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Mufid Majnun/Unsplash

撰文｜袁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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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中國國家衛健委宣佈，將HPV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這也意味着，全球首個、迄今最重要的癌症預防疫苗，在面世19年後，終於惠及全國，所有的適齡女生都將迎來免費接種。

在中國，很少有疫苗或藥物像它一樣，凝聚了公衆近20年的等待與焦灼。

2006年，HPV疫苗在美國獲批上市；此後，百餘個國家和地區陸續將其納入常規免疫規劃，數千萬青少年擁有了一個免於被宮頸癌威脅的未來。

在中國，這是一個更爲複雜的故事，從最初的臨牀試驗到漫長的審批，再到上市後的搶購、缺貨與假貨風波，這支疫苗一次次偏離“科學進程”的節奏，從醫學名詞變成了社會符號。它不僅承載了女性健康的期待，也成爲了輿論場裏爭論公共政策遲緩的引信。

而今，它終於被納入國家免疫規劃，成爲中國自2008年以來首次擴容的新疫苗。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節點。

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這段延宕中，數千萬適齡女性錯過了最佳的預防窗口，大量家庭揹負了高昂的經濟與心理成本。而這背後，不只是公共政策的遲緩與被動，更映照出一種社會代償的現實：財富增長後的中國人願意爲健康買單，卻因制度缺位而不得不在焦慮與盲目中，把一支疫苗推向奢侈化與消費化的軌道。

HPV疫苗的中國故事，留下的追問並不在於它“爲何終於納入”，而在於：當下一個被證實有效的公共健康工具出現時，我們會主動迎接，還是再次被動追趕？

艱難地獲批：從科學到市場的漫長十年

HPV疫苗在中國的軌跡，與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運截然不同。

2006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了默沙東（MSD）的四價HPV疫苗Gardasil®——它能預防四種高危與低危病毒型別（HPV16、18、6、11），其中 HPV16 與 HPV18 是導致約七成宮頸癌病例的元兇。這一里程碑式的批准，被視爲人類首次在大規模人羣層面上實現癌症預防的可行路徑。

不久之後，葛蘭素史克（GSK）的二價疫苗也在多個國家獲批，專注於兩種高危型別（HPV16、18）。2014年，FDA 又批准了九價疫苗 Gardasil 9®，將覆蓋型別擴展至9種，可以預防近九成的宮頸癌相關感染。這三種疫苗構成了未來二十年HPV防控的核心框架，從有限覆蓋走向更廣泛的預防。

之後幾年，世界上超過百個國家和地區迅速把它納入國家免疫規劃，從澳大利亞到英國，從加拿大到南非，數千萬名青春期女孩在校醫或社區門診免費完成全程接種。對於公共衛生學界而言，這是一件幾乎沒有爭議的進展：一支有效、安全的疫苗，直接作用於一類高致死癌症的預防。

在中國，宮頸癌並不是一個邊緣性疾病，而是長期被忽視的重大負擔。根據 GLOBOCAN 2020數據，中國每年約有11萬新發宮頸癌病例，年死亡人數接近6萬，分別佔到全球的18%和17%。它是15–44歲女性羣體的第二大癌症，且呈現顯著的城鄉和地區差異：西部和農村女性的發病率、死亡率明顯高於東部城市。

疫苗的意義正在於此。超過九成的宮頸癌與高危型HPV感染直接相關，如果能在青春期完成接種，就能避免大多數感染和隨之發生的癌變。WHO的模型預測，如果HPV疫苗覆蓋率達到 80% 以上，未來幾十年宮頸癌發病率可下降60–90%。這使得 HPV 疫苗成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能在羣體層面直接預防癌症的工具。

正因如此，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20年提出了“消除宮頸癌”全球戰略：到2030年，確保90%的女孩在15歲前完成接種，70%的女性接受篩查，90%的患者獲得治療，這是國際上首次承諾通過公共衛生綜合措施消除一種癌症。在這之後，澳大利亞預測將在2035年前成爲首個“消除宮頸癌”的國家，英國和北歐國家也在快速接近目標。與之對照的是，中國在2022年9–14歲女孩中的首針覆蓋率僅爲4%，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61.6%。正是這種差距，讓疫苗的每一步延遲顯得格外沉重。

“遲到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教授、宮頸癌防控領域的權威學者喬友林曾這樣感嘆。

早在2008年，國際藥企就已在中國本土開展臨牀試驗，招募數以萬計的女性臨牀試驗志願者。因爲中國監管部門要求必須提交本土臨牀數據，兩家跨國藥企從頭開始做了八年的註冊試驗，直到2016年、2017年才相繼獲批。那批關鍵性臨牀監測數據，正是由喬友林教授牽頭的中國研究團隊完成的，匯聚了全國多家臨牀中心的參與。

中國首個國產HPV疫苗“馨可寧”，同樣由他主導合作完成臨牀試驗，從立項到上市耗費了七年，2019年最後一天獲批。

喬友林的擔憂源於另一段歷史。2009年國慶節，他在電視上看到白巖松採訪當時的衛生部長陳竺。節目中提到，前衛生部長陳敏章生前最大的遺憾，是沒能讓乙肝疫苗在他任內進入國家免疫規劃。陳竺回答說，如今中國已經摘掉“肝炎大國”的帽子被扔進太平洋，可以告慰老部長的在天之靈。

喬友林覺得，這裏少了一句追問：爲什麼中國要爲乙肝疫苗的“遲到”付出二十年的代價？ 20世紀80年代，乙肝疫苗就在中國上市，但直到2002年才納入免疫規劃。那二十年，留下了數以千萬計的慢性乙肝感染者。作爲推動HPV疫苗國家免疫規劃的親歷者，他最害怕的，正是這段歷史在宮頸癌防控中重演。

HPV疫苗的獲批漫長和當時的藥監管理體系有關。

彼時，中國藥監體系因鄭筱萸案陷入震盪。這位國家藥監局局長在2008年因受賄與瀆職被判死刑，成爲當時轟動全國的案件。此後，藥品審批進入“高壓問責”時期：審評趨於極度謹慎，機構內部積壓嚴重，透明度極低。對於像 HPV 疫苗這樣敏感的創新產品，監管者寧可拖延，也不敢放行。

直到2016年，第一支二價HPV疫苗纔在中國獲批；一年後，四價進入中國市場；2018年，九價才姍姍來遲，但它的上市方式與此前截然不同：從遞交申請到獲批，僅用了8天。這在全球藥品監管史上都屬罕見。這一“火箭速度”的審批與此前長達十年的審批遲滯形成了強烈反差，曾被認爲既有當時高層高度關注的原因，也有監管提速的因素。

當時，中國藥品審評制度正處在改革進程中：自2015年起，國家藥監部門開始清理積壓、建立優先審評通道，並在2017年加入 ICH 與國際接軌。雖然改革尚未徹底，但已讓審批流程進入“加速狀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行政推動與制度提速疊加，才造就了九價獲批的罕見速度。

商業狂熱與公共困境

獲批，並不意味着問題的終結。

2016年至2018年間進入市場的三種進口疫苗——二價、四價和九價，全部依賴自費接種，每針價格在六百到一千五百元不等，全程接種費用通常在兩千至四五千元之間，還不包括黃牛加價帶來的額外成本。這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與此同時，全球性供給喫緊疊加中國的需求井噴，使“一針難求”成爲常態。

在分配順序上，跨國藥企公開強調會優先保障 Gavi 項目和已納入公共免規的國家，中國既是後批准市場，又以自費接種爲主，自然排在次要位置。再加上 HPV 疫苗生產週期長、供應鏈複雜，短期內無法快速擴產，導致中國的HPV疫苗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十年的審批遲滯進一步削弱了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在它們眼中，中國並非“公共計劃驅動”的穩定需求，而更像一個高風險的自費市場。等到需求突然井噴時，廠商已來不及臨時調配產能，中國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供應。

在產品遲滯與市場高價之間，公衆情緒被迅速推高。這是一種稀缺效應疊加相對剝奪感的社會心理現象：有限的資源刺激了非理性的追逐，而國際對比又讓被排除在外的人羣感受到更強烈的不安與焦慮。

2017年上市的頭幾個月，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接種點都出現了“秒光”的場面。黃牛在醫院門口兜售號源，部分地區的價格被炒到三四倍。跨境接種成爲另一條通道：香港診所人滿爲患，旅行社推出“打疫苗一日遊”，一些中產家庭把赴港接種視爲一種“投資”。

這種畸形的需求釋放，最終催生了灰色地帶。

2019年，香港海關查獲假冒九價疫苗，化驗結果顯示疫苗可能被微生物污染；中國大陸也出現多起用生理鹽水冒充HPV疫苗的案件——2024年四川中江縣衛生院，一名非醫務人員用鹽水冒充疫苗接種、非法獲利；2025年蘭州更有護士以同樣手法騙注160餘名女性，涉案金額超60萬元。HPV疫苗作爲公共產品的本質已被扭曲成稀缺商品。

這一切讓HPV疫苗遠遠超出了醫學範疇。它既是公衆對癌症的恐懼出口，成爲社會對制度遲緩的質疑焦點，更是輿論場反覆發酵的符號。很少有一種健康干預能像它這樣，跨越醫學、市場與社會三重維度，被普通人如此頻繁地提及。

儘管公衆需求在短時間被迅速激發，但在價格和供給的雙重限制下，真正能完成接種的比例非常有限。而在應接種的“黃金窗口”——WHO 強調的 9–14 歲女孩羣體中，大衆接種率更是極低。2022 年，中國9-14歲女孩的首針覆蓋率僅4.0%，三針接種率低至0.31%；相比之下，全球同年齡段的首針平均覆蓋率爲61.6%，完全接種率47.6%。中國的接種主體集中在成年女性：20–24歲首針覆蓋率14.0%，25–29歲13.2%。

換言之，在HPV疫苗上市後的前五年，真正最該覆蓋的人羣幾乎沒有觸及，市場需求主要來自成年後有支付能力的羣體。

這和公衆對HPV疫苗的誤區密切相關，長久以來“進口更好、九價才值”的觀念始終存在。許多家庭寧願等待，哪怕拖到成年後才接種，也要追逐所謂的“最優選擇”。這種等待的代價，是讓最寶貴的9–14歲接種窗口不斷錯失，公共健康收益被嚴重稀釋。

與此同時，國際上已走向另一條路徑。澳大利亞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自2007年起在全國推廣中學女生的免費接種，十年後其宮頸癌發病率已明顯下降；其國家戰略明確提出：到2035年將宮頸癌作爲公共衛生問題予以消除（以年發病率低於每10萬人4例爲衡量標準）；更樂觀的預測顯示，若現有HPV接種與篩查持續推進，澳大利亞有望在2028年前就率先達到這一目標。英國和北歐國家也在快速接近“消除”的門檻。而中國仍停留在“有限人羣、市場化自費”的局面裏。

西部小城的試驗

這一切，直到中國西部的一個小城率先打破HPV疫苗免費接種的沉默。

2020年12月，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啓動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計劃：由地方財政出資，爲13–18歲的在校女生提供免費二價HPV疫苗接種。這是全國第一個以公共財政承擔的試點地區。

選擇二價並非出於公衆偏好，而是現實約束的結果。當時的市場幾乎被默沙東的四價和九價主導，價格高企、需求旺盛；相比之下，二價疫苗在消費者眼中“性價比不高”，銷售遇冷。經過地方政府談判後，三針的總成本被壓至僅爲市場價的三分之一，大大降低了財政壓力。更關鍵的是，鄂爾多斯本地的宮頸癌負擔異常沉重，不僅在全國處於高位，也是整個內蒙古宮頸癌發病率最高的城市。而二價疫苗可預防超過70%的宮頸癌。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願意承擔風險，選擇了這條財政可行、醫學合理、社會效益突出的路徑。

事實上，這一突破背後有着鮮爲人知的曲折。

早在2011年，喬友林教授就曾爭取到數萬支四價HPV疫苗捐贈，準備在鄂爾多斯等三個西部縣試點接種，“當時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部、海關一路綠燈，最後卻因未獲藥監批准而滯留在北京海關，最終轉贈他國。2020年春節前，他再次與鄂爾多斯市衛健委溝通，價格已談到原價的三分之一，並獲得市人大支持。但在全國毫無先例的情況下，計劃被迫擱置。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一個勇敢的身影站了出來。時任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副旗長的張銀銀，成爲了敢於“第一個喫螃蟹”的人。

喬友林回憶：“她說，‘我主管衛生工作十多年，沒能給孩子們提供這項服務，我覺得欠他們的。’”正是這份樸素而堅定的責任感，促使張銀銀力排衆議，決定在準格爾旗率先開展“關愛女生健康進校園”重點民生實事項目。在全旗27個疫苗接種點，免費爲全旗初一到高三近萬名13-18週歲中學在校女學生接種HPV疫苗。

2020年8月1日，在嚴格的新冠疫情防控下，中國首個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免費HPV疫苗接種項目在準格爾旗啓動。“說實話，我作爲科學家做這件事問心無愧，但我真的擔心會影響她的政治前途。”喬友林坦言。在當時，這是一個需要巨大政治勇氣的決定。幸運的是，項目的推進異常順利，多家媒體在國內外的正面報道，也讓當地政府喫下了定心丸。很快，HPV疫苗的接種項目就在鄂爾多斯全市其它8個旗區快速推動起來。

試點效果也很快顯現。項目啓動半年後，目標羣體的首針接種率已超過三成；到當年年底，覆蓋率躍升至八成以上。此後幾年的數據更顯示出穩定提升：2022年全市接種覆蓋接近七成，2023年底更是達到九成以上，同時宮頸癌篩查率超過七成、癌前病變治療率接近97%，基本逼近WHO提出的“90-70-90”目標。這一系列成果，使鄂爾多斯的探索不僅走在全國前列，讓“黃金窗口”的青春期女孩獲得公平接種機會，也爲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可驗證的樣本。

此後，越來越多城市加入進來。廈門在2020年啓動免費接種項目，爲初一女生提供國產二價疫苗；濟南則將七年級女生納入全市財政預算，首針覆蓋率一年就達到九成以上。寧波選擇了另一種路徑：對所有初一女生免費提供國產二價，如果家庭希望選擇進口二價或四價，財政給予650元的定額補助，差價由家長自付。成都則把補助額度定在600元，讓家庭在國產與進口之間自主選擇。西藏自治區在2022年更是將13–14歲女生納入自治區財政預算，首針覆蓋率在一年內突破八成，成爲全國範圍內最徹底的公共接種試點。北京則在2025年宣佈將初一女生的二價接種納入全市免費項目，標誌着地方探索進入了一線城市。到2024年10月，國家衛健委已通報相關政策覆蓋了約40%適齡女孩；在納入免規前，全國已有過半數省份和若干地市實施免費接種。

2021年的健康城市建設、推動健康中國行動創新模式消除宮頸癌試點啓動儀式

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湯勝藍教授牽頭的疫苗交付研究創新實驗室（VaxLab）在過去的幾年中，持續倡導免疫規劃的優化，並在最新的一份政策簡報中對HPV疫苗納入的經驗做了梳理和總結。

在研究者看來，HPV疫苗接種快速“破圈”源於宮頸癌綜合防治項目被選爲健康中國行動創新模式試點的切入口，項目順利推進關鍵在於各地領導的重視和跨部門高位推動，而項目實施範圍快速擴大受益於“規模效應”和“同儕壓力”。

“地方先行先試可驗證疫苗大規模接種的可行性、公衆的接受度及財政的承載能力，形成的成熟方案能爲國家層面的決策提供紮實依據，這種循序漸進的模式能夠有效降低政策推廣風險。”該簡報寫道。

這些地方項目背後有着相似的財政邏輯：一方面，目標人羣規模有限，每屆女生數量在可控範圍內，意味着財政負擔相對輕；另一方面，疫苗採購通過集中議價，二價的中標價往往不到市場零售價的一半，使得“用小錢辦大事”成爲可能。對地方政府而言，這是提升民生獲得感的高性價比選擇。

支付路徑也呈現多樣化。有的城市選擇全額免費，確保公平與普及；有的採取定額補助，以固定財政投入撬動更大的社會參與；還有的探索醫保個人賬戶支付，把負擔部分轉移給家庭。甚至還有公益與慈善的補充：一些縣域通過基金會和跨國藥企的捐贈，獲得額外的疫苗資源。

這種多元化的探索，讓 HPV 疫苗在中國第一次以公共產品的方式真正落地。它們規模有限，覆蓋不均，但卻提供了全國性的政策長期缺席時的現實樣本：在財政可承受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苗送到最需要的人羣。正是這些地方項目的累積效應，成了對國家層面舉措的實質性助推。

國產疫苗突圍

如果說地方財政的試點打開了制度的缺口，那麼跨國藥企與國產廠商的博弈，則重塑了市場的格局。

2016年起，默沙東和葛蘭素史克幾乎壟斷了中國的HPV疫苗供應。2018至2023年間，中國自費市場迅速膨脹，Gardasil在華銷量一度佔到默沙東全球份額的六成以上，佔據了全部增長紅利。中國的代理商智飛生物更是從2017年的十幾億元營收，躍升到2023年超過五百億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HPV疫苗。這段時間，跨國藥企幾乎沒有降價動力：國家不買單，中產家庭願意付費，市場規模快速擴張。可以說，這幾年是它們的“黃金期”。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這也是一次典型的“市場失靈”。HPV疫苗作爲公共產品，本應通過大規模普及降低羣體疾病負擔，但在國家缺位的情況下，它被市場邏輯推高爲稀缺奢侈品，覆蓋率遠低於社會最優水平。

長期以來，率先研發出HPV疫苗的跨國藥企在中國市場都打着“保護女性健康、助力消除宮頸癌”的旗號，卻始終沒有真正下調價格。即便在銷量最旺盛的幾年裏，它們依然維持着高價策略，看不到與公共健康目標相匹配的努力。直到國產九價以六折價入市，他們纔開始推出“買三針按兩針價”或“贈送接種服務”等促銷手段，試圖挽回快速流失的市場份額。

這種遲滯並非中國獨有。在全球範圍內，HPV疫苗長期被批評爲“最昂貴的兒童疫苗之一”。有研究指出，默沙東的三劑價格高達360美元，GSK約335美元，這讓低收入國家幾乎無法承受。無國界醫生等機構多次批評，這樣的定價與“消除宮頸癌”的目標背道而馳，反而加劇了健康不平等。印度媒體甚至直言：直到2022年印度推出首個國產HPV疫苗，每針僅需300–400盧比（摺合不到40元人民幣），全球才真正看到“打破壟斷”的可能性。國際評論普遍認爲，專利與定價不應成爲公共健康公平的最大障礙。

2020，真正的轉折點來了。

那一年，廈門萬泰的國產二價疫苗“馨可寧”獲批上市，定價329元/針，比進口產品低一半以上。更關鍵的是，它在供應上更加穩定，很快被地方財政項目納入採購，成爲廈門、濟南等地免費接種項目的首選。國產的出現，第一次打破了外資的價格壟斷，也讓地方政府有了大規模推廣的底氣。

2025 年5月，國產九價獲批，定價499元/針，兩劑程總價不到千元。這一價格不僅遠低於默沙東的九價，更意味着“高端疫苗”也不再是不可觸及的奢侈品。集中帶量採購也迅速改變了價格結構。以山東省爲例，2024年國產二價HPV疫苗的中標價降至27.5元/支，相比初期約329元/支的採購價足足低至1/12，被喻爲“低於一杯奶茶”，不僅把疫苗價格壓入了可納入免規的區間，也讓大衆第一次看見了HPV疫苗真正走向普惠的可能。

除了價格和供應，國產疫苗的研發也經歷了漫長積累。無論是廈門萬泰的二價，還是之後獲批的九價，都經過了完整的Ⅲ期臨牀試驗驗證，其免疫原性和保護效果與進口產品並無顯著差異，安全性同樣得到國際認可。

這場博弈帶來的結果是清晰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支付中更傾向於採購國產疫苗，以有限的財政預算覆蓋更多的目標人羣；跨國藥企則從“供不應求、坐收漁利”轉向“市場萎縮、庫存積壓”。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採購格局，也打破了長期的“外資依賴路徑”。

短短數年，中國的 HPV 疫苗市場經歷了從“外資獨享的繁榮”到“國產崛起的轉折”。在這一市場格局的變遷中，默沙東的 Gardasil 系列經歷了明顯逆轉。財報指出，這一下降主要由中國需求疲軟所致。與此相關的是，默沙東自2025年2月起暫停向中國市場發貨 Gardasil，原因包括渠道庫存過高和消費者（或公共/私營渠道）需求減弱。公司隨後宣佈，這一暫停政策將至少延續至2025年年底。

這種轉折不僅標誌着跨國藥企在中國“黃金期”的終結，也揭示了公共衛生治理中的深層矛盾：當疫苗作爲公共產品長期被交由市場邏輯支配時，結果往往是健康不平等與信任缺口；而隨着地方財政和國產疫苗的加入，這一裂痕才得以部分修復。

遲來的制度轉身

HPV 疫苗的曲折歷程，遠不止是一個疫苗的故事。它折射出政策慣性與社會的張力：科學證據早已充分，卻遲遲不能轉化爲公共決策；財政並非力所不及，卻始終缺乏清晰的分擔路徑；公衆需求不斷高漲，卻只能在市場的高價與缺貨之間消耗。

2025年9月，中國終於宣佈將HPV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這也是自2008年以來，國家免疫規劃的首次實質性擴容。對公衆而言，這一決定意味着免費接種的時代即將開啓；對政策觀察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場遲來的制度修正。

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錢從哪裏來”。爲全國9–14歲女孩提供免費接種，每年新增的數百億元財政支出，並非不可承受——相較於宮頸癌每年帶來的上千億元治療費用，這筆投入甚至更像是一種節省。難點在於如何讓這筆支出進入制度化軌道。長期以來，衛生部門的聲音在部委體系中過於微弱，而財政與發改等部門更多將新疫苗視爲負擔，而非投資。這種錯位，使得即便有充分的科學證據和成本效益研究，擴容也難以獲得優先級。

值得追問的不是“爲什麼要花十七年”，而是“爲什麼制度總要依賴外部倒逼”。在長時間的討論中，科學證據被擱置，部門間推諉反覆，直到社會與地方的壓力積累到無法迴避，政策才被動轉向。下一次，當又一個高價疫苗出現在桌面上時，中國是否會有更清晰的路徑，還是仍要經歷同樣的拉鋸？

真正的考驗或許從現在纔開始。納入免規，不應再被誤解、猶疑或執行不力所阻滯。無論是二價、四價還是九價，公共衛生的原則都很簡單：在最可及的情況下，儘早接種，尤其是在青春期女孩的“黃金窗口”。只有這樣，覆蓋率才能真正提升，更多未成年女孩才能得到保護，宮頸癌發病率才能穩步下降。與此同時，還必須同步推動宮頸癌篩查與早診早治，把疫苗與篩查結合，纔可能在未來走向真正的“消除宮頸癌”。

喬友林教授，這位推動中國宮頸癌防控體系建設的重要學者，曾在多個場合講述過這樣一個患者故事。山西襄垣縣是宮頸癌的高發地區，二十多年前，一位名叫申翠蘭的農村婦女讓他記憶深刻。她的母親和姐姐都因宮頸癌去世，而她本人在1999年喬友林主持的一次科研項目篩查中被查出癌前病變，幸運地得到了及時、免費的治療，從而轉危爲安。

故事並未止步於此。2009年國家“兩癌”篩查項目啓動後，申翠蘭的女兒能夠定期接受檢查，健康狀況良好。隨着國產疫苗的上市和地方免費接種政策的推開，2021年，她14歲的孫女又完成了HPV疫苗的接種。

從一代人因病失去生命，到下一代因篩查受益，再到新一代女孩通過疫苗提前預防，申翠蘭一家四代人的經歷，正好映射出中國宮頸癌防控二十餘年的曲折進程與制度變遷。

制度與科學的價值，最終體現在一個個普通家庭中。批評與反思的最終意義，也正在於此：推動更快、更穩、更廣地運轉，讓更多人遠離疾病，讓更多生命免於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