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燒烤攤、保潔間與石材廠而來，那些“煙熏火燎”的文字讓無數人“心頭一熱”-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近期，隨着花城出版社推出“新大衆文藝叢書”，“清潔女工作家”瑛子、“燒烤詩人”溫雄珍、“石頭詩人”曾爲民、“體育老師作家”章新宏等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從《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從江右到嶺南》《東莞時間》《趕石頭的人》《有些光不會消失》到《在炭火上安居》，他們的文字裏帶着各地的鄉音與生活的“煙熏火燎”，彰顯着新大衆文藝旺盛而炙熱的生命力。

花城出版社“新大衆文藝叢書”書影。

很多讀者因爲他們的文字心頭一熱。“這個時代最多的是間接經驗”，而新大衆寫作中呈現的“直接經驗”，比人們想象中還要熱氣騰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劉大先認爲：“文學的核心功能是跟他人產生同情共感，寫作首先是自我表達的需要，正如有的人喜歡釣魚，有的人喜歡泡桑拿，‘我喜歡寫作，這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真正意義上對普通民衆的情感發生作用，對他們的認知發生影響，這樣的作品就是新大衆文藝。”

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所說：“人人可以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生命的體驗書寫出來，抵達讀者，引起共鳴——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文學現象。”

第一次：深沉的樂觀

瑛子出生在1966年山村，那時沒有看過車，沒有看過橋，連一塊鵝卵石都沒看過。因此她有很多“第一次”，“新鮮”也經常出現在她對生活的感受中。她只上了8年學，但一直沒有放棄閱讀。

退休後，快60歲的瑛子第一次當上了保潔員。2008年，120元火車票，坐了40個小時，她從此在東莞做幼師一直到退休。她不是天生會喫苦，她只是想在經濟上多幫襯兒子。於是，這個新人保潔員第一次走進清潔的樓盤，第一次認識各類保潔用具，第一次連續拖兩個小時的地，她承認“很困難”，但還是決定堅持一下。“生存第一”是她的原則，但她把很多不同處境的人寫下來了，也就成了一本記錄一羣清潔女工的書《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

“在樓盤裏看到了很多新鮮的事情。那羣保潔工，很多不識字，比如說要回家，家裏人送他們上火車，他在心裏面一定要記住具體的站名。有一個1.4米高的‘小矮人’，找工作非常困難，經理本來不要她，組長就說‘你摸摸她的手，全是繭，幹活非常能幹’。她穿工服比較長，經理就幫她剪一截，把她安排到人比較少的地方做清潔。我看到了這麼多人，聊他們的生活，很不容易的時候會流眼淚，我就把他們每天講的寫下來。”

這是有生命的寫作。瑛子每天走進這個世界，會欣喜，哪怕是面前的樹、花、草，她說哪怕是看到它們生長在那裏，都覺得值得寫。可“蟲子”在她負責清潔的大堂中就被認爲是垃圾，需要被清除，她選擇用紙巾捏着蟲子放它到窗外去。“當你從生活中感受到哲理，文字是最好的方式。我就把這部分提取出來，這是我的發現。”瑛子說的是那些生活中無法界定的瞬間，她也疑惑，但她的笑容中總有一種柔軟與堅硬，不會因此過度困惑，亦堅定地不放過。

六十歲的瑛子有很多第一次，但寫作早已不是她的第一次。東莞17年，她一直在寫作。“年輕時朋友阿林送我很多《詩歌月刊》，我拿回去讀，我‘燃燒’起來了，我開始寫詩歌。再之後我開始記錄家鄉，完成了13萬字的《翻轉的村莊》。”瑛子知道寫作養活不了自己，“是一種陪伴，陪到你覺得寫出來就暢快了，很多感情找不到人傾訴，寫作會讓生活豐富一些。”

瑛子的“第一次”中還有着很深沉的樂觀。“進到清潔的樓盤裏，因爲它正在建造，帶來很多生命力。”也可能正因爲這樣的視野，她才反覆地、平靜地說：“我不怕往前衝。”那會寫到什麼時候？“寫到我自己能看得到、摸得見、聽得見的那種狀態，我再放手。”

每一天：煙熏火燎的生活裏

正如他們一天天過着生活，他們也一天天寫作着。溫雄珍在菜市場擺攤二十六七年，發表了十萬多字，寫下了可能更多。

詩歌《燒烤架上》的第一句是“沒有人能從那場炙焰中把你解救岀來”，靈感來自溫雄珍凌晨一點多打開的熱水器。“凌晨下班回家，我洗澡時打開熱水器，上面的火焰跳了起來，就想到了這一句。一直寫到四點多，太困了，把手機一放，明天再修改。”

溫雄珍有一家童裝店，同時還是燒烤店的服務員。她的一天“擠”着蔬菜與鼎沸人聲，但重頭戲總是寫作：早上7點開店，下午4點半收檔去燒烤店上班，直到凌晨12點半收工。下班路上就開始寫了，如果有靈感，回到家會寫作到四五點鐘。“我們中年人，有老人，有小孩，每天都在煙熏火燎的生活裏面。但晚上很安靜，適合去思考。”

溫雄珍身兼多職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丈夫發生車禍，她擔起養育兩個幼子的重擔，一度堅持不下去，但“我是一個母親，因爲從小沒有母親，我就不可能讓我的孩子經歷我曾經經歷過的日子”。一種可能代際傳播的痛苦被她強力抵消。她也看見他人生活裏的痛，經常路過她店面的清潔女工，也遭受着家庭的失衡，溫雄珍把她寫進詩裏。“我喜歡看她擰開水瓶蓋的動作，那裏有悲傷，她總是擰得太緊。”溫雄珍噙住淚，“字面上不見悲痛，但寫一種內心的掙扎和悲痛在裏面。”

很多讀者讀完這位“燒烤詩人”的詩，留下了“同一滴眼淚”。“我用最輕快的語言把內心最痛苦的東西表達出來。很幸運能看到，這些能變成我的詩歌，變成我的營養，對我是一種獎賞。”溫雄珍把詩歌看做一片留給自己的乾淨的精神之地，可她沒想到，有更多人因爲她的詩，對冰冷的生活有了溫熱的理解。

出版《在炭火上安居》之後，她表示仍然會“繼續努力，繼續生活”。正如她在《生活》中的詩句：“如果生活只剩下輕盈，那麼日後，我就失去可炫耀的談資。”

一羣人：“他們也在創造生活”

當被問及“從幼教到做清潔，會感受到反差的眼光嗎？”瑛子坦然地說：“他們也在創造生活。他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的生活。”

《趕石頭的人》出版，曾爲民被稱爲“石頭詩人”。“石材是我寫作的礦場，就像在燒烤攤，在童裝店，都是一樣的。”他是石材廠的銷售，在他的眼中，每一塊石頭有生命且有情。1985年還是高中生時，曾爲民就爲詩歌狂熱。寫詩幾十年，曾爲民看到了石頭的詩性，“一個詩歌愛好者的成熟，是‘格物’，要把物拿出來，把人放進去。一個人的成熟，也從他能替別人着想開始。石頭是出世的，但它被越磨越亮的時候，會跟人發生更多關聯。”

體育老師章新宏的文字還留痕在不同年代的各類媒介——QQ空間、微信朋友圈、分享文字的APP以及學校的報紙。“我要讓大家看一看我們體校的學生是怎樣的，辦了一個《新苗》校報，在我們學校開展全民寫作，從我開始帶頭寫，然後是老師、教練、學生、家長，全部都可以寫，發表在《新苗》校報上。”這些年的積累，慢慢成了章新宏的書《從江右到嶺南》，而現在，章新宏還召集了一個“小南瓜文學社”，慢慢做着文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