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難阻關稅擴張，貿易摩擦或更頻繁
美國最高法院近日作出裁決，否定了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廣泛加徵關稅的合法性。裁決雖在制度層面爲總統以緊急狀態名義行使經濟權力劃定了法律邊界，釋放出司法制衡的信號，但在現實政策層面，難以對美國關稅擴張形成實質性約束。
隨着特朗普政府迅速調動其他法律槓桿延續徵稅安排，美國關稅政策正由依託緊急授權的集中模式，轉向多重法律依據疊加、更加複雜且分散的運作形態。關稅博弈的重心也由法理性爭議進一步延展至稅率口徑覈算、政策嵌套執行及退稅責任歸屬等層面，新一輪不確定性正在醞釀之中。
關稅外殼更換，碎片趨勢凸顯
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形式上限制了行政部門依賴緊急權力快速推動貿易政策的空間，但並未動搖特朗普政府運用關稅的制度基礎。長期以來，美國國會通過《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等立法，授權行政部門一定的關稅權限，而司法實踐在涉及國家安全與外交決策領域，通常對行政裁量保持高度尊重，這意味着相關關稅措施面臨的法律挑戰門檻相對更高。
裁決作出後，特朗普迅速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佈加徵10%後上調至15%的全球關稅，明確將其定位爲“過渡性工具”：一方面旨在迅速填補既有關稅失效帶來的財政缺口，維持對外談判的壓制力；另一方面則是爲後續啓動大規模“232”與“301”調查爭取關鍵的程序窗口。這一動向表明，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略並未因司法掣肘而收縮，而是在經歷一場法律支點的系統性平移，通過工具的分散化與碎片化，試圖構建一套更具“司法韌性”的複合型關稅體系，預示着貿易摩擦將步入更加頻發且不可測的新階段。
工具多重嵌套，稅率爭議升溫
隨着關稅法律依據的切換，圍繞稅率口徑與政策邊界的爭議明顯升溫。一方面，在稅率計算層面，第122條關稅是否在最惠國稅率基礎上額外疊加，以及如何與此前達成的貿易協定中的約束稅率銜接，已引發全球範圍內對美國“違約”的嚴重關切。歐盟等既有協議相關方已要求特朗普政府澄清稅率計算邏輯，充分反映出對美國政策穩定性與協議可執行性的現實擔憂。
另一方面，法律基礎的碎片化正促使關稅承諾邊界被重新評估。由《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轉向第122條過渡，以及未來可能疊加實施的更大規模的“232”與“301”關稅，使原本相對單一法律框架下的政策安排被拆分至多重製度渠道。對貿易伙伴而言，即便在形式上既有關稅上限仍然存在，也可能因不同關稅工具的交替運用而在實際執行中被間接突破，進一步削弱對美國承諾的信任基礎。
與此同時，執行層面的協調難度將會大幅提升。不同關稅工具在調查程序、適用範圍及豁免機制上的差異，必然迫使政府和企業在多重規則之間頻繁調整與應對，不僅推高制度性摩擦與合規成本，也會放大貿易政策對投資決策、產品定價及供應鏈佈局的擾動效應。
過渡關稅懸頂，退稅爭議發酵
第122條關稅自帶的150天法定時限，猶如懸在全球貿易伙伴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由於新的附加關稅可能改變既有稅率結構，一些已達成或正在推進的貿易安排也面臨重新評估與磋商壓力，協議執行節奏將出現放緩乃至觀望跡象。這使得企業與各國政府在投資規劃及供應鏈佈局中不得不提前計入再次加徵關稅或政策突變的風險，嚴重侵蝕跨境經營與長期商業決策的穩定基礎。
與此同時，由於最高法院未對此前所徵關稅的退款安排作出明確指引，相關爭議將交由下級法院審理。高達千億美元的潛在退稅問題，將陷入一場漫長的司法拉鋸戰。在行政與司法尚未形成明確路徑，尤其是特朗普團隊在退款責任與成本歸屬問題上的表態，已呈現出明顯的迴避與轉嫁傾向的背景下，圍繞退稅責任、支付方式及成本分擔的爭論，極有可能在美國國內演變爲激烈的法律與政治博弈。
尤需警惕的是，退稅安排與關稅預期的不確定性，可能反向塑造美國未來關稅政策取向。在龐大的財政缺口壓力下，特朗普政府利用新工具來“對沖”損失並維持談判籌碼的動機將愈發強烈，不僅加深外界對美國貿易政策的疑慮，也會放大全球經貿環境的波動預期。
政策邏輯未變，貿易波動難逆
究其本質，此次司法裁決僅觸及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法律路徑，而非其政策內核。只要關稅持續被嵌入財政收入、產業迴流及地緣競爭議程，美國貿易政策的波動性便難以根本緩解。裁決在解決緊急權力適用爭議的同時，也因法律工具切換與執行路徑重構衍生出新的不確定性。在全球貿易體系安全導向強化、風險溢價上升的背景下，各經濟體正被迫加快市場多元化與供應鏈再配置，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已成爲現實選擇。
對中國而言，更值得關注的並非短期關稅衝擊，而是美國貿易政策的結構性波動對全球產業分工與規則預期的長期影響。隨着既有貿易安排面臨重新審視乃至再談判可能，企業跨境佈局、投資節奏及供應鏈組織方式都將進入新一輪調整週期，中國外部經貿環境的複雜性和策略博弈性同步上升。
在此情形下，中國需進一步強化穩定性供給能力。通過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全球資本與產業鏈的長期預期。同時，依託區域合作深化與內需市場韌性，提升對外部衝擊的吸收與轉化能力。這不僅能有效化解外部風險，更將爲處於動盪期的全球經濟提供寶貴的確定性紅利與合作空間。
（作者繫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