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苟壩的那盞馬燈沒有亮起,中國的歷史可能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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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一夜,苟壩的那盞馬燈沒有亮起來,中國的歷史,可能會被改寫。

夏末的黔北,一場新雨過後,山頭雲霧翻湧繚繞,宛若仙境。

遵義苟壩村內,一座馬燈雕塑巍然矗立。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在地圖上不起眼的小村莊,會和中國革命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

緩步前行,一間古樸的木質房屋便是苟壩會議會址。屋外牆面上,“共產黨是工農窮人的政黨”的標語歷經歲月洗禮,字跡依舊清晰。

91年前,就在這間屋子裏,20多個人圍繞戰事爭論一天。桌上攤着地圖,屋外是寒風,屋裏卻是生死攸關的抉擇。

(一)

彼時,遵義會議的曙光剛剛驅散“左”傾教條主義籠罩的陰霾。中央紅軍貫徹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思想,二渡赤水、再佔遵義,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三千餘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蔣介石迅速重整部署,調集各路大軍壓境圍剿,敵軍步步緊逼、層層佈防,妄圖將中央紅軍圍殲於黔北羣山之中。然而“遵義大捷”之後全軍士氣高漲,多數人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並未察覺悄然逼近的巨大危機。

1935年3月10日凌晨,一封前線發來的急電,打破了苟壩村的寧靜。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紅軍趁勢出擊,攻打打鼓新場。

打鼓新場,在當時的黔北,是個不小的重鎮,物資豐饒、地理位置險要。倘若能夠一舉攻克,紅軍不僅可以極大改善物資補給,更有利於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

消息傳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刻召開,會議的核心議題十分明確:要不要進攻打鼓新場。

當時參加會議的20多人裏,絕大多數認爲,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在大家看來,駐守打鼓新場的是王家烈麾下的黔軍,戰鬥力相對薄弱。滇軍、川軍距離尚遠,援軍抵達尚需時日。我軍趁敵軍防線存在空隙主動出擊,既能擴大戰果、提振軍心,也能打破當前的被動處境。

如果沒有毛澤東,這個會議也許早早就結束了。衆人求戰呼聲高漲、戰意濃烈,唯有毛澤東一人堅決反對發起進攻。

(二)

彼時的打鼓新場,看似戰機可期,實則暗藏死局。

毛澤東立足全局、審時度勢,精準研判戰場態勢:國民黨滇軍、黔軍、中央軍三部兵力正在快速靠攏,打鼓新場看似是孤立的據點,實則早已是敵人精心佈設的合圍陷阱。紅軍長途奔襲、連續作戰,將士疲憊、彈藥不足,且敵我兵力懸殊、地形不利,一旦貿然強攻,非但難以取勝,反而會陷入四面受敵的絕境,極有可能葬送紅軍主力,讓遵義會議來之不易的轉折成果付諸東流。

但當時沒人聽得進去。大家對勝利的渴望,壓倒了冷靜權衡。會議持續爭論至深夜,意見始終沒有統一。爲了據理力爭,毛澤東甚至撂下重話:“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

遺憾的是,反對無效。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會議採取舉手表決,毛澤東一票反對,其他20多票贊成,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方案就此通過。會議還順帶進行了組織上的調整:免去毛澤東剛剛擔任不久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

微弱的理性之聲,淹沒在高漲的求戰情緒中。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三)

會議散場,可事情並沒有就此畫上句號。

夜色深沉、羣山靜默,苟壩村的春夜寒意刺骨。衆人紛紛休整備戰,唯有毛澤東心緒難平、徹夜難眠。他心中牽掛着數萬紅軍將士的安危,放不下這場註定失利的硬仗。爲了革命大局,毛澤東毅然決定,再試一次。

深夜的苟壩村,夜色漆黑,田埂泥濘,山間小路崎嶇溼滑。毛澤東手提一盞馬燈,獨自一人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一個小時。微弱的燈火,穿透沉沉暗夜,照亮了蜿蜒田埂,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迷途前路。

他連夜找到了周恩來,反覆陳情利弊,懇切勸說暫緩下發作戰命令。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我們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周恩來後來的回憶中,大概瞭解到那個決定命運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着馬燈又到我那裏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可以說,這“晚一點發”,至關重要。天剛亮,情況突變。中革軍委二局送來了剛剛破譯的情報:就在昨夜,滇軍和周渾元部已經加速開進,提前進入了打鼓新場周邊陣地。換句話說,對手對紅軍的動向並不是一無所知,相反他們正在主動構築一張網,準備等紅軍上鉤。

周恩來立刻召集會議。這一次,昨天那些拍桌子要打的人,看着情報,倒吸一口涼氣。會議迅速推翻原來的決議,正式下達《關於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

一道本該要攻打打鼓新場的命令,因爲一盞馬燈和一段三里泥濘小路,被延遲了幾個小時。而就是這幾個小時,讓三萬紅軍與絕境擦肩而過。

黨史檔案和後來參與者的回憶,都很清楚地指出:如果當時真的按原計劃進攻打鼓新場,後果極有可能是非常嚴重的。滇軍、川軍、黔軍,從幾個方向趕來,把紅軍壓在一個相對狹窄的地域裏,紅軍的機動優勢完全發揮不出來,很可能會被圍殲。對當時已經疲憊不堪的紅軍來說,那種損失,基本就等於給整個長征畫上句號。

當然,苟壩會議的意義,遠不止調整一場作戰計劃,它推動了全黨反思、革新軍事指揮機制。

此前中央紅軍重大軍事行動,習慣於20餘人集體開會討論決策。這種模式固然能夠充分發揚民主,卻存在明顯短板: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敵軍調動分秒不停,多人議事容易效率低下,貽誤寶貴戰機。

經過打鼓新場這場風波,大家真切意識到舊有決策模式的弊端。3月12日,會議正式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一個新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前線作戰的重大決策。後來大家習慣把它叫作“新三人團”。

懸而未決的遵義會議軍事領導權問題,終於在苟壩得到徹底落實。

真理,最終壓倒了票數。張聞天后來總結:“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

(四)

新“三人團”成立之後,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得以充分施展。他跳出一城一池的得失桎梏,指揮紅軍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又揮師巧渡金沙江。自此天高任鳥飛,紅軍輾轉回旋,將幾十萬緊追不捨的敵軍遠遠拋在身後,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

應當說,四渡赤水這一軍事史上的經典範例,其高潮篇章正是開啓於苟壩會議確立新的軍事指揮機構之後。倘若沒有那個馬燈之夜的據理力爭,沒有周恩來關鍵時刻的理解與支持,便很難成就這段被毛澤東稱作“得意之筆”的戰爭傳奇。長征的走向,或許也將是另一番模樣。

今天,我們回望苟壩的那盞馬燈,它照亮的遠不止一條泥濘小路,還照見了實事求是,以及實事求是背後堅守真理的勇氣與擔當。

當年毛澤東深夜走過的這條山路,後人命名爲“毛澤東小道”。這條蜿蜒崎嶇的山野“小道”,通向的恰恰是中國革命的“大道”。

馬燈的火光早已熄滅於歲月深處,但它所代表的精神,穿越90餘年風雨,依舊熠熠生輝,時刻提醒後人:越是局面紛繁複雜,越要堅守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方能穿越重重險阻,行穩致遠。

作者:劉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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