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以馬喻理而見仁見智
馬不僅在羣雄爭霸的政治格局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百家爭鳴的學術思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先秦諸子以馬喻理背後反映出的是他們見仁見智的觀念主張。粗略而言，儒家以其言說仁義禮樂之道，墨家以其言說尚賢非攻之道，道家以其言說自然無爲之道，法家以其言說任法用術重勢之道，名家以其辨名析理而批判“正名”之道。
我們從孔子論起。有一次馬棚失火，孔子退朝後急切地詢問“傷人乎”而“不問馬”，這鮮明體現了孔子的仁道主張。子游問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由此告誡大家，孝侍父母要有敬愛之心，滿足父母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方面的需求。此外，與強調“克己復禮”相一致，孔子還曾言“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這裏將“馬”與“士”並舉，其中對士人之德的要求不言而喻。
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的仁義之道。首先，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這微小的差別既彰顯人性的脆弱，更奠定了人類高貴的根基。“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孟子認爲人們對長者的尊敬，是因爲內心先有尊敬之情，纔有尊敬的行爲，所以仁義皆爲內生。其次，孟子痛斥統治者只圖自己享樂，不顧百姓死活的行徑是“率獸而食人”。他告誡爲人君者要以禮善待士人及臣民，否則“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不過，孟子並不根本反對人君田獵享樂，而是諫言他們如能行仁政，那麼百姓即便“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也不再有怨言。
在荀子那裏，以馬喻理又帶有了儒法兼蓄的特點，彰顯了尚賢而使能、重禮而尚法、正名而使羣的主張。首先，荀子常將庶人比作馬，將權位比作輿，指出“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與此相應，荀子將大儒比作善御者造父，強調治世要尚賢使能。其次，荀子認爲若要日行千里，良馬、良御、良法三者要兼備。荀子有時也以馬喻君，認爲侍奉暴君“若馭樸馬”，要善於因勢利導。再者，荀子還以“人能羣”而牛馬“不能羣”強調“義”及等級名分的重要性；以“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強調後天努力學習、堅持不懈的重要性；以“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強調君子善於利用外物的重要性。
墨子以良馬喻良才，以良馬任重致遠言說“尚賢”主張，強調“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他也將善於治世的良才比作善於治馬之良醫，以此反對任人唯親：“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墨子還以馬喻理而言說“非攻”主張，“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墨子反對君王“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而言說其“節用”主張，反對“車馬藏乎壙”而言說其“節葬”主張，反對“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而言說其“尚義”主張。他認爲不貴堅車良馬，纔是爲政之道。
老子指出：“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當國家政治良好，馬匹作爲農具使用，反之則戰馬活躍於郊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老子藉此表達的觀點是：儘管世俗的榮華富貴（如拱璧、駟馬）看似誘人，但相比於領悟和實踐“道”，這些都顯得微不足道。
馬在莊子那裏與“真”或“真性”相關聯，隱喻人之天性或民之本性，如《莊子·馬蹄》中指出“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便是“馬之真性”。“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莊子主張“無以人滅天”。爲此，《馬蹄》以“伯樂善治馬”爲喻，揭穿殘生損性的“治民”之術對人性的絞殺——牛鼻繩、馬籠頭、法家刑名、智巧機心，都在肢解萬物“含哺鼓腹”的本真。他追求的“天放”之境，是拆掉所有籠頭，讓馬兒撒開四蹄，在“無矯飾之智、無貪慾之求”的荒原上，活成天地間一團混沌的自由。
法家中，商鞅認爲“背法而治”就猶如“任重道遠而無馬、牛”。商鞅強調役使民衆如乘良馬，需注意調劑其體力而不能過度役用。他指出，養馬者和牧馬者之間不能互相監督，因爲他們事務相關而利益一致。如果馬會說話，則馬伕的罪惡就無處隱藏了，因爲他們利益不同。而馬與馬伕“事合而利異”，利用他們互相監督可以使君王不受矇蔽。由此商鞅推出了“遺賢去知，治之數也”的結論，意思是治國可以不要賢人，不要智者，只要運用正確的統治方法。其中可能也借鑑了老子“絕聖棄知”的思想。不過老子的落腳點是無爲而治，商鞅的落腳點是任法而治。
以馬喻理的法家主張後來在韓非子那裏得到集中體現。首先，韓非子以棰策、銜橛之於馬的作用強調以法、術、勢三者在治國的重要性：“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爲治。……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韓非子還指出，古往今來的社會情況不同，新舊時代的政治舉措也不同，如希望以寬和的仁政去治理急劇動盪時代的臣民，就好像不用繮繩和鞭子去駕馭烈馬。韓非子以此強調變法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韓非子還以造父之所以能馭馬在於其有“術”來說明君主治世也需有術，如此則自己不但安逸無勞，而且還能穩坐君位併成就帝王的功業。
其次，韓非子以王良馭馬日取千里強調尚賢使能在治世中的重要性：“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以駕馭車馬貴能“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指出君主治世要上下一致。他還以“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強調尚賢使能不能看外表，而要看實功。韓非子以王良、造父不能共轡而御強調君主集權在治世中的重要性：“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
其三，韓非子以王良愛馬說明君王愛民的目的在於用民：“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與此相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明確指出，士人當爲君竭誠效命，如不爲君用，若馬不聽使喚，即便是如寶馬良駒，也可棄之不顧甚至嚴懲不貸。
在名家那裏，以馬喻理又具有辨名析理而批判“正名”之道的意味。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便極具代表性。簡言之即，“白”表顏色，“馬”表物種，各表一類，不論從形上學，還是從邏輯上看，“白馬”皆不同於“馬”。但“白馬非馬”又不僅是形上學或邏輯學的，該命題之提出其實緣於公孫龍“疾名實之散亂”，旨在實現“正名實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值得補充說明的是，名家另一代表人物惠施很喜歡同當時的辯者討論“馬有卵”“黃馬驪牛三”之類看似怪異難解的論題。不難看出，名家以“馬”辨名析理是對儒、墨、法諸家所主張治世需“正名”的一種反動與批判。並且，“白馬非馬”論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爲此也受到來自各家的批評。如莊子或莊子後學指出：“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又如後期墨家針鋒相對地明確指出，白馬是馬，黑馬也是馬，乘白馬或乘黑馬就是騎馬。不論是秦馬還是普通馬，它們都是馬。再如，荀子指出，“有牛馬非馬”是迷惑於用名稱來擾亂事實的說法，他認爲通過驗證名稱的共同約定、用他們所贊成的來反駁他們所反對的，就能禁止“用名以亂實”的現象。此外，韓非子認爲以“考實按形”即可消解這種虛辭之弊。
儒、墨、道、法、名等各家諸子雖都以馬喻理，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於是乎，“馬”一方面成爲諸子表達自家主張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也成爲我們洞察諸子思想的重要窗口。
（作者爲上海應用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