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王若男

導讀

2025年10月18日，偉大的物理學家、傑出的愛國者楊振寧去世，享年103歲。

出生於“五四”時代，求學於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然後赴美讀書，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後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爲愛因斯坦的同事。

1956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弱作用是否宇稱守恆問題導致一個多年來未經實證的基本假設被推翻，這爲他們贏得了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諾獎之外，南開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墨林在總結楊振寧的科學成就時曾提到：“他提出的楊振寧-米爾斯場理論，開闢了物理研究新境界，奠定了上世紀50年代後高能物理的理論基礎，引發了包括特霍夫特、溫伯格、維爾切克等在內的三項諾貝爾物理獎的工作。”

“他奠基的、後來被稱爲楊振寧-巴克斯特方程的工作，涉及了非線性可積物理模型的嚴格解，引起了數學物理研究的廣大新領域，引發了德林菲爾德獲菲爾茲獎的工作。”

這是一位參與了上世紀現代物理學大廈奠基工程的科學家，至今，許多年輕人仍在他所開闢的領域內做研究。

楊振寧在普林斯頓高研院的同事、著名物理學家費曼•戴森評價他說：楊振寧是繼愛因斯坦、狄拉克之後爲20世紀物理學樹立標杆的一代大師。

然而，這位大師在國內的同行印象更爲深刻的則是他的“中國情懷”，他爲中國的物理學帶來的巨大變化。

誠如諾獎得主丁肇中所言，中國人在國際科學上有建立不朽之功勳者，乃自楊振寧始。

在《知識分子》過往的文章中，曾有多位楊振寧的朋友、同行回憶這位熱愛物理也熱愛中國的青年物理學家加入美國籍時的掙扎，“父親始終沒有寬恕”。回憶了1971年，他率先來到大陸的“破冰之旅”，回憶他鼓勵國內學者出國學習、研究，回憶他爲中國物理學的發展提出的各種有益建議……

2003年，楊振寧全職回到清華任教，他覺得自己的人生終於畫了一個圓。回到清華之後的十幾年，他的同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朱邦芬曾回憶：他邀請國際頂尖的知名科學家來清華工作，直接性的激勵了國內物理學領域的多項發展。

對此，朱邦芬評價：“80後”的楊先生開始新的事業和新的尋索，做出了許多新的貢獻。從80歲至95歲的15年間，他所做的事情遠比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做的要多，更重要”。

葛墨林評價楊振寧：“偉大的物理學家、傑出的愛國者”。

而楊振寧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則是：“我想我的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的⾃信⼼增加了，這恐怕是我⼀生最重要的貢獻。”

這是一位橫跨世紀的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經歷了二戰，經歷了冷戰，經歷了中國的封閉、之後的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經歷了中國對科學的重新提倡和新世紀的飛速發展……一百年來，始終不變的，是他對科學的熱愛、追求和提倡，對祖國的赤子之心。

2025年秋，巨星隕落，這讓人不禁想起69年前接受諾貝爾獎時，楊振寧在致辭中說：我深深察覺到一樁事實，在廣義上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爲驕傲，同樣的，我又專心致於現代科學。

謹以此文紀念先生。

1957年12月，瑞典斯德歌爾摩音樂廳，鮮花擁簇。

這一年的物理學獎授予了兩位年輕人——楊振寧和李政道，一位35歲，一位31歲。在一衆老人的環繞下，這兩張年輕的亞洲人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這的確非比尋常。

某種程度上，諾貝爾物理學獎代表了物理學那些最爲重要的成就，得獎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通常不會那麼快，很多人是在垂暮之年纔等來喜訊。可楊、李是在他們作出突破性的發現之後一年即被授獎。這固然是因爲次年吳健雄等人的實驗及時驗證了他們的想法，但也說明他們這一突破背後的非凡意義——用美國的原子彈之父、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的話說，“他們的發現，爲困在黑暗的屋子裏面的高能物理學家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當然，公平地說，他們是在美國作出這一發現的。

當時的美國已是世界科學的中心。而回顧二十世紀的物理學，那些最傑出的大師，如愛因斯坦，已定居在普林斯頓多年。科學的中心隨着二次世界大戰轉移，美國在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戰果，就是將歐洲一大批的科學大師轉移到了這片土地上。當然，傑出的年輕人，自然也是追尋着大師的腳步。他們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相互砥礪，鑽研，作出成績也屬自然。

然而，考慮到楊、李的背景，他們當時還是中國人，這就有了第二個不尋常——也就是他們所代表的族羣——中華民族，之前在現代科學領域還沒有獲得過這麼高的成就。這肯定地證明：在代表人類最高智力追求的科學領域，這個族羣也可以作出不輸於其他族羣的成就，科學並非天生和這羣人無緣。

如果進一步考慮到他們出生長大的國家——貧窮落後、飽受戰火摧殘的中國，就更加凸顯了這種不尋常。畢竟，很難想象，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們是如何完成了中學教育和高等教育，接受了 “正常” 的科學訓練的。

他們的獲獎，激勵了很多年輕的華人學者和學生，提升了他們在科學上的自信心。楊和李是他們那個年代年輕人心中的偶像和楷模。許多人，如崔琦等，是在他們獲獎的激勵下走上科學的研究道路，甚至同樣獲得了諾貝爾獎。

戰火下的熱情

01 形同“孤兒寡母”

但從0到1的突破往往並不容易。

大約一個世紀前的1922年，楊振寧出生在中國南方的城鎮——安徽合肥。

他的父親楊武之和母親羅孟華是還沒出生就被規定了婚姻，也就是 “指腹爲婚”。這是中國舊時代遺留的一個傳統，如果雙方的父親覺得合適，將來就可以結成親家，成爲一家人。他們結婚的照片，父親穿着長袍馬褂，母親窄口緊身上衣，裹着小腳。

與那個時代絕大多數貧困的中國家庭相比，楊家的境遇本不算太差。他們居住的宅子有七進，前三進出租給了一家中藥鋪，後四進自住。

不過，楊振寧的父親很早遭遇了家庭的不幸，9歲喪母，12歲喪父。幸好，他還能繼續學業，在當地一所中學畢業後進入到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北京高等師範讀書，並在畢業後返回當地，擔任了中學數學老師。

在楊振寧還不到一週歲時，他的父親決定遠赴重洋，繼續深造。這一去就是五年。

當父親從大洋彼岸拿了芝加哥大學的數學博士的學位，返回故土，已經6歲的楊振寧幾乎不認得眼前的這個男人。在母親一人撫養他長大的五年裏，楊振寧的家庭充滿了不確定性。他的母親一度對自己和孩子的處境感到悲觀，甚至有一次和楊振寧說，如果他的父親留洋回來拋棄他們母子，那就準備加入教會，去 “喫教”——也就是準備靠着當地教會的接濟過活。

楊振寧曾回憶道：“在那五年間母親和我確是 ‘相依爲命’”。

在此期間，母親用她有限的知識教他讀書識字。楊振寧兩三歲的時候，每晚要母親講 “二十四孝” 的故事，尤其喜歡《王祥臥冰》，“百聽不厭”。他四歲的時候，楊母開始教他認方塊字，“一年多的時間，我認識了三千多個字。 ”

幸運的是，留洋歸來的父親，選擇繼續和舊式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楊振寧待在一起。一家人再團聚，父親已經換上了西式的西裝，打起了領帶，而母親還是穿着舊時的民族服裝，留着齊眉的劉海。與丈夫5年前離開不同，此時她不再愁眉苦臉，而是笑逐顏開。

02 與世隔絕的美好

楊父回國後，接受了廈門大學的邀請擔任數學教授，全家也從內地城市移居至東南沿海。

廈門大學由愛國華僑陳嘉庚所捐贈，當時已經用上了現代化的設備，比如抽水馬桶。作爲數學博士的父親這時可以教他一些新的學問，如用大球，小球演示，講解太陽、地球和月球的運行情形，教英文字母；同時教他讀唐詩，教歷史朝代順序，天干地支。而楊振寧也第一次見到了大海的遼闊，他常常在海邊玩耍，揀回精緻的貝殼，與父母分享喜悅。

一年之後，楊振寧父親被聘擔任清華數學系主任，一家人也移居到了清華園，此地也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知識精英的聚居地。彼時，校園外的中國紛亂動盪，各地軍隊混戰，日軍開始侵華，可校園內卻像是一個世外桃源。他在這裏度過了八年的美好時光。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更早期的名字是遊美肄業館，屬於1909年設立的遊美學務處。這些都是1908年敲定的庚子賠款的結果。1901年9月簽訂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後，中國賠償給列強的白銀4.5億兩，有一半後來擬退還給中國，用於資助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楊振寧的父親乃至他本人都是受這筆錢的資助才得以留學深造。

清華園是兒時楊振寧的美好記憶。他熟悉這裏的一草一木。中國在1905年廢止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設立了新學，其中就包括了自然科學的教育。楊振寧已經接受了大體是新式的教育。

作爲數學教授的父親很早就覺察到，還是青少年的楊振寧就具有數理的天賦，他說，“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瑰”。

在清華園家門口照的13歲的楊振寧照片背後，寫着“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瑰”。

雖然如此，作爲數學教授的父親並沒有提前教授他高級的數理知識，沒有拔苗助長，反而是注意其人格的均衡發展，比如家裏特意請了當時清華的一位著名歷史教授的學生教他中國儒家的經典《孟子》。他最終熟悉到可以從頭到尾背誦。

03 炮火下的科學訓練

這樣無憂無慮寧靜的生活，最終被日本的侵華戰爭打破。當日本人侵犯到北京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和其他教授一樣，舉家逃離。

當時，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所中國頂尖的大學，教員和家屬逃到了3000公里外的雲南昆明，楊家也不例外。他們先是到了合肥，然後經過漢口到廣州，再由廣州經香港搭船到越南海防、河內，再沿紅河北上，經老街到雲南河口，搭滇越鐵路，顛沛流離了半年多，途經5000多公里纔到達昆明。楊振寧最終入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學業。

大學的生活和清華園有着天壤之別。

教室的屋頂是鐵皮做的，下雨時叮噹作響，地面由泥土壓成，滿是泥濘。教室和圖書館的窗戶沒有玻璃，風大時如果不加保護極容易被吹走。爲躲避日軍的轟炸，他們還要經常跑到農村鄉下避難。在一次空襲中，楊家化爲灰燼，之後他們不得不就躲避在條件更爲艱苦的鄉下過活。

幸運的是，當時的教授很多是早年留學歸來的博士，雖然自身的科學研究幾乎難以開展，但卻志在將現代的科學知識傳遞給年輕人。對楊振寧影響最深的兩位老師，一位是吳大猷，他是密西根大學的博士，研究光譜學、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指導了楊振寧的學士畢業論文。另一位是王竹溪，研究統計物理的、劍橋大學的博士。之後，楊振寧也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

作爲數學家的父親也影響了楊振寧對數學的興趣。

他拿出自己在芝加哥大學老師的書《近世代數理論》給楊振寧看，楊振寧很小就學到了羣論。楊振寧曾說，受父親影響，他對數學較爲欣賞，而不全採取功利主義的態度，他 “欣賞數學家的價值觀、讚美數學家的優美和力量，而且堪稱奇蹟的是，它的一些美妙的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 此時的楊振寧，正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的品味和風格。

儘管條件艱難，楊振寧和同儕學習科學的熱情卻十分高漲。他和黃昆、張守廉在茶館中大聲地辯論着這天底下的一切的學問和趣事，其中包括了新近蓬勃發展的量子力學。這樣的辯論經常持續到晚上，三人久久不肯睡去，爲了明白海森堡的 “測不準原理” 是怎麼回事，還要秉燭夜戰。

他們似乎已經把眼前的困苦拋在了腦後，而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裏，有他們的激情、有他們的樂趣、有他們的希望。

從1938年到1944年，7年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活，爲楊振寧打下了一個很好的科學基礎，在很多方面，他的見識比美國的同輩都要好。

一顆科學的新星正冉冉升起，準備登上世界科學的舞臺。

站在世界之巔

01 幻滅

順利通過留美考試等待了一年之後，經過幾個月的海上旅行，1945年11月，楊振寧來到了紐約。

時代廣場車水馬龍，現代文明造就的繁榮，不啻是與故土形成強烈反差的另一個世界。打開美國的報紙，你可以看到內衣廣告，赤裸的女人赫然印在上面，這讓接受了傳統文化教育的楊振寧感覺不好意思，“要趕緊翻過去”。

起初，楊振寧想跟隨物理學家費米做研究，並且是實驗工作。但因爲費米實驗工作所在的阿爾貢國家實驗室進行的國防研究有保密限制，作爲外國人的楊振寧不準入內。費米建議楊振寧去找另一位物理學家泰勒去做理論工作，但起初他跟隨泰勒所做的研究也不太順利，換了兩三個題目，也都難以做下去，加上楊振寧想做一些實驗方面的工作，就到了埃利森的實驗室做實驗。

結果，事實證明，楊根本不擅長做實驗，甚至是有些笨拙。當時有一個笑話，哪裏有爆炸聲，哪裏就有楊振寧。

最初研究的不順，讓本來意氣風發的楊振寧對科研和人生產生了幻滅感。他給之前的西南聯大好友、遠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黃昆寫信，傾訴衷腸。而黃昆也在回信中，給予好友鼓勵。楊振寧在晚年的一次會議中曾說，博士研究生最初的幾年是他人生中最困難的時期。

做實驗失敗後，楊振寧又回去找到了泰勒。在泰勒的建議下，他雖然不情願，但最終決定改變了想從事實驗工作的初衷，改做理論物理。

於他，這可以說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轉變。

1948年6月，楊振寧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並在當年的秋天被聘爲講師。

經歷了最初的幻滅和痛苦，楊振寧的物理事業漸入佳境。

02 楊 - 米爾斯規範場

1949年，因爲對物理學中重整化問題的興趣，楊振寧決定到普林斯頓。

1930年成立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很好地闡釋了象牙塔的含義，很多耳熟能詳的科學大師，如愛因斯坦、馮· 諾伊曼已定居於此。純粹而濃厚的學術氛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

楊振寧在這裏工作了17年，可以說是他人生中最爲多產、最爲輝煌的時段。同時，在這裏，他也迎娶了妻子杜致禮，她是國民黨高級軍官杜聿明的女兒。他們組建了家庭，過上了穩定、富足的中產階級生活。

在楊振寧做的所有物理學工作中，最值得推崇的有兩項，除了他和李政道合作的 “宇稱不守恆”，還有另外一項也許更重要的工作——楊 - 米爾斯規範場理論。這個理論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下半葉物理學的發展。

那是在1953年。在紐約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剛剛建成了當時世界上能量很高的加速器，叫Cosmotron，需要一名理論物理學家。楊振寧收到了邀請。

1953年的秋天，楊振寧一家搬到這裏，在一座由老舊兵營改建的公寓裏安頓了下來。這裏的生活靜謐安詳。房子四周是樹林，他們一家常常在林間長時間散步。週末的時候，一家人就開車探索長島各處。他們越來越喜歡蒙托克角、大西洋的海岸、野林子公園，以及布魯克海文附近樸實的居民。

那時，有一位從哥倫比亞大學過來的研究生，名叫米爾斯，和楊振寧分享一間辦公室。楊無私地將自己的想法與米爾斯分享討論，兩人合作很快就寫成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這就是日後的楊· 米爾斯規範場論。這個理論隨着日後實驗和理論方面的逐漸發展，成了20世紀幾個最重要的理論框架之一，奠定了楊振寧一代物理大師的地位。

這項工作，並沒有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在較長的時間內，也並不爲人注意，甚至遭到了大物理學家泡利的質疑，稱其不夠完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項工作越來越顯出其基本性和重要性，乃至於其後的電弱理論、量子色動力學、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都建構在其上，催生了好幾個諾貝爾獎，如1979、1984、1999年的諾獎。

1999年，特霍夫特和維特曼二人因爲非阿貝爾規範場重整化的工作獲得諾獎，遺憾的是米爾斯在當年10月因病去世。雖然他沒能獲得諾獎，但無法掩蓋其成績。

在之後的歲月裏，楊振寧和合作者進一步理解到規範場本質上是一種幾何概念，對應於纖維叢上的聯絡。這樣一個美妙的數學結構，不可思議地對應於物理世界，讓人讚歎；就好像黎曼幾何對應於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實在。

漸漸理解到這一點的楊振寧曾形容自己的心情—— “喜不自勝，得意之情實難以用筆墨形容”。

03 宇稱不守恆

與楊 · 米爾斯規範場不同，他的另外一項令人讚歎的發現，因爲其顛覆性和很快被實驗證實，在作出發現的次年就獲得了諾獎。

這一發現就是兩年後與李政道合作的 “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恆”。

60多年前，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家都相信空間反演（宇稱）不變性已經被實驗確定時，楊和李的論文指出，在一大類物理過程中，宇稱守恆實際上從來沒有被檢驗過。他們給出了可以進行這種檢驗的一系列實驗條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幾種檢驗弱相互作用下宇稱是否守恆的實驗途徑。

很快，吳健雄小組通過貝塔衰變實驗，得到不守恆的證據。之後，其他物理學家也做了近百個不同的實驗，都得到同樣的結論。這一發現，可謂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人們關於物理世界最基本結構的想法，可以說是爲黑暗中的物理學家打開了一道門。

李政道是晚一年到的芝加哥大學，並最終在費米指導下於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這中間，楊李兩人就已經開始了合作。在1951年秋天，李政道還到普林斯頓呆了兩年，和楊振寧一家是鄰居——楊家住在古德曼路3F，李家住在3E。當時因爲最初合作的兩篇統計力學的文章，他們還被邀請和愛因斯坦見面。楊振寧曾回憶，因爲自己太過於激動，全程沒有聽清楚愛因斯坦講了些什麼。

楊李長達16年的合作，產生了豐碩的成果，爲許多人所羨慕。

奧本海默曾說，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他們兩個人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上。也有物理學家描述，兩人在討論的時候，經常是完全用中文，偶然夾雜着英文單詞，往往是一些難以翻譯的英文術語，或者是一些 “ok, now I got it.” 這樣的簡短英文。他們討論往往很激烈，很大聲，經常展開計算競賽，且有着極大的樂趣，“由於兩人都是極端敏銳快捷的思考者，因此觀看或者聆聽他們的工作進展，是既興奮又令人疲憊的體驗”。

正是在這樣競爭又密切的合作中，催生了宇稱不守恆的發現。

那是在1956年的春天，楊和李開始全神貫注地思考 “θ-τ之謎。在50年代中期，發現了一批全新的基本粒子，一些是在宇宙射線中發現的，一些是在加速器中發現的。θ和τ就是這樣的粒子，但令人迷惑的是，從質量和壽命等方面，這兩個粒子似乎是一個粒子，但卻擁有不同的衰變，θ衰變成兩個π介子，但τ衰變成三個π介子。

在1956年4月的羅徹斯特高能物理會議上，這成了一個重要議題，但沒人能得出確定的結論。而楊和李在他們5月初的一次討論中，獲得了突破性的靈感。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刊登的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解釋道——

“宇稱守恆可以理解爲鏡像對稱，在物理學裏，一個物理系統的行爲和它的鏡像完全一致，都遵守相同的規律，然而，用一些數學推理，可以證明，如果θ和

是同一粒子，那麼意味着在描述它們的衰變時要拋棄鏡像對稱。你可以想象一個存在於鏡子裏的你自己，按照過去的規律，這個鏡像的身體機能和我們自己是完全一樣的。但楊和李給自己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知道這一規律就是對的？他們重新檢查過去的實驗之後發現，這一規律只適應於強相互作用，也就是把原子核聚在一起的力，以及化學反應的那種力，而不一定適應，比如使得放射性同位素衰變的力。”

事實確實如此。

1956年10月1日，《在弱作用中宇稱是否守恆》的論文在《物理評論》上正式發表。很快，1957年的1月，吳健雄和合作者公佈實驗結果，在貝塔衰變中，宇稱確實不守恆。

一向犀利，以物理學界毒舌著稱的泡利在該年1月17日的信裏，依然不相信這個發現，他說，“我不相信上帝是一個弱的左撇子，我準備下注一大筆錢來賭，實驗將顯現對稱的電子角分佈。我看不出在一個作用的強度和它的鏡像不變之間，有任何邏輯上的關聯。” 但很快十天之後，泡利就改變了他的看法，他陸續收到了一些論文和消息以後，經過一陣衝擊，才逐漸恢復常態，並慶幸只是信口胡說，沒有淪爲笑柄。

除了宇稱不守恆，楊李還有很多的合作，誕生了30多篇文章。李政道說，他們共同工作，激發出雙方最佳的能力，結果遠比各自分開來工作的總和要好得多。

當然，世人都知道，他們之後關係破裂，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們兩人此後儘量避免碰面，以至於活動的舉辦方在邀請的時候也考慮避免他們再見面。

當然，這是很大的遺憾。楊振寧說，他們的關係比他們和太太的婚姻關係都要緊密。1962年他們正式分手之前，兩人曾有過一次長談，試圖複合，據說兩人都哭了，但也沒有再複合。當年，李政道就給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離開了普林斯頓，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兩人正式分手。

他們的分手震驚了物理學界，大多數人爲之惋惜，當然也有奧本海默這樣比較尖刻的，他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理論物理，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科醫生”。

如今，兩人的友誼成了 “此情可待成追憶”。至於分手的原因，衆說紛紜，只好交給歷史學家。但無論怎樣，他們合作產生的豐碩成果是給予了全人類的貢獻，是無法磨滅的。

故土情深

01 團聚與羈絆

1957年1月，楊振寧打電話給遠在上海的父親，報告吳健雄實驗驗證了宇稱不守恆的好消息。

因爲宇稱不守恆和對稱有關，因而也和羣論有關，楊武之十分興奮。同時，楊振寧寫信告訴父親，自己在夏天的時候會去瑞士日內瓦，希望可以得見。儘管抱病在身，在得到統戰部批准後，楊武之決定啓程。經過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院一路看病，最後終於到了日內瓦。

從楊振寧赴美留學算起，父子二人應該12年沒見了。

在他們租住的公寓，孫子楊光諾早晨起來就很有興趣地看爺爺用酒精燈檢查血糖。等楊振寧一醒，光諾就跑過來報告爺爺病情，“It is not good today, it’s brown”， 要不就是 “It’s very good today, it’s blue.” 幾周後，楊武之身體好轉些，就下牀和孫子到公園的樹叢裏散步。楊振寧曾回憶說，每次看到一老一少出門，父親對着鏡子梳頭髮，兒子雀躍地開門，心裏就有無限的滿足。

當時，中美是仇視和割裂的狀態，美國公民無法到共產主義國家，當然，中國人也不能隨便出國。以前留學生，甚至外交人員出國，都要成雙結對，防止半路跑出去不回來。

幾十年來，楊振寧父母親住在大陸，岳父杜聿明之前是戰犯，在1949年被俘，十年後才被特赦，岳母曹秀清則被蔣介石困在臺灣，不準離開。整個家庭被迫四分五裂。

從1957年第一次見面，到1973年5月楊武之去世，家人的團聚屈指可數。楊振寧和父親總共見過5、6面，前三次在日內瓦，1964年香港，然後就是他1971年首次回國，在華山醫院與躺在病牀上的父親見了見。

不過，在這些短暫的幸福時刻，父親每次都勸他，不要忘記祖國，不要忘記雙親，他要不留字條，要不親口勸導。比如，1962年的見面，楊武之說，今天中國很多東西都可以造了，以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造飛機汽車；以前水災旱災動輒死幾百萬人，今天沒有了；以前到處是文盲，今天城市裏所有小孩都能上小學......這時候，他母親就看不下去，插話說 “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買豆腐，排隊站了3個鐘頭，纔買了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他父親就很生氣，嫌他母親拖了後腿，賭氣摔門走進臥室。

儘管如此，1964年，楊振寧加入了美國國籍。從1945年出國算，他保持了近20年的中國國籍。

關於加入美籍，楊振寧曾說，一方面是傳統中國文化沒有這種長期離開祖國移居他國的觀念，覺得這樣做就是背叛；另一方面，中國百年的屈辱史，給每個中國人很大的刺激，覺得要建設祖國。楊振寧覺得，他父親內心對於他放棄故國，心裏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他。

02 橋樑

時局的變化、父母親的勸導、內心的羈絆，最終讓楊振寧回到了故土。

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中美關係剛剛解凍，楊振寧乘法航，自緬甸東飛，到達了上海虹橋機場，第一次回到了大陸。

彼時回國，楊振寧和他父親都要需報備得到批准，也要冒一定風險。有人曾勸楊振寧，怕他被中國政府扣押，不讓他回美國。楊振寧說，不會，中國政府是不會強留他的。1972年，父親病重，他第二次回國，到了很多地方參觀。返回美國，楊振寧到美國，歐洲演講，介紹中國之行，說的都是好話。他見過毛澤東，周恩來。中美1979年建交後，1月份鄧小平到訪美國，楊作爲全美華人協會會長曾致歡迎詞。

1978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約了楊振寧、丁肇中和林家翹見面，商量中美交換留學生的問題。在楊振寧所在的石溪分校，設立了中國教育交換委員會，向香港和美國的企業家捐款，推動中國學者的訪問交換計劃。中科大校長谷超豪、復旦校長楊福家、北大校長陳佳洱等都來到過石溪訪學。

1971年，新中國取代臺灣取得聯合國正式席位。八年後，中美建交。楊振寧回到美國後，多次發表演講，揄揚祖國，自然遭到一些人反對，他還收到過恐嚇電話；由於多次拒絕臺灣邀請，他被美國當時親臺灣報紙稱爲 “楊匪”。

他第一次到臺灣訪問要遲到至1983年，當時他的恩師吳大猷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之後，他差不多都要去臺灣參加兩年一次的中研院院士會議。

80年代開始，楊振寧把母親接到香港居住，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香港的學術界對他很信賴，當作大家長看待。他在1999年12月8日，把自己的檔案資料，包括諾獎獎章捐給香港中文大學，設立楊振寧數據文件中心。

楊振寧還得到香港，美國華人資助，設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會（CEEC），資助了八十幾位中國各界學者去美國深造、合作研究，領域涉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航空、交通、核能、電力等。據南開大學數學所教授葛墨林先生，這裏面有許多讓人感動的故事，“有一次楊先生髮燒，不顧夫人勸阻，爲了取得資助，自己單程開車約兩小時參會，爲CEEC爭取捐款”。

1986年，應陳省身的邀請，楊振寧還在南開數學所設立理論物理研究室。

他多年來不斷奔走在中美之間，有力地促進了雙方的交流和友誼。因爲他的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他的一舉一動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科學界在與世隔絕幾十年之後，在楊振寧等的帶領 “示範” 下，海外的華人科學家、外國科學家，逐步開啓了與中國的交流訪問，讓中國科學重新站到了世界的舞臺上。

03 歸根

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峯。

深究對稱意，膽識雲霄衝。

神州新天換，故園使命重。

學子凌雲志，我當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談笑中。

耄耋新事業，東籬歸根翁。

這首 “歸根” 詩是楊振寧回清華園時所作，而他也把自己在清華的居所命名爲 “歸根居”。

1999年退休之後，楊振寧本來就是要全職到清華，但因爲第一任妻子杜致禮生病，需在美國治療，只得作罷。在陪妻子度過最後的幾年時光後，他於2003年定居清華園。

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楊振寧代表全家給中心捐獻100萬美元現金，包括他的諾貝爾獎金在內，幾乎絕大部分積蓄都捐了。繼而，他通過各種渠道，給中心募集到了約1500多萬美元資金存帳。他請美國賽蒙斯捐助爲中心建設專家樓。他還把每年的工資全部捐給了清華，自己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以供家裏開銷。

他在清華高等研究院，也致力於培養和引進傑出人才，包括計算機專家姚期智、王小云等。

他同時改革清華物理系，聚焦凝聚態的發展方向，並結出了碩果。例如，2013年，薛其坤研究組實驗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是物理基礎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科學發現。

2015年2月，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並於4月1日成爲中國公民。同年，他由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爲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

耄耋之年的楊振寧，另外一個重要的決定是與翁帆的結合。

82歲迎娶28歲的翁帆，引起了公衆的好奇。可是，在陪伴杜致禮走完4年的患病歲月並不幸去世後，在楊振寧的心中，翁帆的到來是上帝賜予他蒼老靈魂的一個天使。曾與楊振寧共事的葛墨林撰文說，翁帆對楊振寧照顧備至，幾次大病，如果沒有翁帆，他恐怕難以挺過。

一生最重要的貢獻

楊振寧先生是跨世紀的偉大的物理學家。

他經歷了二戰，經歷了冷戰，經歷了中國的封閉、之後的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經歷了中國對科學的重新提倡，不變的他對科學的熱愛、追求和提倡，他同時鼓勵其他人投入到人類的這一崇高事業當中。

在1957年的諾獎宴會上，在談了庚子賠款、退款興學的歷史後，楊振寧說：“從不只一層意義上說，我是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的產物，二者既有衝突，也有協調。我想說，我既爲我的中國根源和背景感到驕傲，也爲我獻身現代科學而感到滿意，現代科學是人類文明起源於西方的一部分——對於它，我將繼續奉獻我的努力。”

作爲華人的楊振寧在美國呆了58年，取得了傑出成就，詮釋了移民是鑄就美國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楊先生也對中國科學發展作出過實實在在的貢獻，他同時是中國人心目中有關科學的象徵和符號。他說，“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這個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

在很長的時間裏，很多人都在爭論一個議題——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當此問題提出之時，中國正面臨救亡圖存，急需建立和發展科學，跟上世界潮流，避免被淘汰。這個問題更深一層的暗示是，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不適合做科學？科學是不是就無法在中華文明中生根發芽？

也許這樣的爭論可以繼續下去，但現在恐怕沒有人認爲，現在的中國沒有科學，中國人不適合做科學。因爲很早的時候，楊振寧就用事實作出了最爲有力的回答。誠如諾獎得主丁肇中所言，中國人在國際科學上有建立不朽之功勳者，乃自楊振寧始。

參考文獻：

[1] 朱邦芬. 迴歸後楊振寧先生所做的五項貢獻[J]. 物理, 2017, 46(9): 573-581. 知識分子二次轉載：
http://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11629.html

[2]葛墨林. 楊振寧：偉大的物理學家，傑出的愛國者. 知識分子，2021.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10994.html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諸多參考文獻，無法一一羅列，敬請讀者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