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已成少數大佬的自留地？

2.27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 | 張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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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網絡上“全球產量最高文科學者”的說法讓一位學者進入了輿論風暴的中心。網帖顯示，該教授41年間共發表1226篇論文，平均每年29.9篇。2024年已經發表了48篇論文，其中多數是C刊論文。這一現象再次引發了學術界對C刊發表資源過度集中的擔憂。

C刊是指CSSCI來源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制定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用於評價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引用情況。

儘管“全球產量最高文科學者”這個說法實際上並不準確，學者本人也進行了澄清，甚至他還批評了現有C刊發表的一些弊端。但根據知網數據的初步統計，去年這位教授發表了49篇論文，其中接近40篇爲C刊或者C刊擴展論文，仍屬於國內發表最多C刊論文的學者之一。

對於只要兩篇論文就能畢業的人文社科博士來說，這個數字無疑是誇張的。一般來說，一位人文社科類博士畢業需要發表兩篇C刊論文。儘管近年來一些大學對該規定有所放寬，但在許多院校中，這依舊是一個被保留的硬性指標。

此外，根據2024年《中國高校人文社科發展報告》的統計，如果一所大學一年內能在C刊上發表30篇論文，那麼這所大學在中國1275所本科院校中的C刊發文量排名可以達到第235位。40篇論文，不僅足夠20名博士生畢業，也勝過了很多文科和社科薄弱的高校一年的C刊論文產量[1]。

01

學術大佬佔據了多少版面？

少數人掌握大量C刊發表資源，已經成爲了一個普遍的問題。以教育學領域爲例，一項研究分析了2016年至2020年間36種教育學C刊的數據，調查這些期刊的發文趨勢與模式。研究發現，頂尖學者和少數精英高校佔據了絕大部分的發表資源。

爲了檢驗是否存在“學者發表特權”現象，研究者們對發表狀況進行了統計。在這些教育學C刊上，人均發表論文數量僅爲0.5篇。如果5年內能夠發表6篇以上，已經算是核心作者。而在這5年中，發文數量超過40篇高產學者有21人，他們三分之二來自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和西南大學，其中前5人的發文量佔到整個領域發文總量的1%。截至2020年，21名高產作者中，只有4位年齡在50歲以下。

從機構分佈看，教育學C刊的版面集中趨勢明顯。2016 年至 2020 年，CSSCI 期刊發表量排名前五的機構（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西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佔總發表量的 30.21%。排名前十的機構（包括上述五所及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則佔據了總髮表量的42.95%。其中，北京師範大學作爲發表量最大的機構，其文章佔比達到10.06%。

大學資助的C刊壟斷特徵更爲突出，其中有7所大學主辦的期刊傾向於更多地發表自家作者的文章。《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和華東師範大學主辦的《全球教育展望》中，自家作者發表的文章佔比分別高達25.17%和20.39%。相比之下，西部地區高校或教育研究機構主辦的期刊自家作者文章的佔比相對較低，最高的僅爲4.99%。強勢大學在期刊中的影響力顯露無疑[2]。

佔據如此多的版面，是因爲這些強勢高校和高產學者能力更強嗎？恐怕未必。一項研究通過對比各高校C刊論文，和以國際期刊爲主的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論文發表的情況，展示了強勢高校學者們在發表C刊論文上的天然優勢。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中國科教評價研究院（CASSE）的兩位研究者，計算了中國學者在2009到2018年期間，在15個學科發表CSSCI和SSCI論文的趨勢。他們把中國的985和211大學劃分爲精英大學，其他劃分爲普通大學。

根據這兩類大學的發表要求，精英大學應該是更國際化，更鼓勵發表SSCI論文的一方。而且在2009到2018這段時間裏，中國 SSCI 論文的數量在增加，CSSCI論文的數量在減少，看起來是一個此消彼長的趨勢。按理來說，精英大學應該是推動這波SSCI發表增長的關鍵動力。

然而，事實卻是這段時間內，精英大學發表C刊的份額上升了，發表SSCI論文的比例反而下降了。除了語言學以外，幾乎所有學科裏精英大學發表在SSCI期刊上的論文比例都有所下降。與此同時，在C刊上，精英大學發表論文的比例在9個專業都出現了上升趨勢。

作者的解釋是，精英大學的學者實際上和國內期刊的編輯和同行評審人員更熟悉，所以發表更多C刊論文成了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相反，在非精英大學裏的學者，發表C刊的難度意想不到地高，以至於爲了評職稱必須嘗試發表SSCI論文。

作者還衡量了期刊領域HHI值，即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這是一個測試集中度的指標。數值越高，說明這個領域越爲少數參與者壟斷，數值越低則說明競爭越充分。結果發現，中國學者發表的SSCI論文的HHI值在15個專業內都有下跌，而C刊的HHI普遍有所上升。

把中文期刊按照職稱評審的標準，得分由高到低細分成頂級期刊、權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後，能發現在12個專業中，頂級期刊和權威期刊的壟斷程度提升的都比核心期刊快[3]。換句話說，在這些專業裏越是國內認定的中文頂刊，往往越快走向封閉和缺乏競爭，成爲了少數高校和作者的自留地。

02

普通學者和博士生髮C刊更難了

“不約稿，沒有出路，一約稿，難度不小”。這是C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主編分享過的辦刊經驗，按照他的說法，《學報》的專家約稿量已經佔年度發稿總數的90%以上[4]。

另一C刊《江蘇社會科學》的編輯，也分享過類似的說法，《江蘇社會科學》每年接收的自然投稿超過5000篇，但最終刊用稿件數量極少，超過90%的刊發文章都由編輯約稿而來[5]。

C刊之所以如此依賴於約稿，一方面是因爲投稿質量參差不齊，但更現實的壓力還是來自於影響因子的要求。

CSSCI收錄的期刊每年都會進行動態調整，其來源期刊目錄會有所更新，這也意味着其中一部分期刊會掉出名單。除了正式的CSSCI來源期刊外，C刊體系還包括一定數量的CSSCI擴展版期刊和集刊，擴展版期刊和集刊的學術地位略低於正式的CSSCI來源期刊。動態調整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影響因子。2017年，《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和《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從C刊“降格”爲C擴，主要的原因就是影響因子的不足。

2017年C刊目錄調整的數據基礎是2013—2015年所發表文章的被引成績，當時《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聲明中更是提到，被降格的原因是“沒有服從期刊市場遊戲規則，不知道所謂‘影響因子’也是可交換和可買賣的，沒有采取相關措施提升本刊的‘影響因子’”[6]。

爲了維持以及提升期刊的地位，編輯們會想盡辦法提高期刊的影響因子。一位新傳領域的青年學者向《知識分子》介紹，期刊如果想要衝擊C刊，或者維護現在的地位，就需要儘量找到高引用的稿子。

但在很多高校的評價體系中，一篇SSCI論文通常和同等的兩篇C刊論文價值相當，因此很多計劃投稿SSCI期刊的優質稿件並不會向C刊投稿。C刊編輯收不到足夠優質的投稿，只能去追求兩種稿件，一種是知名學者的約稿，一種是熱點話題稿件，比如“新質生產力”這類話題。

對引用量的追求還衍生出了一些更爲不合理的規定，比如一些期刊規定研究生不能成爲期刊的一作。一位社會學學者曾經向《知識分子》談到，“這幾年國內的C刊都要求導師掛一作，否則不予發表，這主要是爲了引用率的考慮。如果是導師，至少是副教授以上就會有更多人引用這篇文章，期刊排名的壓力也傳導到了高校內部，博士生自己投稿的可能性很低”。

博士生面臨着雙重困境，一方面自己的投稿難於和知名學者的約稿競爭，另一方面，C刊的版面也在近年來持續縮水。由於影響因子算法的原因，期刊編輯會盡量減少發文總量這個分母，增加篇均引用率，這導致本就不多的版面更加捉襟見肘。

前述對教育學領域的研究發現。在2016年，36種教育學C刊共發表了6,369篇文章，而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下降至5,616篇，平均每年下降3.10%。特別是自2018年起，這種下降趨勢變得更加顯著。以《高等教育探索》爲例，其年均發文量降幅達10.88%，《教育研究》在2018-2020年更是經歷兩次大幅下跌，降幅分別爲20.46%和11.17%。

另一方面，從2001年到2020年，教育學博士招生規模年均增長9.63%。考慮到申請-考覈制博士招生逐漸放開後，很多高校在博士招收環節就要求論文發表記錄，以及高校青年教師的發表壓力增加，發表C刊論文的需求越來越大。面對旺盛增長的需求，日益縮水的C刊版面越來越不夠用。

在期刊發文必須導師掛名和畢業發表要求的雙重壓力下，尋求與知名學者合作掛名已成爲許多博士生的無奈選擇。

前述青年學者透露，部分高產知名學者實際上根本沒時間寫論文，他們大部分論文都是出自學生之手，學者僅在投稿時掛名第一作者。許多學生也瞭解這點，只是看重了導師論文發表的渠道。由於在畢業和獎學金要求上，高校普遍將導師一作、學生二作的論文視同學生一作，因此這種署名方式畢業並無實質影響。這種不公平的署名方式，反而成了師生間心照不宣的"默契"。

其實，期刊向知名學者約稿，並不必然會擠壓青年學者的發表空間。這位青年學者介紹。國外社科和人文類期刊偶爾也會向成名學者約稿，藉助他們的名氣提升期刊影響力。但這類約稿中有很多是學術書評或綜述類文章，並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論文。在職稱評定時，這些文章通常不算在論文成果之內。

這樣一來，期刊既能借助知名學者的光環吸引讀者，又不會影響其他學者發表原創研究成果的機會。而國內不少期刊至今仍未區分研究論文與學術書評、綜述類文章，知名學者的約稿就會擠佔版面。

總體上看，C刊的發表已經形成了一個令人憂慮的閉環。知名學者依託本人以及所在高校的聲望和渠道，在C刊發表中佔據先天優勢，且這種優勢呈現馬太效應。期刊編輯爲提升期刊影響因子，愈發依賴知名學者的稿源。普通學者和博士生髮表則日益困難，爲了畢業，博士生不得不將自己的論文交給知名學者掛名，這更鞏固了知名學者的發表特權。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1]文科評價. (2024).西湖文科評價——30篇CSSCI論文對很多大學是個考驗.

[2]Yu, B., Shu, F. The Matthew Effect in China’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SSCI and SSCI. Scientometrics 128, 6177–6193 (2023).

[3]Guan, M., Fan, X., & Li, J. (2023). PEDAGOGICAL DOCTORAL STUDENTS IN CHINA UNDER PRESS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SSCI JOURNALS.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81(4), Continuous.

[4]李建軍.(2021).立潮頭髮先聲 爲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光明日報》.

[5]史拴拴. (2020). 學術期刊編輯約稿策略分析:以《江蘇社會科學》爲例. 《今傳媒》, 28(6), 129-131.

[6]鄭晉鳴.(2017).“C刊”變“C擴” 一石激起千層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