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別捷夫（Pyotr N. Lebedev, 1866-1912）

撰文 | 邸利會

1912年初，46歲的列別捷夫死的時候，彷彿俄羅斯的物理學也同他一起去了。

他患心臟病好多年了，據說有十幾年了[1]，但直到最近幾年才越發難受——即便是短暫散步，趕在寒冷時節，幾個小時就會引起心臟病發作。平日裏他幾乎已經是足不出戶，除了往返於公寓和實驗室，基本上就呆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研究所。

列別捷夫一直是一個開朗活潑，熱情而充滿活力的人。年輕時候，他常常光顧劇院、音樂會，可最後兩年，隨着病情加重，他連這個只需要坐着的文化享受都只能放棄了。有時談起熟悉的少數幾個朋友或熟人，他總是不無遺憾的說，自己沒辦法像他們那樣，繼續享受莫斯科這座文化中心所能提供的一切了。他之前喜歡看書，尤其沉迷於托爾斯泰，這位偉大作家筆下洋溢的蓬勃朝氣、對人類的愛、對生活的渴望都深深吸引着他。其實，他也是這樣的人，可疾病吞噬了一切。每當他在別人身上發現保有的這種熱烈，內心就禁不住泛起幾分羨慕。[2]

可是，他的過早死亡也難說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01 憤而辭職

早在1890年代，也就是心臟病開始侵擾他的時候，因爲學生運動和暴力事件，沙皇政權和學界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1905年革命後，《十月宣言》賦予了俄國有限的君主立憲制，伴隨着政治和社會改革，大學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自治。然而，雙方的緊張仍未徹底消除，到了1910年的時候，矛盾再次爆發。

這一年，“黑百人團”領袖 V·M·普里什克維奇（V. M. Purishkevich）在第三屆杜馬的演講中，呼籲當時的教育部長 L·A·卡索（L. A. Kasso）清除大學中“不受歡迎的分子”。身爲極右翼，普里什克維奇以擁護君主專制、極端民族主義、反猶、反共著稱。[3]

也是在這一年，11月7日托爾斯泰的逝世引發了學生示威抗議。憂心忡忡的首相斯托雷平（Stolypin）在次年1月11日發出命令，如果大學出現騷亂跡象，地方總督和警察要立即進到校園驅趕學生集會。他還指示各校校長必須禁止所有非學術性質的學生聚會。如此一來，地方院校和校長近五年來享有的校園秩序自主處置權被一筆勾銷。

各地的教授委員會隨即遵守了首相的命令，但這種“順從”卻激起了學生罷課。

“當學生試圖中斷教授講課並要求關閉大學時，政府派出持刺刀的警察巡邏教室。警察受命記錄所有被認爲參與非法集會學生的姓名，不可避免拘捕了一些實際並不贊同罷課的學生。這些措施使管理學生紀律不再由大學說了算，使校方工作近乎癱瘓。” 《革命時期的科學與俄羅斯文化》一書的作者貝勒斯（Kendall E. Bailes）寫道。[4]

緊接着，莫斯科大學和聖彼得堡大學的校長以及助理在諮詢過首相和沙皇后辭職。卡索隨即解除了莫斯科大學三位高管的教授職務。而首相斯托雷平也表態，絕不允許罷課導致大學停課，拒絕授課的教授必須解僱。政府異常強硬的態度導致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2月2日，莫斯科大學教授委員會召開會議並向政府發出警告，如果三位教授同事不能復職，其他教職人員也將集體辭職。但這也許正中了政府下懷。總之，卡索和斯托雷平堅持原有立場，不爲所動。

最終，莫斯科大學約三分之一的教職工選擇了辭職，其中包括了最爲知名的物理學家——列別捷夫、N. A. 烏莫夫（N. A. Umov）[5]、V. I. 維爾納茨基（V. I. Vernadskii）[6]等。

辭職者被政府禁止在國內大學任教，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幾十年後，列別捷夫的親密學生和助手拉扎列夫回憶道：

“1911年卡索部長對莫斯科大學的破壞讓列別捷夫很壓抑。列別捷夫是少數沒有任何兼職的教授之一，失去了大學的教席，（相當於）直接被扔到了街上。如果其他教授失去了很多，那麼列別捷夫則失去了一切。列別捷夫早年擁有的可觀資產到此時已大大減少。僅靠這些生活很困難，而且由於列別捷夫也沒有了實驗室，他的科學生活從字面上看被摧毀了。”[7]

02 本應得的諾獎

列別捷夫爲其實驗裝置製作的各種葉片及其他部件（現存於莫斯科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

拉扎列夫永遠不會忘記列別捷夫這位恩師。在列別捷夫生命的最後十年，不僅是在公務上，在私人關係方面，兩人也過從甚密。他稱列別捷夫是“第一個俄羅斯物理學派的創始人”，這並非過譽之詞。

這個學派的建立要追溯到1891年，那年25歲的列別捷夫在取得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帶着滿腦子的計劃和想法回到了莫斯科。起初，他寄居於另一名教授的實驗室，儘管空間狹窄、設備簡陋，列別捷夫仍孜孜不倦地工作。

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1899年，他獲得了突破性的第一個結果。次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期間舉行的國際物理學家大會上，列別捷夫做了有關光壓測量的報告。在演講結束後，開爾文勳爵對另一位與會的俄羅斯植物學家季米里亞澤夫（K. A. Timiryazev）說：“也許你知道，我一生都在反對麥克斯韋，不承認他的光壓，而現在開始，你們的列別捷夫用他的實驗讓我屈服了。”[9]

光對物質施加的壓力極其微小，通常被更強的輻射計力和對流力所掩蓋，而列別捷夫的實驗則充滿了巧思，他成功的關鍵是改進了當時標準的水銀泵，獲得了極高的真空。

當然，成績的取得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拉扎列夫如此描述：“不可能列出所有嘗試過的實驗變體；只需說完成的裝置——用於進行測量的儀器——數量多達二十個。多次看起來實驗產生了完全負面的結果，所有次要的干擾力都無法排除，效應無法觀察到，而每次列別捷夫都會產生一個直覺，這導致了一個新的實驗變體，並最終將構思巧妙的研究帶到了令人滿意的結論。”

在取得這項舉世矚目的成績後，列別捷夫接着開始了另外一系列的實驗，以證明和測量光對氣體施加的壓力，這無疑又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經過另外一個十年，他最終證明了光對氣體壓力的存在。

光壓的系列研究是列別捷夫科研生涯的頂峯。他富有創造力的生命在46歲噶然而止，僅僅留下22篇原創的著述。從他創作活動開始的1899年到1911年，恰好22年，也就是他平均每年才發表一篇文章，並不算多產。

“列別捷夫整天待在實驗室裏，卻只有少量印刷著作，這可能令人驚訝，但這解釋了他爲解決所提出問題而面臨的巨大技術困難。對光壓於固體的研究花費了他大約8年的時光；對光壓於氣體的研究則持續了更長時間——大約10年。如果查閱列別捷夫所有的實驗方案、所有的對照研究，我們必須同意維恩（Wien）寫給米赫裏松（V. A. Mikhelson）[10]的信中所說，列別捷夫’掌握了我們時代無人能及的實驗藝術’。” 拉扎列夫回憶道。

事實上，早在1905年，本國物理學家赫沃爾松（Orest Khvol´son）曾提名列別捷夫與蘇格蘭物理學家杜瓦（J. Dewar ）分享物理諾獎。此外，德國物理學家維恩（W. Wien）則作爲1911年的諾獎得主提名過1912年的諾獎，三位獲獎者，列別捷夫是第一人選，愛因斯坦和洛倫茲可以分享。但列別捷夫沒有等到諾獎，他在這一年就去世了。

圖說：拉扎列夫（左）與列別捷夫（右）。（圖片來源見註釋[11]）

03 俄國的第一個物理學派

有一些物理學家喜歡自我的孤獨探索，而另外一些則喜歡集體作戰，列別捷夫屬於後者。作爲個體，他在科研上的傑出毋庸置疑，但他不是單兵作戰的孤勇者，更像是一位帶兵打仗的將軍。

列別捷夫回國五年時只有3位合作者，差不多十年時增加到10位，二十年後的1911年臨近其生命的終點時已有28位。同時，他也在大學教書育人，影響了很多人。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列別捷夫的學生的研究都和他自己的工作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同一實驗鏈條中的不同環節，學生們在總建築師的注視下添磚加瓦構築起一座宏偉的大廈。[12]

讓許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每週的研討會。幾十年後，拉扎列夫依然對第一次參加列別捷夫研討會的情形記憶猶新——

“在老物理實驗室斯托列托夫圖書館的一個小房間裏，大約晚上7點，所有當時與列別捷夫共事的物理學家（約10人）都聚集在一張鋪着油布的大圓桌周圍。…… 稍過7點，列別捷夫從他的實驗室走了出來。我已經四年未見他了，時光在他身上造成的變化令我震驚。從一個年輕、修長、英俊、沒有一絲白髮的人，列別捷夫變成了一個豐滿、面帶病容、頭髮半灰的人。這一次，他的面孔，尤其是他的眼睛，給我的觸動甚至比我們初次見面時更加強烈。他的眼睛彷彿凝視着遠方，越過了你，而他的面容則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精神之美，這種美在他後期的肖像照中爲人所熟知。

…… 讓我震驚的是，報告人在報告期間不僅會被列別捷夫本人，也會被其他課堂討論參與者多次打斷，要麼要求澄清報告中不清楚的要點，要麼對某些觀點提出異議。整個討論氛圍質樸而無拘無束；人們會不自覺地忘記在場的討論者中包括早已聲名顯赫的列別捷夫——那位因短電磁波研究和光壓測量而聞名的學者。這裏沒有等級尊卑，沒有倚仗資歷的壓制，甚至當別人提出有理有據的反對意見時，列別捷夫反而顯得頗爲愉悅。”

僅僅是在這第一次研討會上，列別捷夫在實驗物理學領域浩瀚如百科全書般的淵博學識令拉扎列夫震撼。研討會報告中涉及的每一個問題無不是列別捷夫所熟悉的，他對每個議題都能提出若干精闢的見解。

這個研討會如此的成功，以至於不僅列別捷夫實驗室的所有工作人員參加，所有在莫斯科工作的物理學家也都參加。

“在我參加這些集會的10年間，所有當代重大的物理學問題都在聽衆面前過了一遍。氣體放電理論、放射性的發展、X射線、黑體理論、能斯特熱定理——所有這些都在討論的報告中被反映出來；每次列別捷夫本人做報告都是一次盛大的節日。” 拉扎列夫回憶道。

在他的記憶中，那時的列別捷夫身體尚好，研討會後，他會和大夥會去一個小餐館，就着啤酒和簡餐，聊到深夜。他不僅喜歡，而且善於交談，比如在談到瑞士偶遇某位科學家時，他會順便描繪阿爾卑斯山的雄壯、冰川的美麗、攀登雪山的艱險。是的，徒步旅行曾是列別捷夫最熱愛的運動。

那個時候的他多好，他乘坐熱氣球，熱衷登山和徒步，欣賞好書和音樂。他難以抵抗任何新事物的誘惑，那些非傳統的、通常不安全的實驗尤其吸引他的注意。在倫琴1895年發現X射線後，他立即進行了實驗，因此燒掉了鬍子。他的笑，很富有感染力，就如同開頭的肖像照那樣。[13]歲月摧毀了他，有誰能想到，像他這樣世界聞名的科學家有一天也會被趕出校門？

此羅蒙諾索夫肖像由拉扎列夫爲出版其1925年9月13日在科學院全體會議上的演講而繪製。

04 與先賢的對話

歷史像一面鏡子，但常常折射出今人的影子。1911年恰逢“俄羅斯科學之父”羅蒙諾索夫（M. V. Lomonosov）誕辰二百週年，列別捷夫懷着沉痛的心情寫了一篇紀念文字。[14]

“我意識到我很快就要死去，但在死亡面前保持着內心的平靜；我只是非常遺憾，未能完成我爲祖國利益、科學進步和科學院榮耀所承擔的一切，而今，在我生命終結之時，不得不看到我所有美好的事業將隨我一同消逝。” 這段羅蒙諾索夫與施特林的談話被放了文章的開頭，開啓了彷彿是列別捷夫的一系列“顧影自憐”式的獨白——

“通過他的老師沃爾夫（Wolff）的例子，羅蒙諾索夫看到，富有成果的科學活動不僅取決於科學家個人的研究，還在於建立培養學術工作者的學派；他在馬堡清楚地認識到，德國大學的科學力量恰恰在於知識的連續性。”

“爲獨立科學活動做好了充分準備、充滿活力、健壯、渴望以最廣泛的方式運用自己能力， 30 歲羅蒙諾索夫回到了祖國。”

……

“羅蒙諾索夫被迫首先獲取工作的手段，並決定建立俄羅斯第一個科學實驗室，在那裏他能夠進行研究，併爲初出茅廬的年輕研究人員提供在他指導下工作的機會。”

“直到第一次申請六年之後，羅蒙諾索夫終於有了一個狹小、設備簡陋的化學實驗室可供使用，他可以在那裏開始教學和工作。”

最後這句話描述的情形顯然有些失真，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羅蒙諾索夫的實驗室絕不能被稱爲“狹小”和“設備簡陋”。透過羅蒙諾索夫，列別捷夫顯然說的是自己一開始工作時實驗室的情況。[15]

在談到這位先賢建立大學和中學的情況時，列別捷夫讚歎道：“可以公允地說，在彼得大帝之後，俄羅斯的文化進步歸功於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羅蒙諾索夫勝過其他任何人。”

然而，列別捷夫的紀念文字並不像通常看到的那樣，滿篇的頌歌。他也注意到，由於外部環境的限制，羅蒙諾索夫的很多著述都只是開了個頭就沒了下文，這種“虎頭蛇尾”的觀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而他一手創辦的大學，“本應成爲俄羅斯的科研中心和學術堡壘，但在對其科學價值與需求可能存在認知偏差的後繼者手中，它們逐漸淪爲普通的教育機構。”

最終，列別捷夫得出瞭如下的沉痛結論——

“羅蒙諾索夫傾盡心血爲俄羅斯創造孕育本土英才的環境——然而兩百年來俄國在這方面進展甚微。當我們研讀傑出科學家的成就時，會發現其重大突破往往並非得益於俄國的科研環境，而是克服環境障礙的結果：或是憑藉其非凡品格，或是藉助有利的機緣巧合，唯有少數勝利者得以讓姓名、思想與功績被俄國社會廣知。只需詢問那些熟知俄國科研現狀（與羅蒙諾索夫時代何其相似）並正與之抗爭的學界中人，便會驚覺有多少進行中的前沿研究被迫中斷，有多少明明璀璨的天才就此湮滅——這些數字令人觸目驚心。”

這段話又何嘗說得不是他自己。

05 最後的時光

列別捷夫的實驗室成員小組。該照片拍攝於列別捷夫1912年去世後不久。

隨着列別捷夫離開莫斯科大學，其一手創設的研究團隊也就此瓦解。物理研究所人去樓空，他曾經工作的實驗室，用季米里亞捷夫的話來說，“荒蕪之境令人窒息”。加上烏莫夫等其他物理學家的一道離開，整個莫斯科大學的物理研究至此一落千丈。[16]

被政府“趕走”的學者，包括列別捷夫在內，只能向一些私人基金會和機構尋求支持，如列堅佐夫實驗科學及其實際應用促進會（Ledentsov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列堅佐夫（Khristofor Semenovich Ledentsov）本是一名商人，1909年據其遺囑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學會，會長是烏莫夫，列別捷夫是科學指導。據說，該學會的資本甚至比諾貝爾基金還多，且它爲俄羅斯科學發展分配的資源也多於沙皇政府。提句後話，這個學會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被解散，財產劃歸國有。[17]

列堅佐夫學會利用捐贈基金的利息，以類似於同行評議的方式，每年向主要的理論與應用科學學者發放資助，總額在6萬到8萬盧布。很多著名的科學家，如生理學家巴甫洛夫（I. P. Pavlov）、生物地球物理學家維爾納茨基，列別捷夫都獲得過資助。資助金額從個人的 35 盧布到實驗室的1,500 盧布不等，涵蓋了啓動經費、專利獎勵，以及對某些組織（如俄羅斯物理化學學會）的出版補助。[18]

除了私人的基金會，向列別捷夫伸出援手的還有沙尼亞夫斯基莫斯科市人民大學（the Shanyavskii Moscow City People''s University）。

沙尼亞夫斯基是一位波蘭裔的俄羅斯將軍，後來做了金礦主，在他的資助下，這所大學得以存在和發展。沙尼亞夫斯基熱心教育和科學，也許可以用1905年他寫給教育部長信裏的一句話概括：“單靠手腳是辦不成事的；還需要聰明的頭腦”。這所大學的理念也遠超同時代大學，據說無論你的出身、教育背景、性別、年齡、民族或宗教信仰，都可以加入。

正是在這些私人機構的支持下，列別捷夫開始重新建立其實驗室。他對科學的熱愛也不允許他放棄，即便承受着如此重的打擊。

他已經離不開科學，正如他在信裏寫的，“我從未想過一個人會對科學如此依戀……日復一日，我越來越熱愛物理……我再也無法理解沒有物理如何生活”。他也曾讖語般的說過這樣的話，“把我流放到堪察加半島吧，但把我的學生留給我，我會建立一個新的實驗室。”[19]

這時，列別捷夫的心臟病越來越嚴重，他不得不前往海德堡治病。8月5日，在談到下一步如何安排實驗室的計劃時，列別捷夫寫信給拉扎列夫：“今天收到了（諾貝爾研究所所長）阿倫尼烏斯（S. Arrhenius）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顯然堅持要我去斯德哥爾摩。我仍然認爲應該選定（俄國）度量衡總局：在那裏我們將在一起，而且也許一切都會順利安排好的。”

在他逗留國外的最後幾個月，位於列別捷夫公寓所在地、梅爾特維巷（字面意思是“死巷”）20號的實驗室組織工作已接近完成。8月16日，得知消息的列別捷夫回信給拉扎列夫：“幾天後我將抵達莫斯科，並將由衷地高興親眼確信，我們將在’死巷’與您一起做’活生生’的事業。” [20] 這真是句不吉利的玩笑話。

9月，列別捷夫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已時日無多。莫斯科大學傑出教授出走，騰出的空間被很多平庸者佔據。教育部長卡索以輕蔑的態度對待留下的自由派教員，設法將他們從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大學調往更爲保守的地方大學，同時從外省調入保守派教授填補空缺。[21]

列別捷夫眼看着自己艱難開創的事業遭到重創，同時，他也看不到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這種破壞。1912年3月1日，他因心力衰竭，溘然長逝。旗幟倒下，俄羅斯的物理學如同陷入了漫漫長夜。[22]

06 尾聲

列別捷夫死後，拉扎列夫成了他的衣鉢傳人。過了幾年，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拉扎列夫當選爲正式院士。他得到了很多老院士的推薦提名，承載了延續列別捷夫學派的希望。與此同時，在拉扎列夫的監督下，師徒生前構想的莫斯科科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PI MSI）也落成開放。

兩年後的1919年，這個研究所劃歸了人民衛生委員部，並轉變爲生物物理研究所，拉扎列夫任所長直至他1931年3月被捕。拉扎列夫被捕後，之前的研究員均遭解僱，科學設備被盜，生物物理研究所被移交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變成了一個研究課題可疑的特殊任務化學研究機構。

1934年夏，蘇聯科學院從列寧格勒搬遷到莫斯科，原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樓被新成立的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佔據，並命名爲列別捷夫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是拉扎列夫的學生瓦維洛夫。

列別捷夫研究所此後獲得了政府大量資源，日後成爲了蘇聯最爲成功的物理學研究中心，一共誕生了7位諾獎得主：切倫科夫（Cherenkov）、弗蘭克（Frank）、塔姆（Tamm）共同獲得195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巴索夫（Basov）和普羅霍羅夫（Prokhorov）獲得196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薩哈羅夫（Sakharov）獲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金茲堡（Ginzburg）獲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列別捷夫如果泉下有知，當十分欣慰。

參考文獻：

[1] Svetlana G. Lukishova, Anatoly V. Masalov & Victor N. Zadkov (2021): Icons of Russian Physics: From the Lebedev Scientific School in Physics to the Lebedev Physical Institute, Contemporary Physics, DOI: 10.1080/00107514.2021.1959096

[2] P. P. Lazarev, My recollections of P. N. Lebedev, UFN, 1962, Volume 77, Number 4, 571–582. 本文中所引的拉扎列夫的回憶均引自這篇文章。

[3] Paul R. Josephson,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4] Kendall E. Bailes, Science and Russian Culture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V. I. Vernadsky and His Scientific School, 1863 - 1945.

[5] 1896年亞歷山大·斯托列托夫（Aleksandr Stoletov）逝世後，烏莫夫接任莫斯科大學物理系主任。他與列別捷夫共同積極參與了莫斯科大學物理研究所的創立工作。烏莫夫組織創建了多個教育協會，並連續十七年擔任莫斯科自然探索者協會主席。他是最早認可相對論重要性的俄羅斯科學家之一。1911年，爲抗議政府的反動行徑，他與其他多位知名教授一同離開莫斯科大學。烏莫夫於1915年在莫斯科逝世。參見維基百科對烏莫夫的簡要介紹。

[6] 韋爾納茨基（1863–1945），莫斯科大學校長助理，列堅佐夫協會成員，與列別捷夫關係良好，他也一起辭職離開了莫斯科大學。他是俄國及蘇聯礦物學及地質化學家，被認爲是地球化學、生物地球化學和放射地質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於1922年創立國立鐳研究所（the State Radium Institute）並擔任所長。該研究所隸屬於科學院，並受人民教育委員會科學機構總局（the Principal Directorate of Scientific Institute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Education）的管轄 。研究所內設立了三個部門：物理、化學、地球化學和礦物學。 韋爾納茨基本人領導地球化學和礦物學部門。

[7] 同註釋2。

[8] A. V. Masalov, P.N. Lebedev – first experiment on measuring light pressure, Chapter in Springer Series in Optical Sciences · January 2019 DOI: 10.1007/978-3-319-98402-5_12

[9] 同註釋1。

[10] 參見Predvoditelev, A. S. (1962). V. A. Mikhelson: The Founder of the Physics of Combustion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5, 435–438. V·A·米赫爾松最著名的是關於爆燃氣體混合物的着火研究。儘管在他之前該問題已被衆多學者廣泛研究，但正是這項成果使他聲名顯赫，併成爲俄羅斯燃燒與爆炸物理學這一重要學科分支的奠基人。

[11] G. A. Mesyats, P. N. Lebedev Physical Institute R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FN, 2009, Volume 179, Number 11, 1146–1160

[12] Yu. A. Khramov, Petr Nikolaevich Lebedev and his school (On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year of his birth), Usp. Fiz.Nauk 29, 585-597 (December 1986)

[13] 同注1

[14] P N Lebedev, In memory of the first Russian scientist (1711 - 1911), Uspekhi Fizicheskikh Nauk 181 (11) 1183 - 1186 (2011) DOI: 10.3367/UFNr.0181.201111d.1183, Translated by E N Ragozin; edited by A Radzig

[15] 根據 N·M·拉斯金和 V·P·巴爾扎科夫斯基的研究確定，M·V·羅蒙諾索夫的實驗室絕不能被稱爲“狹小”和“設備簡陋”。參看注9中編輯的註解。

[16] 參見拉扎列夫自傳，
https://www.pseudology.org/science/LazarevPP.htm

[17] V V Ragulsky, About people with the same life attitude: 100th anniversary of Lebedev''s lecture on the pressure of light, Physics - Uspekhi 54 (3) 293 - 304 (2011) .

[18] 同注3.

[19] 同注12

[20] 同注2.

[21] 同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