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德慶：獨一無二的藝術路 | 江青

二〇二五年十月四日去紐約上州迪亞畢肯美術館（Dia Beacon）看“謝德慶：1978—1999生命作品展”（上圖），猝不及防地惹我眼眶發熱，馬上八十歲的人了，究竟是什麼觸動了我？一時之間說不清也道不明，決定探望老朋友聊一下，也許可以找到答案。

兩個月後，去了謝德慶位於布魯克林的家，距離上一次去那棟樓下他和太太合開的The Market的咖啡屋用點心已事隔多年，疫情時咖啡屋關門大吉，也耳聞他恢復了單身。這次去，眼下四周的環境讓我耳目一新，先參觀了他親手裝修打理得井井有條的家，然後在工作室喝茶促膝談心，出乎意料地他一反常態出奇地健談，話題自由隨意。我首先聊起他和我都呆了大半輩子的紐約，藝術創作上，我們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此起步，它的國際化、吞吐量、多元化、多面性、包容性，歡迎每個在外闖蕩的“遊子”，特別是摸索找尋特立獨行藝術道路的藝術家，“大蘋果”——紐約像極了蘋果電器的商標，被咬了一大口似的，缺了一塊開着口，任何有心人都可入內被接納收容，作個參與者；無心者當然也可以作個擦肩而過的過客，作個旁觀者。個人選擇自食其果。

一九七四年，謝德慶選擇離開原居地臺灣去追求藝術理想，鎖定世界藝術中心的紐約作爲目的地，並選擇了一條風險最高的路徑：成爲船員隨油輪出海，當船抵達美國費城靠岸，跳船踏上美國土地，從此成爲一個紐約的非法移民。“那是你的‘陽關’？”我問，因爲七十年代初到美國後，我創作的第一個現代舞作品就是《陽關》，王維《渭城曲》結句“西出陽關無故人”，抽象的意念上它代表了生命之轉折點。“嗯——我在大蘋果到處流浪過，流浪的人喜歡圍着一團火，火有光、有熱、有凝聚力，我可以將紐約比作那團火。對我而言，藝術與生命無二，我藝術創作的每一件作品由始至終都在紐約， 在這裏纔可能產生這樣的作品，而回顧展是在位於紐約的迪亞畢肯美術館開，也是一個圓滿和總結罷。創作讓我感到自由而且清醒，過程雖極爲艱苦但時常帶有難以言狀的喜悅，如果自我放逐有一個籠子，到處都有籠子的話，那選擇大蘋果這個籠子也不壞……”謝德慶微笑着帶着點俏皮的神情娓娓道來。

我們的對話觸動了我五十五年前的自身經驗：一九七〇年告別港臺影壇，原本習舞的我，除了身軀之外一無所有，世界上唯有舞蹈唯一需要的工具就是軀體，工具還在，除了去運用那本是自己一技之長的舞蹈，用自己的軀體，我也別無選擇的餘地，這個信念支撐着我找回了原點——舞蹈，從此走了下去。而謝德慶所有的作品，信念與軀體的極限挑戰正是其創作的工具，在一次採訪中他說：“我的作品用的都是我自己本身，那方面纔是我比較……厲害或者擅長，我的語言不是屬於那種文字的，也不是body language（身體語言），我的語言是我要去實踐出來，那纔是我的語言啊！”

2025年10月4日，江青（右）、謝德慶合影於迪亞畢肯美術館回顧展

“謝德慶：1978—1999生命作品展”由迪亞藝術基金會（Dia Art Foundation）策劃，將展場劃分爲六個展間，引領觀衆走進藝術家以生命作爲創作材料的實踐旅程。發表五件“一年行爲表演”（One Year Performances，1978—1986）創作時間各一年，作品之間的間隔也不超過一年，系列作品：

自願被鎖於自制的木質牢籠中生活一年， 簡稱《籠子》（Cage Piece，下圖）

一年中每小時準時到點在工作室打卡一次，簡稱《打卡》（Time Clock Piece，下圖）

在紐約戶外街頭生活無任何遮蔽一年，簡稱《戶外》（Outdoor Piece，下圖）

與琳達·蒙塔諾女士（Linda Montano）以八英尺長的繩索相系，不離不棄共處一年，簡稱《繩子》（Rope Piece，下圖）

不創作、不觀看、不閱讀、不談論藝術一年，簡稱《不做藝術》（No Art）

系列作品之外，第六件也是最後作品《十三年計劃》（Thirteen Year Plan，1986—1999），持續創作，但在漫長的十三年間，完全不公開發表。這件作品從他三十六歲生日1986年12月31日開始，到1999年12月31日結束。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謝德慶在紐約約翰遜紀念教堂（Johnson Memorial Church）公開宣佈：“我存活了！”

回顧展看似六個不同的展廳，其實共同構成了一件作品——謝德慶的生命。展覽報道中介紹：每件作品皆以書面宣言對外公佈，並附有見證人聲明以驗證其實行過程；同時，謝德慶也透過攝影、打卡鐘卡片、地圖、影像、錄音與其他實物進行密集記錄，徹底將藝術融入生命，深刻探討藝術時間與生活時間之間的張力，他持續在創作中，探討作爲行爲藝術家生命的“耐力”與“勇氣”。

我問他：“爲什麼以一年來計算？”“一年是我們計算時間的基本單位。 地球繞太陽轉一圈需要一年的時間。它關乎人性、關乎我們如何解釋時間，關乎我們如何衡量我們的存在，而我的生日恰恰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年的終結。”

“生命展”由基金會節目副總監翁伯託·摩羅（Humberto Moro）與客座策展人艾德里安·希思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共同策劃，並由兩人主持當日的開幕座談。這座以極簡藝術收藏聞名的美術館，一直是我的最愛之一，平日除開幕日或特展外，因位於紐約上州離城市距離較遠，來訪迪亞美術館的人不多，而當天入口處人潮湧動，成羣結隊的觀衆湧入大廳，擺滿椅子的大廳座無虛席，站立的年輕人感覺很昂奮，大家迫切要共聽並見證藝術家的開幕座談。當然這與《紐約時報》藝術版的大力介紹與推薦“只此一家”“在此一舉”“獨一無二前所未有”……的措詞有關，也是迪亞美術館觀衆最爲踊躍罕見的一次。聽完謝德慶與策劃人的對談和聽衆問答後，我迫不及待地走進極具儀式感的展場，穿越一個又一個空間，每個房間紀錄他創作生命中的一年，其間的走道則象徵兩件行爲作品之間的間歇。

回顧展的結束部分有個依據藝術家的思路和歷程，耗時多年構思的一座精美的木製建築模型（下圖），讓我駐足良久。謝德慶精確地將每件以一年爲期的作品化爲一個方格，標示爲“藝術時間”（Art Time），方格之間的空隙則象徵“生活時間”（Life Time），將一生作品化爲藝術的度量單位，展現藝術與生活之間融而爲一，又各自爲政的實踐。純粹到極致地以身體爲媒介，以時間爲材料，以具體的空間結構呈現他在其間所經歷的時間跨度與生命歷程。對着模型我感悟到：謝德慶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走只有“我”獨一無二的路，他既不屬於這裏也不屬於那裏，上下左右他都不屬於，他屬於他，爲藝術燃燒生命，屬於他的生命常態。

那天跟我相約去的幾位七十年代就相識的老友們，當年我們都住在房租便宜，空間可供創作的SoHo工場區或庫房，一起見證了那個現在想來不可思議、浪漫又瘋狂、精力充沛、創作力旺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純粹年代。看着展覽廳中有自己的照片在其中，Eva哇哇叫：“江阿姨，我那個時候還是個小小孩呢，唉——那不是爸爸、媽媽嗎？”她說的是畫家韓湘寧夫婦。我邊說邊興奮地在照片上找尋那些熟識的面孔對Eva說：“你看夏陽伯伯在那裏，還有Park和爸爸、媽媽……”不由自主地感嘆：“啊——當年我們多麼地純真、美好，可惜好多人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回到演講大廳見到與會者意猶未盡，仍在現場跟謝德慶打招呼互動，我上前道賀，他笑着說：“哎——我當了一天的大明星哎！”不善言詞和社交，更不苟言笑的他把我逗樂了，時間倒回，彷彿看到他在一九七九年剛剛步出作品《籠子》的那一剎那：他慢慢地步出牢籠，平和地望着憋着氣圍觀作品完成的人們，不一會人們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呼喚的笑語，過了很久很久謝德慶終於開了尊口——沒有語言，只是哈哈的笑聲帶着羞澀的表情！我脫口而出：“想當年，我還清楚地記得你從開了鎖的牢籠走出來的那一剎那，我等在那裏……”他不假思索地接口：“是跟你先生一起，你們兩個人一起來的。”一下子我忍不住噙着淚：“啊——跟比雷爾一起？”“嗯，我記得清清楚楚……”

往時來襲：自一九七四年起江青舞蹈團排練工作室和我的家居分前後都在SoHo區Greene街四樓，那是個必須要申請批准的藝術家工作和居住地，漸漸地畫廊也開始搬到這一帶，使這裏成了著名的藝術區。尚記得幾位中國藝術家爲了謀生，作畫之餘在SoHo中心位置的西百老匯街（West Broadway）合夥開了家頗具規模的中餐館，當時也風聞臺灣來了位“瘋狂”的藝術家（沒有留意尊姓大名），在臺時曾爲“偶發藝術”（Happening）一個概念作了一次奮不顧身的行爲實驗——從工作室二樓窗戶縱身躍下，摔斷了他的腳踝⋯⋯現在人在紐約，就在這家圈內人開的中餐館洗碗盤打工，賺取生活費。當時我爲了搞現代舞創作，辭去加州大學伯克利教職搬來大蘋果，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和渴望，睜開眼、豎起耳、張大嘴，想吞噬大蘋果吸取所有的養分讓自己成長。我和比雷爾都喜歡逛畫廊看實驗劇場，每個週末都樂此不疲。一九七八年秋天，知道好像臺灣來的阿慶要作行爲藝術表演，在SoHo區Hudson街111號開場，於是就和其他藝術家相約同去見證，看到作品發出的公開聲明才知道了藝術家姓名：

我，謝德慶，計劃自1978年9月30日起，進行一項一年行爲藝術表演。我將把自己單獨禁閉在工作室一個11.6×9×8英尺的空間裏。我將不與他人交談，也不閱讀、寫字、聽收音機或看電視，直到1979年9月29日結束自我禁閉。我會每日進食。我的朋友程偉光將照料我的每日飲食、衣物與清理垃圾。

此後他的作品每三週開放一次供人蔘觀。好奇心的驅使，又在同區，我專門算好了日子去探“監”，想親眼見證這個作品的創作歷程：如何自處在牢籠裏，訓練獨立生活在藝術中。最初我擔心謝德慶不能承受孤獨感“酷刑”，比雷爾在醫學界，告訴我注意一個人的眼神就會知道他的心理狀態是否正常。探監數次後我的憂慮消除了，他除了頭髮越來越長，眼神明亮清澈如昔，精神狀態完全無異樣的改變。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和比雷爾與相約的SoHo朋友們，早早就昂奮地等着謝德慶“出獄”，就像看朋友的首演或開展前似的，那樣焦急緊張又興奮。終於《籠子》作品誕生了，在他預謀自囚於這座木牢的第三百六十五日，一位負責見證的律師把牢籠鐵釘卸除，頭髮及肩的謝德慶幾乎面無表情地默默步出牢籠……直到步出的那一刻，才證明他完成了第一件行爲藝術創作。此後，謝德慶一直用自己的節奏，用獨一無二的語言，用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豪情做極限行爲實踐，他一意孤行地走完一段又一段再一段前所未有的藝術創作“路”。

2026年1月江青在謝德慶工作室聊天（Tina王 攝）

這次在他工作室，我問：“所有作品中哪個作品你自認難度最大？”

他答：“第一個作品《籠子》，因爲是首次，所謂萬事開頭難，一段未知的嘗試：在與世隔絕的時間，除了朋友程偉光每日助理日常生活並拍照記錄外，在近乎真空的生存條件中，只能依靠記憶來運轉思緒，在牆上用刻痕記錄時間的流逝，刻下的一道又一道痕跡，在無限重複之中，找到存在的秩序。有了第一次經驗，後面一系列的作品雖然是不同的極限挑戰，但是心中有底有數相對更容易完成。”我自己這些年來在創作經驗中體會到，藝術家真正的本事和風格，是在創作中如何把自己的思想用一種無法歸類的方法表達出來，這是最難挑戰的部分，儘管藝術家可以有極其深刻的思想，但有沒有能力表達出來是關鍵。藝術不是一味創新語言而是去追尋合適的語言來表達你想表達的思想，真誠講你想說的話，找到做自己的“我”。

謝德慶談到他創作上的靈感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和思考：“我個人的態度是，生命是生命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不論是流浪漢還是國王，時間的本質對任何人都是相同的。”

其實每個藝術家都曾在他創作歷程的某一階段、某件作品上遇到“道伴”（上海話）“伴道”。再度聚首時重新認識，這些關係純粹而真實，讓人驚訝和感嘆時間可以頓時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合流。

提到作品創作難度，在這次探訪他之前，我以爲必定是《繩子》——當年這個作品表演時，我馬上與一九七五年在紐約創作現代舞作品《……之間》時的思維過程連結起來了，讓我頓感尋到了不謀而合的知音，雖然是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和呈現方式。

《繩子》中一根長繩子將兩人連在一起，《……之間》中兩人同穿一件具有彈性的連體衣，雖都是極單純簡單的道具，但其中表達的理念是同樣的，非常有哲理，這裏不再講具體的情節或故事，只是在表演中展示人生的一些經驗與感受。一根繩子，一件連體衣能將各種人之間的關係、人生百態一系列無窮盡的，複雜深奧的人生道理盡顯無遺：可以像一對伴侶同牀異夢或同夢異牀；也可以像兩個有千絲萬縷血緣的親人，親情和傳統觀念掙脫不了這層枷鎖；更可以像與朋友、同事、上司、生活在周圍的人相處，必須湊合、將就、拉鋸、磨合。總而言之，繩子和連體衣是將兩個獨立的個體連結，你與我永遠不能脫離、分道揚鑣；誰也離不開誰但又誰也跑不了；可以比賽誰的力氣大，誰大誰拉人，誰小誰就被人拉；也可以成拔河，是力量強弱的一種較量；喫喝拉睡、柴米油鹽的一切私人空間和隱私權全歸於零，於是得舍之間、贏輸之間、勝負之間、強弱之間、內外之間、兩極之間……關係微妙而變幻莫測。喝茶時我細訴這次見琳達和他同在臺上談《繩子》時，自己也回憶起整整五十年前創作《……之間》的心路歷程，也是第一次跟謝德慶作這樣的交流。他想了一下說：“嗯——我不是一名哲學家，你可以從哲學的角度自由解讀我的作品，我最感興趣的是人類生活的普遍處境，尤其是在社會底層生活的羣體。”

《……之間》（1975年江青舞蹈團，攝影柯錫傑）

在工作室談話，注意到室內的各個部位，不禁要讚歎他將龐大的作品紀錄，都一一分門別類、條理清楚、平整有序地放在架上、盒中，他說自己的作品合乎自己的性格也必須如此，他絕非天馬行空的藝術家，而是謹慎務實地將每一件創作，預先周密設計並實驗每個步驟和細節，步步爲營不斷往前推進，達到高度完成的可能性，才付諸行動——表演。

他預定的意大利餐館時間到了，放下茶杯，謝德慶發現我仍然有無盡的問題想知道答案：

“我今天已經談了很多，你還有問題嗎？”

“哎——你看過我的作品嗎？”

“當然，還沒有上中學時就開始看了。”

“哦？！”

“你知道嗎？我們家是開電影院的，你的第一部電影《七仙女》就開始看了，而且看了不止一次不止一部。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家在臺灣南部鄉下，很少人懂國語，所以當時放映時還有專人用臺語同步翻譯……”

我倒吸氣，驚訝地張開口……人生的“緣”與“圓”罷！

離開工作室前，他鄭重地用自信堅定的語氣：“我的藝術如同冰山，已發表的作品只是海平面上那一角，海面下的龐大無形部分，纔是我持續的創作歷程。”

企盼、期盼！

202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