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壇“頂流”出圈背後,還原真實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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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年新春伊始,剛過989歲生日的詩人蘇東坡“火”成“頂流”。

作家阿來長篇非虛構《東坡在人間》首發《人民文學》後推出單行本;周文翰新作《名士之累:蘇東坡的十二個人生側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多個劇種《蘇東坡》在全國各地舞臺熱演;上海和平書院·國學傳習社“遇見東坡”VR沉浸展春節期間吸引遊客結伴體驗……從學術專著、大衆讀物、影視舞臺改編到虛擬現實、文旅體驗,這位北宋文豪引發多維度解讀,不少金句與經歷令當代人精神共振。

當詞人、書法家、鑑藏家、園藝家、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等“buff疊滿”,頻頻“出圈”的蘇軾“熱搜體質”究竟何來?如何跳出單一標籤理解教科書上的他?

不簡化,跳出扁平標籤

作家李洱感慨:“幾乎所有中國人心中都住着一個蘇東坡”。眼下,蘇軾研究已成一門顯學,其形象被不斷重塑與消費。

面對經久不衰的“東坡熱”,有資深編輯直言,市場上部分圖書停留在拿蘇東坡詩文、事蹟“熬雞湯”,或打上“反焦慮達人”“一生豁達”等扁平化標籤,忽略了人性更復雜豐富的面向。

同爲四川老鄉,阿來重走東坡北歸足跡,希望挖掘出更接地氣的素材,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蘇軾遇赦自儋州渡海北歸,至一年後在常州終老,在生命的最後旅程,他牽掛惦記着什麼?《東坡在人間》融實地行走、文獻考據與生命體悟於一體,力圖還原在偉大與平凡、超然與入世間深刻掙扎並獲得精神超越的“人間東坡”。

“不能偉大,但要靠近偉大;難以曠達,但要儘量闊達。”阿來直言,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眉山接觸到林語堂《蘇東坡傳》,由此開啓系統研究,不僅研讀東坡詩文著作,還涉獵中國歷史、哲學、地理等諸多領域。他堅持不爲了簡單製造共鳴而將蘇軾刻意“現代化”或“簡化”,因爲理解蘇東坡不能脫離其所處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底色與佛家修行的精神歷練。

“我的寫作目的並非塑造偉人,而是想寫在具體時空中存在的真人,還原他們在歷史真實中的成長過程。”在周文翰眼中,蘇東坡生命圖景複雜而立體,絕非單一標籤可覆蓋——他是早熟的文章家、中熟的大詩人、不遵古法的書法家、耐心不足的修道者、就地取材的美食家、宦海浮沉中談笑風生的“段子手”……如果僅拿當代人生活經驗看待近千年前古人,容易錯位。

比如有種常見的誤讀是,蘇軾在黃州、惠州、儋州經常寫詩寫信“哭窮”,令今人多以爲東坡處境異常艱難。“其實他在貶謫期間可領取基本薪俸,只不過常摺合成實物發放,要託官場朋友或自己想辦法換成錢,肯定要折損一些——與往日相比,這會讓他的經濟狀況比做知州時困窘,但尚不至缺衣少糧。”周文翰進一步解讀,蘇軾在惠州、儋州感嘆無肉可食,並非窮困所致,而是肉食在當時無處可買、無法保存。也就是說,蘇軾的“窮”是“士人的窮”或“官員的窮”,是同他從前做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知州時俸祿豐厚的狀態相比,是與從前在汴京、杭州時物產豐富的局面相比,不能一概而論。

不“造神”,還原真實血肉

還原身份,不戲說,不誇張,有理有據,就事論事——越來越多創作者傳遞出的理念是,寫蘇東坡,無需再現完美的“精神偶像”,而是希望以冷靜客觀的平視視角,嘗試描述一個“真切的人”——愛說笑、敢自嘲,爲人真率,在困頓中依然活潑潑地生活,令人備感親切。

周文翰的《名士之累》甚至不迴避東坡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被貶黃州時,他與來訪者談天說地,甚至“逼迫”客人編鬼故事,“姑妄言之”成一時笑談。在汴京爲官期間,他因調侃拘泥古禮的程頤是“鏖糟陂裏叔孫通”,引得鬨堂大笑,卻也埋下日後被攻訐的伏筆。他戲稱體胖同僚顧臨爲“顧屠”,寫字條、寫詩調侃,自覺“前言戲之耳”,卻在不知不覺中也生出人際細刺。晚年被貶儋州,偶遇舊識劉安世,他爲誆同僚同遊,以“玉版和尚”玩笑,將一頓燒筍化作禪悅之味,令嚴肅的對方也不禁開懷。這些真實細節和生活場景,“把許多人心目中超然於雲天之上的東坡居士拉到地面上審視,放在歷史的縱橫軸線上測量”。

畢竟,歷史與當下的對話,不光是爲了懷舊,而是拓展生命的寬度和韌性。蘇軾穿越千年的溫暖與啓迪,恰證明了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多麼遼闊,展示一種“將外部評價與內在價值剝離、將宏大理想與日常生活融合的生命藝術”,活出種種氣象與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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