Harry Hopkins商議，認爲可以建議羅斯福書面要求布什提供一份關於戰後科技發展的報告。Cox起草了這封信，其內容主要是要求布什提供一個清單，列出二戰時期美國取得的國防科技成果中哪些可以在戰後用於民生。Cox在10月24日帶着草擬的信去見布什，布什和OSRD的法律總顧問Oscar M. Ruebhausen讀後對這封信做了比較大的修改。這封信經過布什等人的修改，主題變成了羅斯福要求布什回答戰後美國科學如何發展的四個問題。他們共同說服Harry Hopkins，讓他等到11月7日的總統大選結束後再把信交給羅斯福。大選的結果是羅斯福獲得第三個總統任期，布什等人起草的信件隨即被呈上去，羅斯福很快於11月17日就在這封信上籤上了名字。這就是那封著名的催生了《前沿》報告的信件。

1944年11月7日羅斯福寫給布什的信的復件

第二條線索則來自於布什本人多年後的回憶。1969年10月，剛剛上任NSF主任三個月的William D. McElroy去MIT拜訪布什，並作正式訪談。訪談內容發表在1970年NSF新創的出版物Mosaic第1卷第1期上。訪談中，McElroy詢問布什關於羅斯福那封信的起源的問題，應答原文如下：

McElroy：Would you care to reminisce about the historical factors leading up to Presi dent Roosevelt''s letter to you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science in this country and your relations with him as head of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sh：You know, a lot of the things Roosevelt took up with me were handled in an extraordinarily offhand way. As I remember after all the years, we were talking one day and he said, "What''s going to hap- pen to research in scientific subjects in this country when the war is over?" And I said, "As far as I can see now, Mr. President, it''s going to fall flat on its face." And he said, "Well, you''d better make me a report on it." That''s all there was to it.

譯成漢語大致如下：

McElroy：您是否願意回顧一下，哪些歷史因素促成了羅斯福總統致函於您，談及本國科學未來的發展？同時，也請您談談，作爲科學研究與發展局局長，您與總統之間的關係。

布什：衆所周知，羅斯福總統與我所討論的許多事務，往往是以極爲隨意的方式進行的。根據我多年後的回憶，有一次我們談話時，他問道：“戰爭結束以後，本國的科學研究將會如何？” 我答道：“據我目前所見，總統先生，它將會一敗塗地。” 總統說：“那麼，你最好就此向我提交一份報告。” 事情的開端便僅此而已。

布什所回憶的這段對話，經過G. Pascal Zachary加工修飾，放進了他所著《布什傳》第十章的開頭。也就是江教授引用並指控布什僞造的版本。

這段非正式對話是否是布什僞造的呢？參與對話的當事人都早已離世，應該無法確證了。不過，以布什跟羅斯福總統之間建立的良好工作和私人關係而論，這樣一段對話是很有可能發生過的。二戰期間布什和羅斯福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們之間的默契和相互信任，歷來被視爲一段佳話，有人甚至認爲這是美國贏得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這在江教授數篇文章裏提到的《布什傳》裏有詳細的描述。布什去世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s, 1974年6月30日）所發的訃告裏，還特意提到布什是能夠直接接近總統的人，儘管他很少使用這張王牌。順便說一句，布什和杜魯門總統之間的私人關係則是另一個極端，在杜魯門接任總統後他們本來相處融洽。但不久，因爲種種原因，杜魯門疏遠了布什。

或許是考慮到羅斯福與布什的關係，《布什傳》未加懷疑地引用了布什接受訪談所講出的這個對話（儘管做了藝術加工），學術期刊《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2021年刊登的“範內瓦·布什的隕落” （The Fall of Vannevar Bush）一文也採信了這一說法。

研究NSF歷史的專家J. Merton England在其著作《A Patron for Pure Scienc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Formative Years, 1945–1957》中曾引述科學家Palmer Putnam和布什的特別助理Carrol Wilson在1944年12月有關羅斯福那封信件的往來通信。Putnam問Carroll，那封信是否系布什起草？是否出自布什對羅斯福的請求？布什對這封信是否持歡迎態度?布什是否打算按照羅斯福的要求去回答那些問題？Wilson很快覆信表示，那封信既不是布什寫的，也並非出自布什向羅斯福的請求，但布什在那封信送到總統那裏有機會讀到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見，這些修改意見均被採納；布什對這封信持歡迎態度，正在組織相關研究來回答總統的問題。兩人之間的往來信函所提供的信息似乎與當時大衆普遍持有的布什本人才是這封信的始作俑者的猜想不符。但England也指出，或許布什本人曾經向羅斯福提過相關的建議而Wilson並不知曉。

依筆者所見，這兩條線索串起的敘事非但不衝突，而且極有可能相輔相成。比如，也許因爲有了布什和羅斯福之間的非正式對話，布什纔會敏捷地抓住了爲羅斯福起草信件的契機，把自己的意願寫進信裏；也正因爲有過這個非正式的對話，羅斯福纔會爽快地同意在那封爲他起草的信上籤上自己的名字。

不管怎樣，所謂布什與羅斯福的對話，最早公開出現在1970年的出版物上。在此之前的關於NSF起源的文獻，並沒有提到這個對話。既然如此，說布什在1945-50年間爲了炒作他的報告，膽大妄爲，假傳聖旨，大肆傳播這段“子虛烏有”的對話，恐怕缺乏依據。

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特別是從事史學研究的學者，應該知道民國時期的大師趙元任在他的高足王力先生的論文上寫下的批語：“言有易，言無難”。據說，王力以此爲終身座右銘，成爲一代語言學大師。其實，“言有易，言無難”所包含的道理已經超越了語言學，而廣泛適應於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的確，在學術研究和邏輯推理中，肯定存在某個歷史事件的證明相對簡單，而否定其存在的證明則需要更深入的考察和證據。筆者認爲，這一原則也適用於我們如何對待布什與羅斯福的這段對話。

布什其人

行文至此，讀者或許會說，這一篇文字跟筆者的上一篇一樣，都是在一些細微末節上的考證。這些考證，並不能推翻江教授那些文章裏的所有重要觀點。實話實說，筆者並不贊同江教授文章裏的大部分重要觀點，但也承認江教授有些主張還是很有洞見的。至於爲什麼要在意歷史細節，筆者在上一篇文章的最後已經有所解釋。

本篇考證《前沿》報告的緣起，除了釐清史實外，還有在中文讀者羣裏還布什一個公道的考量。江教授的系列文章的敘事裏，對布什有些負面評價，還指控他“假傳聖旨”，筆者認爲有失公允。

江教授把布什稱爲科學官員，似乎也說得過去。彼時，布什擔任美國二戰期間成立的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DR)的主任。OSRD作爲政府資助科學研究的一大渠道，負責分配資源，支持大學的研究項目。二戰期間，OSDR資助了6000多名科研人員的研究項目，並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 MIT的放射實驗室開發的雷達。此外，布什還是成功開發出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的組織者。這些成就，展現了布什卓越的領導才能。

但“科學官員“一詞遠遠不能概括布什一生的成就。除了擔任過政府公職之外，布什還是一名傑出的科研工作者。1919年到1938年，他長期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電子工程教授，後來擔任系主任，副校長。被後人譽爲“信息論之父”的香農就曾是他指導的學生。著名華裔學者顧毓琇也曾師從布什。布什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是驚人的，被認爲是信息技術多個領域具有遠見的先驅性人物。1931年，他設計出世界上第一臺模擬電子機械計算機的微分分析機。他在1945年發表的論文 “As We May Think”中提出了微縮攝影技術和麥克斯儲存器（memex）的概念，啓發了後來的鼠標技術和超文本技術，爲數字計算機和搜索引擎的開發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傑出的科研成就使得布什在1934年44歲的時候即當選爲美國科學院院士。布什還是個傑出的工程師。他一生摯愛發明創造，擁有100多個專利。布什還是個商業領域的創業者，他在1920年代和幾名物理學家合作，開發了一種新式電源產品，並創立了Raytheon（雷神）公司。該公司後來稱爲全球著名的國防承包商。

布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對普通人而言，單獨任何一個方面都足以自豪一輩子。布什一生多次獲得國家科學和公共服務方面的獎項。說他獨斷專行，或許他的性格導致的行事方式有武斷和嚴厲的成分。但是，說他膽大妄爲，“假傳聖旨”，則實在會對布什的聲譽帶來傷害。

結語

江曉原教授是筆者素來敬重的學者。他是國內著名的科學史家，尤其在其本行天文學史專業卓有成就，蜚聲海內外。此外，江教授在性學、科學文化等研究方向也頗有建樹。近年來，江教授的研究興趣進一步擴展到了科技政策領域，且筆耕不輟。筆者作爲科技政策領域的研究者，對於江教授這樣重量級學者加入研究隊伍，是十分欣喜的。

學者之間的質疑與反駁，是正常的學術交流。憑心而論，以江教授學術覆蓋面之廣泛，對於一些細枝末節有所疏漏，似乎也可以理解。令筆者錯愕的是，在江文4裏，江教授把對他的文章提出質疑的學者稱爲“找茬的”，其堅定捍衛自己學術觀點的心情，固然可嘉，但作如此稱謂，似乎不妥。筆者在此強調，本人評述江教授關於美國科學政策的系列文章中的有關敘事，絕無“找茬”的意思。筆者唯一的追求，是尋找歷史真相，釐清相關史實，給一般讀者和後繼研究者們提供可信的敘事。

江教授以科學史爲主業，接受的史學研究訓練遠勝筆者。也許江教授掌握了筆者無緣見到的史料，足以支撐他的那些被筆者質疑的敘事。是否如此，因爲江教授的文章發表在報刊和網絡媒體，沒有給出相應的參考文獻來源，筆者難以判斷。

筆者誠摯地歡迎江教授拿出令人信服的史料，指出本人在歷史梳理上的疏漏。在捍衛他的那些敘事的同時，也給筆者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