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的長征路上，紅軍爲什麼“一邊突圍，一邊寫字”？-正能量-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1935年深冬，陝北甘泉縣象鼻子灣村，大雪漫天，中央紅軍剛剛與紅十五軍團會師。毛澤東站在大樹下的土臺子上，望着眼前300 餘名衣衫襤褸卻目光堅毅的戰士，說出了那句穿越時空的經典論斷：“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彼時，這支隊伍一路輾轉鏖戰，九死一生，兵力已不及出發時的三分之一。一段如此艱難曲折的征程，何以被稱作一部沉甸甸的“宣言書”？

（一）

長征是走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

1935年的中國西南，一支衣衫襤褸的隊伍在崇山峻嶺間穿行。他們身後是數十萬追兵，腳下是生死未卜的征途，可這樣一支疲敝之師，卻在做一件看似“多餘”的事——寫字。

那時的中國腹地，絕大多數百姓從未見過紅軍，甚至從未聽過“共產主義”四個字。國民黨的輿論封鎖，讓不少民衆將這支隊伍想象成一羣“青面獠牙的山匪”。紅軍面對的不只是軍事上的圍剿，更是陌生地域裏的信任壁壘。

早在出發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就已明令各部隊：“必須在沿途進行對羣衆的宣傳工作……廣泛的進行口頭宣傳，散發和張貼宣傳品和在牆報上多寫標語口號”。

由紅軍總政治部下發的文件《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

長征開始後，這份要求變得愈發具體。1935年2月，總政治部再次下達指令：“各部隊立即動員自己整個部隊中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門板上，遍寫下列材料十二條，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

於是長征路上出現了一個奇觀：一支在奔跑中作戰的軍隊，一邊突圍，一邊書寫。

缺紙少墨，就用白石灰、紅土漿、鍋煙灰當顏料；沒有牆面，就寫在門板上、樹幹上、山崖石壁上。隊伍走到哪裏，標語就刷到哪裏；哪怕只停留幾個鐘頭，也要把革命主張留在途經的村寨裏。

瑞士傳教士薄復禮，在長征途中與紅軍相處了18個月。這位原本對紅軍充滿恐懼的外國人，在離開後寫下了《神靈之手》一書，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

一支潰敗的隊伍，眼裏只有生路。唯有信仰不倒的隊伍，纔會在槍林彈雨中，依然記得向世界說出自己的主張。

“共產黨是左手拿筆、右手拿槍，才戰勝敵人的。”正是這種“宣傳先行”的戰略意識，讓長征不再是單純的軍事轉移，而成爲一場長達一年、橫跨半個中國的政治大動員。這是一支隊伍對“人心向背”最清醒的認知——

人民軍隊一刻也不能脫離羣衆，越是在陌生的土地上，越要靠宣傳打開局面、靠爭取羣衆站穩腳跟。

（二）

如果說“書寫”是這支隊伍向世界發聲的方式，那麼他們選擇的“語言”，則藏着更深的考量。

貴州遵義附近的村寨裏，土牆上曾刷着這樣一條標語：“紅軍是乾（幹）人的軍隊”。

大木村居民牆上的“紅軍是幹人的軍隊”

“幹人”，是貴州方言裏對窮苦人的稱呼，意思是窮得只剩下一身幹骨頭。簡單兩個字，直接把紅軍的身份擺進了勞苦大衆的行列，道破了這支軍隊與百姓最樸素的血脈聯結。

這種“接地氣”的姿態，貫穿了整個長征途中的宣傳工作。紅軍總政治部在1934年11月的一份文件中明確提出，宣傳內容要“通俗簡短，使羣衆能懂能記”。

紅軍深知，標語寫在牆上，是爲了喚醒那一片片陌生土地上的沉默人羣。於是我們看到，長征路上的標語很少有大段的理論闡述，大多是三五個字、十來個字的一句話。

“打倒土豪分田地”“白軍弟兄不打抗日紅軍”“窮人要喫飯，就要來革命”“彝人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句句不繞彎子，字字直指人心。

可在識字率極低的舊中國農村，光靠牆上的文字，多數百姓既看不懂，也傳不開。紅軍把宣傳變成了歌謠、戲劇、快板，讓文字從牆上走下來，走進集市、走進田埂、走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節奏裏。

1935年1月，紅軍進駐遵義後，由遵義進步青年組織成立的“紅軍之友社”幫助紅軍鞏固羣衆路線的故事廣爲流傳：宣傳隊員們編演短劇，用當地花燈調填上新詞。

唱的什麼？“正月裏來是新年，紅軍來到遵義城，打土豪來分田地，窮人個個笑盈盈”。臺下圍觀的百姓聽上兩遍，就能跟着調子哼出聲。紅三軍團政治部還專門編印了《紅軍歌謠集》，隊伍走到哪裏，革命的歌謠就教唱到哪裏。

長征路上，這支隊伍用最樸素的表達，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像種子一樣撒進了中國最偏遠、最沉寂的角落。

（三）

宣傳的力量，最終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落在人心的天平上。

在四川省通江縣沙溪鎮紅雲崖村，海拔800米的石崖上，至今仍傲然矗立着四個大字——“赤化全川”。每字高5.5米、寬4.7米，總面積300平方米，站在山腳下清晰可見。

1935年紅軍北上後，當地惡霸懸賞12石小麥要鏟去這四個字。羣衆聞訊後趁夜用糯米灰泥將筆畫填平，謊稱“已處理”，就這樣，這幅全國最大的紅軍石刻標語，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被百姓用雙手護了下來。

這樣的故事，在長征途經的萬水千山間，比比皆是。湖南通道縣農民吳永福把紅軍標語用黃泥巴層層糊住，外貼竈王像掩藏；甘肅宕昌縣哈達鋪的老人把刻着標語的門板整塊拆下，藏進房屋夾牆，一藏就是半個世紀。

每一條被守護的標語背後，都是紅軍實打實的行動：是每到一地便打土豪分田地的兌現承諾，是軍紀嚴明不拿羣衆一針一線的過硬作風，是危難時刻把最後一口糧食留給百姓的魚水溫情。

撥開歲月的泥層，字跡色澤如新，藏在背後的是百姓對這支隊伍最深的認可。

宣傳的力量，最終化作了實打實的人心向背。“擴紅”，顧名思義就是擴大紅軍的力量，也就是爲紅軍部隊徵募新兵、補充戰鬥人員。據會寧紅軍長征勝利會師紀念館統計，長征途中僅大規模的擴紅就有近20次。遵義一地擴紅4000餘人，會理擴紅5000餘人，紅九軍團在雲南會澤短短7天便擴紅1500餘人。一支一路戰鬥、一路犧牲的隊伍，卻又能一路補充、一路壯大。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所寫：“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衆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

“紅軍走了留哪樣？留下標語指方向。紅軍走了留哪樣？留下話兒暖心腸！”這些標語、歌謠、故事，如同星星之火，在紅軍離開後，依然在中華大地上燃燒，最終匯聚成燎原之勢。

（四）

九十載歲月流轉，當年的戰火硝煙早已散去，但“宣言書” 的使命從未褪色，只是書寫的舞臺與傳播的筆觸，早已換了新的模樣。

今年6月，中國軍號海外賬號發佈的一段視頻引發熱議：多國外國軍官重走長征路，他們齊聲唱響《團結就是力量》，手執毛筆寫下“長征”“團結”等漢字，向鏡頭展示印有革命舊址的明信片。這些細膩鮮活的鏡頭語言，架起了文明溝通的橋樑。

此前，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他塑”而非“自塑”的境地，外界對中國的認知，常常隔着一層偏見與誤解的濾鏡。而今天，講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China Travel”“Becoming Chinese”“China Cool”等熱潮興起，標籤的一次次迭代，見證着中國國際形象的持續向好，也印證着我們的對外傳播從被動回應到主動表達、從生硬灌輸到潤物無聲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