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想俁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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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先生逝世，這位中國之子的傑出科學貢獻和愛國情懷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10月20日晚，知識分子、賽先生、墨子沙龍在線上舉辦“追思楊振寧先生：《楊振寧：百年科學之路》分享會”，邀請楊振寧先生的同事、弟子、忘年之交一起追思分享，希望楊先生的故事和思想更好地啓迪和激勵年輕一代。潘建偉、朱邦芬、孫昌璞、翁徵宇、劉鈍、方在慶、施鬱、吳從軍、江才健、饒毅等多位學者先後參與分享，潘建偉主持了本次分享會。

楊振寧先生是《知識分子》專家委員會成員，對科學傳播工作多有支持和鼓勵。智識學研社（《知識分子》《賽先生》出品方）還在楊振寧先生授權之下製作出品了紀錄片《楊振寧：百年科學之路》。

01 他的科學品位影響了中國物理學界

楊振寧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的同事戴森曾撰文說，科學家中有人是鳥，有人是青蛙，飛鳥在高空中翱翔，俯瞰全局和遠景，而青蛙在自己的泥地裏探索周圍花兒的細節。

於中國的物理學界而言，楊振寧，既是鳥又是青蛙，而他對中國物理的重要貢獻之一，追思會上的多位科學家都提到了他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科學品味，以及他的風格和品味對中國物理學界的影響。

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楊振寧講座教授翁徵宇介紹：“楊先生區別於別的物理學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我覺得他非常鮮明獨特的風格和品味（taste），那是一種類似美學和價值判斷的東西”。正是靠着這種獨特的風格和品味，楊振寧“從不簡單追求熱點，很多人認爲最熱門、最重要的工作，他不一定會認爲重要，只有那些真正與他的品位和風格引發共振的東西纔會真正吸引他”。

翁徵宇回憶起，20年多前，自己與80多歲的楊振寧合作的一項研究。

最初，他與楊振寧談到自己在鐵基超導方面的一些工作，數天後接到了楊振寧電話，楊振寧告訴他：也許自己60年代的一篇重要論文中有個遺漏的問題便是與這個問題有關。又過了幾天，楊振寧請翁徵宇到自己家裏，老人已經把草稿寫好了——文章是典型的楊振寧風格，“非常簡潔，從兩個假設開始，推導到結果”，最終，很好地解釋了翁徵宇曾經提到過的鐵基超導中的那個曲線。

翁徵宇表達了自己親眼看到楊振寧的推導時的震撼，“快90歲的老人腦子非常靈活，密度矩陣的本徵值計算，非常熟練，思路清晰，從頭到尾”，最後，楊振寧還把翁徵宇的名字署在了文章作者中，因爲他認爲，這位實驗物理學家參與了重要的討論，而他自己對於解決了當年遺留下來的困難和問題，非常喜歡。

“他的工作風格體現了一種優美和簡潔，數據嚴謹嚴格，沒有特別複雜的東西。一旦太過複雜了，他會覺得不舒服，會想辦法把次要的東西丟掉，最後走向簡化的核心，然後用優美的數學把問題解決掉。”翁徵宇這樣評價，他解釋：“雖然這樣並非每次都能非常幸運地抓住事物的本質，但是由於假設非常清楚而且數據嚴謹，只要這個東西有意思，哪怕這裏不能使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這是楊振寧風格的一個特質。”

翁徵宇認爲：“這便是爲什麼哪怕對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而言，一生能夠留下一件工作就不錯了，但楊振寧先生可以在多個領域都留下非常重要的工作。”

“能做到這一點，他對科學的品味和方法論，非常關鍵——他並不是關心這個領域中所有最重要的東西和將要發生的東西，而是關心合理的，切身的，與自己的個性、品位能夠發生共振和作用的那些東西。”

“楊振寧做這麼多重要的工作，他並不是（像現在的很多人），有重要工作出來，就一擁而上去留下印記，而是能夠解決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問題，非常踏實，他會將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符合他品味的領域，並解決問題。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率的做法。”

追思會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研究院維爾切克量子中心副主任施鬱用“寬譜”來概括了楊振寧的研究，橫跨凝聚態、粒子物理、理論物理與數學——既有凝聚態方面，也有粒子物理場論，還有更加理論的楊-米爾斯規範場，以及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的數學結構，在這些研究中，楊振寧所用的方法，既有靈機一動的巧思，也有“打硬仗”的硬算。所有這些工作的核心便是來自於他的風格和品味。

施鬱引用了戴森的評價：楊振寧是愛因斯坦和迪拉克之後的卓越風格大師。

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創院院長孫昌璞是楊振寧先生的弟子，他回憶了楊振寧基於自己的品味，曾向他指出的一些重要的物理學研究的方向：“基於量子糾纏的鬼成像，他當年就讓我們關注，而今，大家都知道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成了物理學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激光冷卻與愛因斯坦凝聚，他認爲這是未來10年物理學發展的方向，現在看來，這不僅是今後10年，甚至會是20、30年物理學發展的重要方向。”

對於楊振寧寬廣的研究領域和獨特的風格，參加追思會的最年輕的物理學家、西湖大學物理學講席教授吳從軍表示：“凡是認真地讀過楊振寧代表作的人，都會被他的深厚功力所折服”。

在西湖大學，爲了更好地提高學生的理論水平，吳從軍開設了楊振寧代表作導讀課程。因爲楊振寧的文章“非常精煉，就像他本人評價狄拉克文章的風格，‘秋水文章不染塵’”。

吳從軍解釋：在楊振寧的文章中，深刻的物理思想和洞察的背後，精妙的計算細節被高度的壓縮，而要補全這些細節，需要嚴謹和熟練的計算技巧，以及紮實的學風，而這些，正是楊振寧用身體力行的方式帶給年輕的物理學後來人的。

物理之外，楊振寧先生也影響了數學的發展，孫昌璞特別介紹了楊先生對數學的貢獻。

“物理學家有幾種類型，如愛因斯坦，主要是熟練運用數學解決不解自然界的奧祕。廣義相對論是典型的平板幾何，極少數物理學家或者理論物理學家能夠通過他們的工作引起數學創造，甚至創造新的數學。

我認爲能夠做到的這一層次的只有兩位，一位是狄拉克，另一位就是楊振寧先生。楊先生不僅是一位能夠運用高超技藝應用現代數學解決物理學重大問題的理論物理學家，還是一位能夠用他的工作引領物理數學領域創造的理論物理、數學物理大師。

楊先生對數學的貢獻具有多方面。我僅介紹兩個重要方面，大家都知道狄拉克的工作導致廣義函數數學領域的介入，而楊先生對數學的貢獻則導致了兩個領域的介入。楊先生至少佔了兩種：他的楊-米爾斯方程是當代物理學中可以比肩麥克斯韋方程的奠基性工作，繼續發展下去，有其他多位科學家據此建立了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使得諸多理論預言被實驗證實；他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發現了弱相互作用下互爲鏡像的粒子運動不對稱的基本規律，很快被吳健雄等人的實驗證實；他在統計物理學精確解模型和非阿貝爾規範場中的工作引起了數學新領域的突破，如量子羣和四維流形分類，很多菲爾茲獎獲得者的工作都與楊先生有關。”

02 和清華學子的十年之約

對於楊振寧這樣一位對中國物理學界有着深遠影響的長者，參與分享的學者們都提到了楊振寧對中國年輕物理學者的激勵作用。作爲首次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華人科學家，他向世界證明了中國人同樣能夠做出世界頂尖的科學發現，是激勵着許多青年學者投身於科學探索，他自己也經常提到，“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讓中國人變得自信了”。

激勵之外，參加追思會的專家也提到了楊振寧作爲中國物理學界一位最爲重要的師長之一，對年輕物理學家們的培養，他不僅非常重視，而且在身體力行地真正做事。

凝聚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朱邦芬認爲：楊振寧不僅是一位做出過重大的開創性貢獻的偉大物理學家，更是一位用深邃的眼光指導中國物理學發展的師長。“楊先生對我們的指導，（不僅是坐而論道），而是具體的，一件事，一件事地讓年輕人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他回憶起楊振寧回到清華後，親自爲大一新生上普通物理課的往事。他提到：2008年，“在清華學堂物理班開班典禮上，楊振寧先生當時非常高興，他豎一個指頭說，我跟今天在座的同學有個約定，十年以後我們再聚會，看看大家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

楊振寧的十年之約是鄭重的。10年後，2018年，在清華學堂物理班成立10週年的慶典上，楊振寧還特意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朱邦芬回憶道。

他提到了楊振寧對清華構建傑出人才培養模式的指導，在清華，從學校成立數理基礎科學班，到創立清華學堂葉企孫物理班，再到啓動清華物理“攀登計劃”，無不浸透着楊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心血。“楊先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典範，那就是：大科學家在高校裏面也要以培養人才作爲自己的使命。”

楊振寧對教育的關注，不僅只在清華，朱邦芬回憶：2022年1月，剛剛過完百歲華誕的楊振寧向中央領導遞交了一封信。楊先生在信中表示，中國今天到了這個程度，特別需要傑出人才，而中國物理學的人才是非常稀缺的，培養人才機制也不夠完善。因此建議國家在堅持和發揚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上，對人數極少的、特別優秀的學生規矩放鬆一些，不要限制太死，以利這些有才幹的人儘早發揮才能。

量子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則回憶起了楊振寧爲自己成長之路提供的幫助。幾十年前，正是在楊振寧用自己的經費爲年輕人舉辦理論物理前沿研討班上，潘建偉想到了一個點，若干年後，他發現，那便是現在熱門的基於光晶格的量子模擬，“已經成了我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了”。

潘建偉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楊振寧，在科大的一個報告會上，楊振寧坐在他前面，這位諾獎得主告訴身邊略顯困惑的年輕人：“報告不一定能現場聽懂，但仔細聽一聽，可能在若干年後的有一天，你就忽然領悟到當年聽的那個報告其實已經對你未來的研究是產生影響了。”

潘建偉還回憶起了楊振寧“以春風化雨之姿”，調解了他與導師關係的細節：“回國獨立開展光量子信息實驗研究之初，我與留學期間的導師安東·塞林格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產生了一些誤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合作。楊先生得知後，主動牽線，邀請塞林格教授來清華大學訪問，促成我們當面溝通。其後，我與導師他們團隊在‘墨子號’量子衛星項目中重啓合作，最終實現了首次洲際量子保密通信，直到現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

潘建偉憶起了自己2008年剛回國時候，楊振寧對超冷原子領域年輕人的支持。當時在國外，超冷原子技術積累已較爲充分，但國內在相關專業仍然基礎薄弱。作爲物理諾獎得主，楊振寧公開在專業雜誌上的發言：“這個新領域叫作‘冷原子’研究，現在是一個最紅的領域，這個領域還要高速發展……”這爲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年輕人帶來了不少方便。

03 率真的儒家君子

朱邦芬在1986年在北京友誼賓館的講座上認識了楊振寧先生，在隨後的若干年中，他與楊先生一直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

“我跟楊先生有比較多的私人接觸是2000年1月，我從中科院調到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調來以後，我請了黃昆夫婦和楊先生在西郊賓館，我們一起喫了頓飯。楊先生對待黃昆先生像對待自己的兄長一樣，儘管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具有那種儒家的風範。後來我跟楊振寧先生有很多交往，楊先生幫助了我很多地方，他跟我的關係是亦師亦友。這張照片是2023年10月1號，楊先生生日的時候，我到301醫院去給楊先生祝壽，楊先生那天很高興，我拿去幾本《楊振寧學位論文集》請楊先生簽名，他一口氣簽了8本，有中文籤的，有英文籤的，而且那天我跟楊先生聊了兩個多小時。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長聊，以後每次去看他只能是簡單地交換些信息。”朱邦芬回憶了他與楊先生的交往歷程。

“楊先生在我的一個印象中是個標準的儒家君子。儘管他12歲時在科學館只跟清華歷史系學生丁則良學了兩個暑假《孟子》，但是我覺得在他身上浸透着儒家的一些影響。”

“楊先生還有個特點，他對中國十分熱愛，心在中國，根在中國，當然他也覺得美國給了他很好的發展機會，他願意做中美之間的橋樑，這個情節他始終都具有。最後我曾在一篇文章裏用‘率真’這兩個字來形容楊先生的個性，他在《父親與我》這篇文章裏寫到，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扉裏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他的父親其實沒說過這個話，這是楊先生自己個人的體會，這隻有是一個非常率真和坦誠的人才會在文章裏這樣寫。”朱邦芬表示。

“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楊先生的個性。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大多數人說是才智造就了偉大科學家，他們錯了，是人格。他在紀念居里夫人的時候說，第一流人物對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依賴於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人們通常所認爲的那樣。我想用這個話來回顧楊振寧先生的一生，他不光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他立德、立功、立言，是一個完美的科學家，楊先生的人格和他的科學貢獻永垂不朽，楊先生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心裏。”朱邦芬評價道。

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則向與會者分享了楊先生助人爲樂的一面。“楊先生他很早的時候就帶着弟弟妹妹，幫助弟弟妹妹，幫着清華一些鄰居的孩子，幫助他年輕的朋友和同學。他小時候有個故事是經常做一些幻燈片，他跟熊秉明（熊慶來的兒子）一起，他提供技術、熊秉明提供美術，兩個人做成動畫給其他小孩子、親戚朋友看。” 他提到楊先生的助人爲樂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的。

饒毅回憶稱，他本人和他的親人都曾受到過楊先生的幫助。“我在認識楊先生不是很久的時候，他就曾兩次讓我代他去參加活動。 有一次在印度，我去了以後才知道，人家是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所以其他參加的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印度方面接待我們的人是印度的原子彈之父，到了那裏以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什麼樣的待遇。像這種小的訪問到關鍵的大事，他都儘量能幫就幫，當然物理學的人幫的最多，但像我這樣不在物理學領域的人，他只要能做到的就會幫助我，包括我遇到的一些情況、我參與的事情，他都會幫助。我家裏除我之外，我的姨父直接受過他的幫助和教誨。我的姨父、姨媽是學物理的，他們在德國、美國都見過他。我姨媽是大學的物理老師，她見到楊先生時，楊先生提醒她應該怎麼教學，傳授經驗。楊先生助人爲樂，幫助後進、幫助後輩、幫助年輕人，這一點是非常突出的，我相信他一生幫助過的人很多。”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所長劉鈍則分享了他心中知足感恩的楊先生。“我想起楊先生前特別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很幸運。’大約在也就是8年前，2017年的夏天，在北京西海北沿的一個小院裏，好友們爲楊先生慶賀九五大壽，翁帆女士也在場，還有我們知識分子專家委員會的陳方正先生，金觀濤、劉青峯夫婦以及另外幾位朋友。那天楊先生興致很高，講了很多故人故事，一開始他提到曾國藩在日記裏提到，好的人生要有兩種貴相、兩種福相。楊先生回顧自己的一生說，我人生有四福，就是知福、惜福、培福、種福，還要把自己的幸福傳播給別人，所以自己很知福，因爲一生有四顆福星高照，就是聰明、長壽、成功和太平。楊先生說自己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大學教授，在中國當時最好的學校裏教書。本人又在精力充沛的時候到西南聯大唸書，有好的同學，黃昆、張守廉，被稱爲西南聯大物理三劍客，還有跟他又是老鄉、又是中學同學的鄧稼先等等。有最好的老師吳大猷、王竹溪、葉企孫、周培源。到了美國，又趕上粒子物理蓬勃發展的時代，很多層出不窮的新的問題、新的現象都出來了。他先後在芝加哥和普林斯頓向當時最優秀的物理學大師學習，或者成爲同事共事。聰明、長壽和成功都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太平，今天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我們身邊有那麼多的煩惱和困惑，世界也不太安寧。”

“要理解楊先生這種樂觀情緒，我想我們需要站在中國180年來的歷史角度，從大歷史來看，他父親那一輩當年教給他的那些東西深深地印在楊先生的腦海裏。中國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辛丑條約當中遭受的諸多屈辱，包括後來的南京大屠殺，這些東西深深地埋藏在他心裏，所以當他看到現在中國擺脫了貧窮、落後和令人宰割的境遇，從心底裏感到寬慰，這種情緒在他晚年的文集《曙光集》和《晨曦集》裏都有深刻的表述。”劉鈍解釋道。

04 傳記作者眼中的楊振寧

江才健是《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的作者，也是與楊振寧先生相交四十多年的老友。

江才健回憶起40年前的1985年6月5號，是他與楊振寧先生第一次見面。此後，江才健寫了《石溪行會見楊振寧》，並在半年多之後刊登出來。他把這篇文章寄給楊先生後，很快地收到了回信。

“楊先生當時很簡單地說我的文章寫得很好，也給我寄了一些當時他認爲很有代表性的科學著作，之後我跟他有比較多的來往，他也開始與我有很多的通信。我記得他每一次給我的信，信封都是他自己用手寫的，而且他對我的工作也很有鼓勵，那個時候我正在考慮要開始做吳健雄的傳記。” 江才健回憶稱。

楊先生非常鼓勵江才爲吳健雄寫傳記。後來江才健在吳健雄傳記的前言裏面也寫到了，“我到後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那個時候石溪分校的火車站連月臺都還沒有，他站在那個幾乎沒有月臺的車站，一面思想，一面跟我提出要怎麼樣寫一個傳記。”

也正是這本傳記的寫作，成爲了楊振寧選擇江才健作爲自己傳記作者的基礎。

在江才健眼中，楊先生顯現出來的面對挑戰的堅持，也給了他相當深刻的印象。“我記得有一年我跟楊先生到雲南去，因爲那一次他到南京大學去做報告，我們在香港，一起到南京大學，在南京大學之後，我們飛到了雲南。那一年是雲南的旅遊節，楊先生是一個受邀的貴賓，後來我們也一同到麗江去旅遊。去過麗江的朋友也許都知道麗江有一個有冰川的玉龍雪山，那次我們都準備坐這個纜車上海拔相當高的玉龍雪山。但是那一次楊先生因爲是雲南請來的貴賓，我們的旅遊都一直有一個便衣警察保護他，那個警官就說我們可以上山，但對楊先生說，你不能上去。楊先生就覺得很失望，他說我爲什麼不能上去？這個警官說，你的安全我要負責，我不能讓你上去。楊先生說我可以做伏地挺身（俯臥撐）給你看，他說做伏地挺身（俯臥撐）也沒有用，我還是不能上去。那天我跟楊振寧的兩個弟弟，他們的夫人，我們都上去了，山上的天氣非常好，下來以後楊先生很仔細地問了我們情況，然後對那個警官說，我下次還要再來，而且我不要你保護。”沒有過多久，楊先生跟杜致禮也去了那個地方，後來他跟翁帆也去過一次。”

除了對他人的堅持，楊先生在江才健爲他撰寫傳記的過程中，也表現出了自己的堅持。“我開始寫楊先生的傳記時，我跟他已經有相當的默契，我對他或者他對我也有相當的瞭解。我記得在寫傳記的時候，某一天我在他的石溪的辦公室跟他談話，他的祕書說要他去接一個電話，接完電話回來，他回來跟我說，他說江才健，以後你的傳記寫完以後能不能給我看一下？我當時沒有回答他，楊先生是一個對於人際關係其實相當敏感的人，他知道我並沒有認可他的這個提案，他沒有再提，但是他沒有放棄。到了2001年，我已經回到臺北，傳記也寫了許多，我爲了一個事情跟他通傳真。他在給我的傳真上寫了一些我問詢的事情，不過在那個傳真後面他寫了兩句話，他說我想了一下，希望你以後寫的文章、傳記的內容還是給我看一下，一可以避免錯誤，二我可以對詞語重點提出好的意見，但是他的下面又加了一句話，是你不採取我的意見，我會同意，因爲有他這句話，我後來跟他寫作的情形就是我寫完了一章，確實會傳真給他看。” 江才健回憶稱。

但楊先生堅持的基礎，是以尊重和平等爲前提，這也讓與諸多科學名家交往頻繁的江才健印象頗深。“有沒有他更正的錯誤，我不記得了，我認爲非常可能是有的，因爲總有一些事情是他切身的事情，我的記憶或者別人的敘述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是有沒有他提出的好的意見，他有提，但是好不好呢？我想這個事情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但是我之所以提出他寫傳真給我，是因爲這個傳真正顯現了楊振寧對於任何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態度，因爲我也認得許許多多有名的中外科學家，其實能夠這樣真正的尊重、平等地對待別人，其實像楊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相當少，這麼多年我有很多的機會看到他在許多場合被很年輕的、也許對一個問題並沒有特別深刻認識的學生纏着，在問問題，問得他不能脫身。原因是因爲楊先生通常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談及楊先生給自己的深刻印象，江才健如是說。

而2022年，則是江才健與楊振寧先生的最後一面。江才健在追思會上表示。“最近我也寫了文章談到我跟他的一些來往，也講起我在2022年在北京他家裏跟他長談的往事。那個故事對我來講當時確實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也曾經寫過，在當天我們談了三個小時之後，楊先生的精神相當好，還說要不要到清華甲所餐廳去喫飯？那一天是星期天，甲所沒有包間了，所以並不方便，而且我覺得他應該也相當疲倦了。在離開前，我把我帶去的《百年科學往事——楊振寧訪談錄》給他看，他在上面寫下來了，才健，今天長談很高興，請明年再來。”

“第二年我確實到了北京，但是我知道那一年中，他已經基本上不見外客了，我也並沒有同他聯絡。後來我也意識到那一次的見面也就是最後的一面，所以前幾天我得到他去世證實的消息，雖然在心中早有準備，也可以預期，但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觸還是深深的在我的心中。”江才健回憶起與楊先生知交的40多年，認爲有那麼多機會和楊先生共同旅行，一起生活、喫飯、談話，是人生難得的經驗。

05 兩種忠誠底色：忠於科學真理，又忠於祖國

在與楊振寧先生的交往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印象深刻的是，在7年多前應楊先生的邀請，曾在他清華的辦公室有過兩次長談。

“這兩次長談都到一個半小時左右，在這些長談裏，楊先生表現出對科學史的興趣，對科學文化，尤其是科學所誕生的歐洲的文化，他的興趣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對科學精神的思考，對於在什麼情況下形成一個有利於科學成長的社會氛圍，這些都引起了我的共鳴。”方在慶在追思會上分享道。

“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方正先生是楊先生的至交，他曾經用過一句話來評價楊先生，所以楊先生的一生是圓滿，但是他背後也有矛盾、痛苦和煎熬。我非常認同這一點，就是表現在科學和國家兩個概念在他身上如何協調的問題。他對海森堡的看法，是特別典型的一個例子，因爲海森堡常常會遭到非議，儘管他是量子力學的創立人，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但由於他在納粹時期的表現，所有科學史界對他產生了很多的非議。”方在慶特別注意到楊振寧先生對海森堡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楊振寧先生曾在北師大觀看過以二戰期間海森堡的經歷爲主題的話劇《哥本哈根》。“但是楊先生談到海森堡是帶有尊重的，他說他能理解海森堡的處境，這個理解並不是簡單的同情，是一種心理上的共鳴，因爲海森堡成長的過程，和楊先生本身的成長過程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在民族危機的時候成長起來，而且都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國家強盛起來，能夠做到代表國家的最高水平，但同時又因爲對祖國忠貞的複雜性而被時代所誤解。”方在慶分析稱。

方在慶告訴與會者，在2001 年，德國爲了紀念海森堡誕生100年舉行了幾場國際研討會，其中由馬普學會組成的一場研討會邀請了很多美國的物理學家，他們都找各種理由拒絕了，但楊先生是欣然前往，而且在會上發表了關於海森堡的演講，後來受到了高度的評價，他對海森堡對國家的認同和和科學的貢獻，在這次演講中得到了體現。

“他不是在紀念一個前輩，我覺得他是認爲科學共同體雖然是要超越國界的，但科學家從來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他們有祖國、有文化，要有歷史責任感。”方在慶感慨道。

方在慶表示，楊先生強調科學的突破不是天才的孤離靈感，而是思想碰撞，相互啓發，甚至是一些偶然機緣的產物。他認爲這也是科學真正的美感所在，科學不是公式與定理，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共鳴。

“這個就是我講到的關於這種所謂的雙重忠誠。這一點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這種忠誠一方面是負擔，另一方面也是力量。楊先生作爲一個完整的人，他是世界級的科學家，他也是真的深深紮根於中國文化的士人。”方在慶說。

“我想楊先生他打動我的，是通過他的行動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然後來爲中國人爭光。按照他講的，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改變了中國人不如人的種心理，他對學術和教育的一些思考也有非常獨到的見解。在立德這一點上，我覺得他一生是不斷在自省，他對祖國的認同，如何在科學的普遍精神和民族情感牽掛之間如何做到協調和諧，在他一生當中是非常重要的貢獻。套用這個陳方正先生的話，楊先生的一生像一個圓，這一個圓我覺得並不完全是他個人的一個圓滿，而是科學和文化，不同的科學土壤、理性和情感之間的圓融，他既忠於科學真理，又深深地忠於祖國。這兩種忠誠構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底色。”方在慶用“兩種忠誠”總結了對楊振寧先生的印象。

同樣被楊先生的家國情懷感召的還有潘建偉。“記得楊先生跟我們平時在一起聚會的時候，他特別講到他第一次喫到冰激凌，是他的 1945 年從印度坐船去美國的時候喫到了冰激凌，覺得這個冰激凌這東西怎麼這麼好喫，他也提到了到美國之後才真正有‘喫飽’的感覺。但當時其實我沒有特別理解，他跟我講這個是爲了表示什麼。一直到2019年，隨着‘墨子號’量子衛星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我們榮幸地將載荷樣機捐贈國家博物館。捐贈儀式上，楊先生髮表講話時動情地說，我們這一輩人過去總是盼望中國‘天亮’，如今終於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

“到那時候，我才理解楊先生所講的意思。在他100歲的時候，他對50年前的鄧稼先回應，他的後面50 年是合了鄧稼先‘千里共同途’的囑望。所以當時爲體現先生這一美好而現實的願望，我們將正在研製中的中高軌道量子科學衛星命名爲‘晨曦號’。回望百年，正是楊先生以及老一輩科學家的堅守、求真與寬厚，奠定了中國科技從拓荒到騰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