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邀請你體驗一種無助:《花園與父親》新書首發
2026年4月18日晚,由PAGEONE、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澎湃·鏡相主辦的《花園與父親》新書分享會在PAGEONE五道口店如期舉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知名作家、編劇笛安與資深媒體人、書評人宋晨希,圍繞作者黃魚的新作展開深度對話,探討臨終照護中生命的尊嚴與愛。
這本書是澎湃第二屆非虛構寫作大賽的頭獎,獲得了李洱、劉擎、梁永安、黃燈、嚴飛等學者作家的一致的高度評價,上市就獲得了很多關注。
植物寓意父子間最深沉的羈絆
“花園”是本書的核心意象,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黃魚解釋了爲何以“花園與父親”作爲書名:“我年輕的時候讀過一首博爾赫斯的詩歌《雨》,裏面講到,在一個雨天的黃昏,他突然在一個庭院裏面聽到他死去的父親的聲音。我父親生病以後,這首詩不斷在我腦子裏面浮現出來,那個時候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有這樣一個花園,當有一天父親真的走了以後,我可以在這個花園裏面思念我的父親。”
黃魚
植物的生長與至親的離去同樣引起了胡泳的共鳴。他回憶,父母健在時的一盆長壽花直到現在還開着,世界不會因誰的離去而停擺,但“未亡人”承受的重量遠大於逝者。胡泳感慨道:“也許所有的這些東西對於已經去世的人一點也不重要,不存在就已經足夠。我覺得黃老師建花園,或者他現在還在寫這個花園,本質上是爲還活着的人做的。”
十多年後,當父親親手種下的那棵樹已長成大樹,父親種樹的場景仍歷歷在目。花園裏的那棵樹,是清明節祭祖的哀思,已儼然成爲父親、“我”、女兒三代人的珍貴記憶。
從照護中重新理解生命
黃魚在回憶父親臨終前的最後一段時光時,用了一個微妙的隱喻:父親不在我們這裏,在另一個世界。在最後階段,父親不僅飲食和作息與其他人不同,心態和性情也完全不同,彷彿缺席於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這段記憶後來被黃魚的女兒從舊電腦中翻出——死亡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在代際之間傳遞,成爲家族敘事的一部分。
胡泳談到照護者需要牢記的核心原則:“你的照護對象永遠比照護者更痛苦,如果你想清楚了這一點,就會意識到所有的照護都不是單向的,你絕對不只是付出而沒有回報。”那些看似被犧牲的時間與精力,終將以另一種形式回饋給照護者;只有當我們擁有另一種生死觀時,纔會意識到這種回報的價值。
胡泳
笛安表示,父親確診罕見病時,自己的孩子剛剛出生;父親不僅要做一個模範的病人,還要學着當一個外公,一邊看着孩子成長爲少年,一邊盤算自己能不能跑贏醫學的進步。每個人對生命的理解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花園與父親》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個從照護中重新理解生命的機會。
在疫情時,胡泳需要同時照護父母,他發現,在一開始照護母親時會有比照護父親更強烈的恥感,且由於母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目睹母親的智力在衰退,似乎要比照護父親更痛苦。但他意識到生老病死本是常事,之所以接受不了,是因爲我們賦予了身體太多禁忌。像黃魚這樣把這一切寫出來,本質上是一場生死教育——中國人缺的不是生命教育,也不是生理教育,而是直面“老病死”。
從“全人醫療”到“全人照護”
《花園與父親》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照護者在“信與不信”之間反覆拉扯——明明知道做某件事沒用,卻還是要做,好像做了就能對抗點什麼。黃魚以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當父親想要相信某些偏方或者某種儀式,兒子是否應該順從?“孝順”二字,“順”最難。又如,造花園對黃魚來說有特別的意味,但對父親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即使父子一起種下一棵樹,心裏卻想着不同的事。黃魚坦言,自己最大的缺失在於無法照護父親的精神層面——尤其當這個問題被置入中國傳統體系的深處,置於鄉村、禮儀、習慣力量依然強大的地方,困境便格外尖銳。
《花園與父親》,黃魚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胡泳提到,醫學界存在“全人醫療”的理念,而“全人照護”就是對人的生理、心理、精神和社會四個維度都做到全面關懷,使對方能有尊嚴地渡過生命中的艱難時光。然而現實壁壘極高:照護者面臨的不只是身心崩潰的可能,還有醫療上的束手無策。無數老人在家和醫院之間來回折騰,社區醫療的缺失讓許多本可以在家接受的低限度照護變得遙不可及。當照護者成爲代理人時,必須面臨自己無法做到盡善盡美的現實。
這本書邀請你體驗一種無助
笛安認爲,《花園與父親》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提供一個照護指南,而是對父子雙方所有真實想法的記錄。她尤其喜歡書中父子商量如何建花園的那些段落:父親早早起牀,給來挖坑的三位師傅一人搬一個小板凳,仔細琢磨哪個杯子給他們喝水更合適。這種對外人熱情到近乎殷勤的做派,讓每個讀者都想起自己生活中的某位長輩——中國式的長輩,生怕自己不周到。
笛安
黃魚談到,寫作《花園與父親》的最初目的,是因爲既有的別人的文字並不能觸碰到他的痛癢,只有自己才能讀寫自己的內心。黃魚進一步指出:“我覺得我寫的這個父親,我並不認爲他就是我的父親,我是把他當成一代人的父親來看的。”他所創作的不堪或不體面的父親形象代表着某種保守的傳統,而自己則作爲接受了教育的“新文化”。黃魚進一步指出,“父親死了”對於一箇中國人來說,就等同於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代表着某種文化被徹底推翻。
笛安強調了敘述者的作用和魅力。“這不是一本工具書,而是一本非虛構佳作。文學不是用來開藥方的,文學有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陪伴你,你知道你並不孤單,你知道你的體驗其實不是獨一無二的,有人跟你一樣經歷過很難堪的東西,你看到以後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有人和我一樣。”她感謝黃魚的這本書,因爲閱讀的過程也給了她一個整理自己這些年成長與變化的機會。
《花園與父親》中沒有完美的兒子,也沒有體面的父親,只有兩個在生死邊緣彼此拉扯的普通人,而這本書的動人之處,並不完全在於它寫出了照護之路的艱辛和心酸,而是它誠實地呈現了這條路上糾纏在一起的狼狽、矛盾與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