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目光炯炯的注視，讓歷史浮出地表，讓空城響起人聲
《空城紀》——這部接近700頁的長篇小說再現了西域的六座古城：龜茲、高昌、尼雅、樓蘭、于闐、敦煌。除了敦煌，另外幾座古城都已經成爲殘垣斷壁掩埋在黃沙深處，再也無法開口訴說當年的歷史祕密。然而，空城不空。邱華棟力圖在《空城紀》之中完成一項特殊的文學修復工程：喚醒沉睡多時的廢墟，注入種種想象、情感、故事、人物，一個又一個空城開始有聲有色地復活，古老的歷史劇目又一次開始上演。
《空城紀》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通常按照歷史著作提供的輪廓、人物與主題配置各種場景與細節，藉助一批形象材料裝飾預設的框架。邱華棟顯示出遠爲強烈的文學自覺。真正的歷史意味着無數昔日發生的事情，縱橫捭闔，左右逢源，爲什麼只能遵循歷史學家指定的視角而放棄文學的獨特探索？歷史著作的記錄往往圍繞既定的主題線索，或者是戰爭與革命，或者是生產方式的飛躍，或者是市場貿易帶來的經濟昌盛，如此等等；這時，另一些歷史景象可能遭到有意無意的遮蔽，例如某個人物堅定的內心信念，一種久久不能平息的激情，令人心醉的審美，還有神祕，魔幻，宿命，吉人天相的幸運或者覷破世情的人生頓悟，這一切顯然構成了文學馳騁的廣闊空間。《空城紀》躍出歷史著作的藩籬，找到了獨特的視野與結構形式。
種種歷史文獻之中，這些西域古城曾經是一種另類的存在，然而它們並未穿過時間的長廊存留至今。從昔日的宮殿、城牆、熙來攘往的街道到靜靜被掩埋在黃沙之中的遺址，古城的歷史如同乾涸的河流消失在沙漠之中。在人們的想象之中，古城的時間之維彷彿在某一個節點中止了，眼前剩下的僅僅是空曠、遙遠、遼闊的空間。古城周邊的各種景象迴旋在這個空間，逐漸成爲一個共時的存在。什麼原因導致古城的消亡？那些南來北往的商旅隊伍爲什麼未曾匯聚爲商業帝國？歷史拋下各種謎團之後揚長而去。大風揚起的一陣陣黃沙如同一道又一道帷幕隔開了現代社會的工業、交通與科學技術。
《空城紀》的敘事結構顯示出明顯的空間化特徵。《空城紀》的故事從漢代的龜茲古城開始，後續的情節穿梭於高昌、尼雅等另一些古城之中。小說主人公並非固定的幾個人物，而是由各色人等分別擔任，既可以看到解憂公主、張騫、班超、李隆基、楊玉環、玄奘這些著名的歷史人物，也可以看到普通的官員、商賈乃至販夫走卒。六個西域古城的生活場景紛雜多元，各民族的關係以及交往歷史盤根錯節，若干始終如一的主人公無法帶動如此龐大的輜重。事實上，《空城紀》選擇的是多維面的拼貼式結構，龜茲、高昌、尼雅、樓蘭、于闐、敦煌分別構成小說的六個維面，每一個維面又由若干短篇故事組成，《空城紀》林林總總共計31個短篇故事。如此複雜的拼貼之所以形成完整的“結構”而不是分崩離析，恰恰因爲圍繞統一的空間——六個維面以及31個短篇故事無不具有鮮明的“西域”烙印。一段又一段不同的故事，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人物，但是，“西域”這個空間的穩定特徵並未因爲時間與人物的改變而產生重大變化。
邱華棟曾經解釋說，這種敘事結構來自石榴籽的啓示——《空城紀》的“後記”寫道：“在表達形式上，我這部小說採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蘆式樣的結構。”當然，靈感的來臨需要一個契機。邱華棟出生於新疆，很長時間棲身於這一片廣袤的土地，熟知這裏的風俗民情；同時，他閱讀了大量西域古城的資料，實地考察過衆多遺址。這一部小說醞釀多年，種種想象與感受持續地積累、孵化與發酵，直至這種敘事結構閃電般地降臨。《空城紀》是文學對於歷史資料的一次成功重組。
如果說，宏大的歷史敘事擅長描述壯觀的歷史場景，那麼，文學更多地轉向個人的言行及其內心世界。第一章“龜茲雙闋”上闋“琴瑟和鳴”的歷史背景是西漢的解憂公主與烏孫和親，解憂公主之女弟史與龜茲王絳賓聯姻。小說繞開了烏孫、龜茲與漢朝的複雜關係，弟史與絳賓的相愛成爲濃墨重彩的主要情節。第二章“高昌三書”的“帛書：不避死亡”亦非正面描述班超的歷史功績，而是藉助兒子班勇之口娓娓陳述父親留下的帛書“不避死亡”四個字如何賦予他堅定的精神力量。邱華棟並未被衆多資料淹沒，而是從中開拓出文學的一方天地。相對於王公貴族或者高官重臣的傳奇性遭遇，《空城紀》另一部分視線投向生活在古城的普通民衆，例如，奔赴前線的士兵憶念親人，相愛的情侶勇敢地私奔，綠洲上“馬的一族”與山上“鷹的一族”終於握手言歡，如此等等。文學的拿手好戲是，想象密集的細節恢復歷史的日常紋理。
一曲祈雨的琵琶演奏之後，烏雲湧動，暴雨如注；白鬍子老頭喝一口葡萄酒，從篝火之中召喚祖先出來講述古老的歷史故事；一個武士死去多時，輕薄如紙的透明靈魂飄蕩在空氣之中返回城堡……諸如此類帶有魔幻意味的超現實情節出現在《空城紀》的時候，文學想象開始穿透拘謹的現實表象呼嘯而出。現代歷史著作謝絕“怪、力、亂、神”，文學仍然保存一個魔幻世界。錢幣、雕像、畫中之馬與簡牘分別成爲敘述主體，“物”按照自己的眼光講述他們看到的人間百態。
無論是和親、出使還是商貿、戰爭，中原與西域存在多種交往形式。然而，《空城紀》意味深長地選擇一些文化意象作爲寄託與象徵，譬如“龜茲雙闋”裏的音樂，“高昌三書”裏的毯書，“尼雅四錦”裏的蠶種與錦護臂、錦褲、錦帽，“于闐六部”裏的繪畫。敘事視角的選擇表明，《空城紀》更傾向從文化交往的意義上考察中原與西域的歷史。儘管商貿與戰爭擁有改變歷史的巨大能量，但是，對於《空城紀》的故事情節來說，二者毋寧處於背景的位置。不論小說之中的古代人物是否存在“華夷之辨”的儒家觀念，邱華棟更爲關注的是不同類型文化的取長補短。新疆的成長經歷有助於他領悟西域文化的魅力。
這一點也可以成爲每一章“尾聲”的解讀。從“龜茲雙闋”“高昌三書”“尼雅四錦”到“樓蘭五疊”“于闐六部”“敦煌七窟”，《空城紀》每一章都出現了構思相近的“尾聲”：一個年輕人因爲種種機緣探訪古城遺址，不僅收穫若干歷史遺物，諸如古琵琶，鐵鳥，牛角號，奇妙的玉石等等，同時還巧遇一位俏麗少女，產生若有若無的愛意。這些遺物充當“穿越”的誘導媒介，再現一段琴瑟和鳴或者金戈鐵馬的時光……歷史已然消逝，歷史長存內心，“風沙吹老了歲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歷史始終寄存於當代的關注。由於文學目光炯炯的注視，遺址浮出地表，空城再度響起喧鬧的人聲——《空城紀》獨特的視野與結構形式寄寓的是一個作家獨特的歷史情懷。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藝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