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合一”的中國古代邏輯
邏輯非一家之術，乃文明精神之跡也。中華邏輯之興，不務形式之精巧，而求事理之通明；不尚空談之玄遠，而重致用之實效。《墨子·小取》言“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揭示了中國古代邏輯“道器合一”的特質。對其源流探析，並非僅爲史書著錄的考證，亦是傳統智慧的現代重釋。
墨家辯學立儀垂法
先秦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催生出中國古代邏輯之第一座高峯——墨家辯學。墨子及其後學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爲己任，痛感“天下之亂，起於名實之相失”，遂創立“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的邏輯體系，爲規則立儀。
墨家辯學，首在“三表法”的確立。《墨子·非命上》明言：“言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謂“本之聖王”，非復古守舊，是借歷史經驗立推理的參照；“原之百姓”，非盲從衆議，是以羣體實證糾主觀之偏；“用之刑政”，非功利短視，是以實踐效果驗真理之實。此“立儀而後言可立”的思想奠定了中國邏輯尚實踐、重驗證的精神底色。
墨家進一步創“闢、侔、援、推”四術，構建具體推理方法體系。四術皆以“類”爲樞紐，以“實”爲依據，呈現“以用定思”的實踐理性。如闢術以“醫攻疾需知病因”喻“治世需知亂因”，借具象明抽象；侔術由“白馬，馬也”推“乘白馬，乘馬也”，依命題平行作推演；援術引對方認可之論證己說，如墨子援公輸班“吾義固不殺人”之語駁其攻宋之非；推術則揭露論敵“所取”與“所不取”的矛盾，如《非攻》篇揭露世人非小盜而譽大攻的悖謬。
後期墨家更深入探討“類”“故”“理”的邏輯範疇，提出“察類明故”的方法論原則。《大取》言：“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強調立論需明緣由，推理需循條理，論證需依類屬，形成系統的辯學體系。這種以“實”爲基、以“用”爲歸的邏輯建構，雖未形成西方式符號系統，卻開創了極具本土特色的邏輯傳統。
名儒法互補治道
先秦邏輯之成型，非墨家一家獨盛，實由名家之辨、儒家之正、法家之驗相互激盪而成。三家雖旨趣各異，然皆圍繞“名實關係”這一核心命題展開，形成互補。
儒家以“正名”爲邏輯之要，將名實問題與倫理秩序緊密相聯。孔子面對“禮崩樂壞”之亂世，疾呼“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非簡單的語言規範，實乃通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確立，重塑社會倫理秩序。至荀子更集儒家正名思想之大成，提出“制名以指實”的理論。其《正名》篇詳論“所緣以同異”與“約定俗成”的制名原則，指出“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荀子批判“用名以亂名”“用實以亂名”“用名以亂實”之“三惑”，強調“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將邏輯認知與政治倫理熔於一爐，使儒家邏輯成爲“明貴賤、辨同異”的治理工具。
名家則以概念辨析延展邏輯之疆域。惠施“歷物十事”提出“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等命題，雖看似詭譎，實則揭示概念的相對性——以宇宙“大一”觀之，天地山澤之差異皆爲局部之見。公孫龍藉以“白馬非馬”之辯，指出“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揭示種屬概念的層級差異，反映共相與殊相之間的邏輯張力，隱約展現出集合論視野下的包容關係問題。儘管名家頗因“詭辯”而被詬病，然其“離堅白”“合同異”等辨析對概念、判斷、推理的精細化思考，及“辨同異、察名實”的實證精神遠非“過辯而無用”可統攝。
法家則將邏輯思維直接應用於法治實踐，形成“參驗”的驗證邏輯。韓非提出“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強調“名”的真僞需經事實“參驗”。其“矛盾之說”以“鬻盾與矛”之喻揭示邏輯矛盾，不僅是對思維規律的發現，更直接服務於“刑賞分明”的法治主張，亦即，若賞罰標準自相矛盾，則“法不信則君行危矣”。荀子吸納法家思想，提出“隆禮至法則國有常”的“禮法合治”思想，將儒家“正名”的倫理邏輯與法家“參驗”的實踐邏輯相結合，使“名實相符”成爲從道德教化到制度運行的普遍準則。
名、儒、法三家，一主概念辨析，一主倫理建構，一主實踐驗證，看似殊途，實則同歸於“明是非、定秩序”的邏輯目標。這種“異派同源”的互補格局，使中國古代邏輯始終與倫理建構、社會治理緊密相連，形成“治道邏輯”的鮮明特色。
因明交融，拓展疆域
漢唐以降，印度因明學傳入中土，與本土邏輯傳統交融互釋，形成中國邏輯思想史上第二次重要發展。因明雖源自異域，然經漢藏佛教學者譯介詮釋，逐漸融入中華思想脈絡，成爲中國邏輯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明入華分漢傳、藏傳兩支，皆經歷“本土化”的創造性轉化。漢傳因明始於玄奘譯介陳那《因明正理門論》《因明入正理論》，其弟子窺基作《因明大疏》，將因明“宗、因、喻”三支作法與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相溝通，強調“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的邏輯功能，使因明從佛學工具轉化爲一般認識論方法。
《因明入正理論略抄》殘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藏傳因明則更爲系統深入。赤松德贊時期，寂護與法光譯出陳那《因輪論》，開啓藏地因明傳統。後弘期俄·羅丹喜饒赴克什米爾研習，譯介法稱《正理滴論》等著作，以中觀義理解釋量論，提出“境爲心所明瞭”的認知定義。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量理藏論》將印度量學與藏地思維融合，既吸收經量部“極微實有”之說，又持唯識“唯心所現”之論，在“時間在先”與“邏輯在先”的張力中構建獨特的認識論體系。尤爲重要者，恰巴曲桑創立“攝類辯論”程式，以“應成駁論”式辨析概念，將因明推理轉化爲可操作的思維訓練方法，使因明成爲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核心課程。
因明與本土邏輯之融合，體現於三方面：其一，將“現量”“比量”與墨家“親知”“說知”相貫通，豐富認知論體系；其二，以因明“三支論式”補充本土“推類”方法，增強邏輯論證嚴謹性；其三，用儒家“格物致知”、道家“體知”思想詮釋因明“量論”，使其脫離純粹佛學範疇而具有普遍方法論意義。這些融合並非簡單比附，而是“取其精華，爲我所用”的創造性發展，如藏傳因明將“量學”與“心學”結合，提出“量學即修學”的立論，使邏輯方法與道德修養相統一，展現中國邏輯“體用不二”之意蘊。
紮根生活世界，開傳統之新境
從以上各源流可見，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具有重意理、尚實踐的核心特質。
中國古代邏輯的終極目標在明事理、達道義。墨家“辯”之六大功能“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皆以“意理”通達爲要；儒家“正名”不止於名實對應，更求“君仁臣忠”的倫理實現；因明“量論”最終指向“悟他自悟”的智慧成就。這種“意理優先”的邏輯觀，使概念、判斷、推理始終與價值關懷、意義闡釋相聯繫，避免淪爲純形式之遊戲。正如荀子所言：“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
此外，墨家“三表法”以“國家百姓之利”爲終極標準；法家“參驗”原則強調“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清代考據學“實事求是”之法，以“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爲校勘準則。種種實踐驗證的傳統，使中國邏輯始終紮根生活世界，形成“問題導向”的思維路徑，即非從公理演繹出結論，而從具體問題出發尋求解決方案。
在面臨人工智能倫理挑戰、工具理性膨脹等現代困境的當下，中國古代邏輯的特質恰顯其當代價值：墨家“類故理”體系可爲AI語境推理提供“察類明故”方法；儒家“正名定分”思想可確立算法倫理“名實相符”標準；名家“同異交得”的辯證思維可剖視AI對抽象價值“非此即彼”的認知侷限；法家“參驗”原則可構建技術應用的效果驗證機制；因明“量論”則啓示認知系統需兼顧“自悟”（自我學習）與“悟他”（人機交互）。先賢智慧在當代技術語境中重煥鮮活生機。
（作者單位分別爲南京大學當代智能哲學與人類未來研究中心、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