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與失語：社會邊緣的隱痛——韓國社會派小說家金惠珍淺論

金惠珍

近幾年，韓國文學發展日隆。前有2016年出版的引起廣泛關注的韓國女作家趙南柱的作品《82年的金智英》，後有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江。在新一代“80後”作家中，金惠珍近年來勢頭不錯，成爲韓國社會派小說的後起之秀。金惠珍，1983年生於韓國大邱。2013年，憑藉長篇小說《中央站》獲第5屆“中央長篇小說文學獎”。2018年，憑藉《關於女兒》獲第36屆“申東曄文學獎”。2020年，以《9號的工作》獲得第28屆“大山文學獎”。這幾部小說都是社會問題小說的典型代表。其中《關於女兒》聚焦邊緣性少數羣體；《9號的工作》描寫了一位工作兢兢業業的老員工卻面對公司屢次逼迫性裁員，聚焦韓國工人現狀；《貓舔過傷口》則聚焦網絡暴力受害者的世界……本文以金惠珍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這三部小說來透析金惠珍的寫作思路，進而觀察韓國社會派小說的特徵。

《關於女兒》：關注邊緣社會羣體

社會派小說或許稱爲社會寫實小說更加準確。這類小說的取勝之處主要來自對社會問題的發掘和深入的觀察。小說的着力點通常不在於作品單純的文學性，而是着力於通過個體的遭遇挖掘背後的社會系統性原因。這類小說核心特徵在於其強烈的紀實性和批判性，旨在通過虛構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並剖析現實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階層衝突以及人性的困境。

《關於女兒》聚焦了一個被普遍排除在主流之外的酷兒羣體，這個羣體在東亞社會根深蒂固的道德框架之內，像一個被隱藏的傷口，無法公之於衆，始終處於被遮蔽的狀態。雖然這類題材的小說並不少見，但是這部小說的特殊性在於她將寫作的視角放在了一個東亞的傳統母親身上，以一個母親的視角來觀察和審視作爲“新一代”的女兒的生存模式和人生選擇，從而凸顯出東亞社會兩代女性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代際衝突，暴露出一個實際上仍然由保守觀念和偏見所支配的東亞社會。

“我的女兒爲何要選擇如此艱難的人生？”這是作爲母親的“我”在小說開篇即發出的質疑。與離經叛道的女兒相比，作爲母親的“我”終生都在想辦法當個好人——好孩子、好姐妹、好妻子、好母親、好鄰居……“我”退休之後給養老中心做護工，“我”無法理解“女兒”主動遊離於社會主流價值體系之外的人生選擇。小說中的“母親”是一個東亞社會中典型的好人，她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善良肯幹，雖然在生活中屢遭打擊：喪偶，生計困難，卻依然沒有喪失生活的鬥志，頑強地向前走着。而女兒“綠”則是一個從一開始就放棄了主流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年輕人，面對高速發展的韓國社會，“綠”感覺到自己“怎麼趕都趕不上狠狠將她拋在後面的社會”，她是一名大學的兼職講師（非正式編制），收入極低且極不穩定。由於無法負擔首爾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費，在租約到期後，她陷入了財務危機，決定帶着女友小雨搬回母親那套陳舊的小公寓一起居住，以此來緩解經濟壓力。這一選擇是她爲了維持基本生存的無奈之選，但是這樣的生活模式對母親卻產生了極大衝擊。母親一面害怕鄰居閒言碎語，一面擔心女兒這樣搖搖欲墜的生活方式無法長久。母親曾感嘆，如果女兒能像個“正常人”一樣結婚買房，就不會“淪落”到如此境地。小說的着力點並沒有將關係的和解放在首要位置，它沒有因爲劇情的需要而刻意去加速母女之間的和解，而是通過雙方不同的際遇來實現理解和共存。

小說中母親所工作的養老院作爲平行的世界，與女兒一直與之鬥爭的學校形成了相互對照。母親的工作是照顧一位叫作“珍”的老年癡呆症患者。珍年輕時是成功的職業女性，但老後無子女、無人探望，只能在養老院中被照護。但是，由於身體逐漸衰老，在養老院也無法被公平對待，她一點點被剝奪起碼的生存尊嚴。“珍”的悲涼晚景加劇了母親對女兒“非傳統”生活方式的恐懼與偏見，同時也激發出原本逆來順受的“母親”甘願爲“珍”的不公正待遇與院方展開鬥爭的勇氣。在這個逐漸被激發出來的鬥爭中，母親體會到了女兒與校方之間，因性少數身份而遭到不公正的開除的鬥爭與堅持，在這個角度上，母親慢慢理解了女兒的所作所爲、所思所想。也正是以此爲契機，母親理解了女兒並與女兒一起站在了抵抗強權的一面。與此同時，隨着母親與女兒的友人小雨的接觸，她也慢慢洗刷了對這個羣體的偏見，能夠從一個尋常的人的角度來平等地接納那樣的邊緣羣體。

雖然直到故事的最後，母親也沒有完全表現出對於女兒選擇的完全理解，但是，很顯然，母親已經在心理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接受了與女兒一同生活的現實。《關於女兒》將養老困境、性別議題與母女關係進行了多重交叉縫合，探討了傳統家庭觀念遭遇現代多元價值衝擊時的無力與掙扎。這種“冒犯式”的真實對於處理中國語境下的原生家庭和老齡化題材極具啓發。

《9號的工作》：對“勞動對於人的異化”的控訴

《9號的工作》的主人公“他”原本是一名在電信公司工作了26年的有線電視維修技工，一直對公司有着很深的感情。可弔詭的是，從某一天開始，他就在反覆不停地被公司以各種方式勸退。在遭受公司的變相裁員和不當解僱壓力後，他接二連三被調往偏遠村莊負責十分艱苦又無法開展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他都不想辭職，不想離開他賴以生存的工作和公司。他無論如何不願離開公司的做法令周圍人不解，其中有因爲壓力過大而選擇主動離開的前同事，就連妻子惠善也勸他放棄這份工作，另外找一份。可是，他一直堅持不走。他對工作有一種近乎偏執的執着。在小說中，有過這樣的描寫：“公司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他的朋友、他的同事、 他的親人，甚至是另一個自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也是他的全部……”在這裏，我們看到對於主人公來說，公司與工作已經變爲他自身的變體，他無法脫離這一切而存在，他已經慢慢消失了，在工作的人中慢慢融化了自己，他自己慢慢看不見了，剩下的只是一個願望，不能離開！“9號”是他的工作代碼，也是他的身份。

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談到“廢棄的生命”這一命題時談道：“在現代性秩序中，無法進入生產和消費循環的人被視爲‘人類廢料’。社會秩序的建立，往往依賴於對這些‘雜質’的排除。”小說中的主人公9號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在一次次殘酷的競爭機制中，他被篩選被編碼被量化，直到最終成爲“廢料”被排除。故事中作爲鏡像存在的是一名叫作宗圭的員工。宗圭是9號在那個荒涼工地上唯一的同伴。兩人都是被公司流放的、拒絕主動辭職的“頑固派”。在一次繁重的搬運勞作中，宗圭在極度疲憊中倒下。他的死更像是一臺嚴重超負荷的機器徹底燒燬了核心，悄無聲息地在泥土和鋼筋之間停止了運轉。這裏我們看到金惠珍對於“勞動對於人的異化”這一主題的強烈控訴。9號感受到，“將他（宗圭）逼上絕路的那些東西，如今如此赤裸地展現在他眼前。”

小說的主線故事從一開始就是公司對於主人公的逼迫，逼他主動離開，但是他以堅強的意志力一路挺着，直到最後公司把他支配到一個很偏遠的小村子去鋪設信號塔，在那裏，9號的整個身心發生了裂變。從原來那個有自己價值堅持的職員，慢慢地在公司的殘酷競爭中變得殘暴，變成了“只要能夠完成任務什麼都可以”的人。他伸手推倒了面前的老人的行爲，正是他發生變異的開始，而在故事的結尾，他一顆一顆地鬆動已經固定好的電視塔螺母的情節，雖然顯得荒誕不經，卻是他極端變形心理的極佳表現。另外，金惠珍也藉着主人公之口發出了控訴，即一個兢兢業業想要好好幹的員工，爲何會一步步被逼到那樣的境地。而他所要求的無非是最基本和應得的價值，即“他希望從公司得到的，本來就是他應得的。尊重、理解、感恩和道義，聽起來好像很宏大，其實都是理所當然。”

《貓舔過傷口》：探討人被接納，被理解和被善待的可能

小說講述了有“國民心理諮詢師”之稱的林海秀，因爲在電視節目中不經意的“失言”，繼而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大規模的輿論風暴和網絡暴力的事件。節目播出後，林海秀的個人信息很快被惡意公開，緊接着大規模的網絡霸凌開始……這些遭遇，不但讓林海秀失去了工作和名譽，也讓她逐漸被排除在正常社會之外。她被迫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過上了近乎隱居的生活，每天在愧疚、憤怒和恐懼中煎熬，她反覆嘗試寫信給事件相關的當事人——律師、前同事等，卻又反覆撕碎這些信件，心理上長期處於痛苦和煎熬之中。一次偶然，她開始照顧小區裏的流浪貓。並且在此過程中遇見了因校園霸凌無法融入學校生活的小女孩世伊。從此，兩顆受傷的心靈慢慢相互瞭解，相互溫暖……

小說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海秀與世伊之間因爲救助流浪小貓而逐漸加深的信任和友誼，描寫出了一種“保持距離的溫柔”的微妙關係。開始救助流浪貓之時，也是在兩人友誼關係的萌芽時刻，由於兩人都處於被社會排擠的狀態，她們的交流非常小心翼翼。而慢慢地，隨着兩個人對於小貓的救助的深入，她們都從彼此的身上找到了這個社會殘存的善意，可以說，這樣兩個在現實世界裏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在救助小貓的過程中悄悄建立起了一個溫暖的人世避風港。

在小說後半段，當海秀對自己的人格產生極度懷疑，甚至覺得那些網絡謾罵纔是“真實的自己”時，世伊並沒有因爲網絡上的流言而審判她，而是依然稱呼她爲“喂貓的人”。小說試圖建立剝離開社會身份之外的，人與人之間樸素純真的關係。正是這樣的去除遮蔽的純真眼光，讓海秀能夠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對人類社會的信心。同時，由於海秀的幫助，世伊也能夠從遭受校園霸凌的陰霾中走出來，感受到自己被接納、被理解和被善待。

與韓江相比，金惠珍的作品也許不是在文學和語言上非常深刻的那一類作品，但是她觀察社會的角度十分新穎獨到和具有批判性，填補了許多社會題材上的空白。面對多重複雜的社會問題，金惠珍通常選擇從個體切入，關注的往往是社會性隱痛。她的小說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的維度，迫使我們正視當代社會現實的殘酷與複雜。

金惠珍說：“寫作最重要的是提出問題，這是一個小說的開始。”我想，對於社會派小說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是要找到這個社會的頑疾，然後像外科醫生一樣用手術刀切開頑疾和毒瘤，把它們的內部傷口暴露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療愈的可能。金惠珍的小說因其對韓國生存現狀的敏銳捕捉和介入現實的力量，提醒我們：文學不應是廉價的撫慰，而應是尖銳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