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有“配方”嗎

創新是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那麼創新是否有“配方”呢？這也是經濟史的核心命題：長久以來驅動創新與經濟增長的要素是什麼，又如何維繫創新與經濟增長。近日，供職於牛津大學的瑞典經濟史家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在新著《進步如何終結：技術、創新與國家命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中，從熊彼特與曼瑟·奧爾森的學術傳統出發，對這一問題作出當代解析。

弗雷縱覽了從早期文明直至現代的全球各國技術進步與停滯，通過對加洛林王朝、宋代中國、荷蘭共和國等多個特定時地的觀察，提出創新精神、制度力量和文化因素在其間起到共同塑造的作用。而且，他提請大家注意，關於創新與發展應由國家強力引導還是自由市場主導的爭論中，有一必要區別——不同的創新階段，往往需要不同的助力：探索新路徑的開荒時期，去中心化的經濟體制更有優勢，但在利用技術成果、推廣技術規模、推動技術追趕上，科層制的管理體系更給力。

弗雷運用這個框架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與以硅谷爲代表的美國科技霸權的驅動力，即活力與開放性。他又分析了19世紀普魯士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道路，以及戰後日本精心規劃的發展模式，證明科層制體系能加速引進外來技術的規模化應用。但他指出，這兩條道路都無法永葆創新活力：分散的自由市場競爭終會形成抗拒變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即企業壟斷；而科層制體系主導的國家能建設推動市場融合的基礎設施，但又不夠靈活，在官僚僵化後，抵達了前沿的技術便難以再突破。

近期有人試圖將戰時國家主導項目和地緣政治競爭重塑爲政府推動技術進步的典範，弗雷對此予以反駁。他認爲儘管衝突時期（尤以二戰爲甚）通過大規模國家動員實現了技術突破，但這種低效發展實則由私營企業而非科層制體系驅動。

弗雷強調說，創新經濟沒有萬能公式，必須保持企業、制度與文化三者之間的平衡，並持續調整。然而在觸及技術邊界後，推動突破的關鍵仍是開放、競爭與自由。“當文明無法適應技術變革，終將走向衰亡。”他說。

如今裂變發展中的人工智能似乎更擅長複述現有知識而非創造突破，隨着各國在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領域的競爭持續升溫，弗雷對技術進步動因及影響的論述可爲當今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時借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倫·阿西莫格魯評價道，有關人工智能的爭論總在兩種極端間搖擺——既期待其帶來無限可能與財富，又恐懼它將人類降爲奴僕，但弗雷這部新著揭示出，真正的問題在於人類創造力與創新力如何適應強人工智能時代：“它提醒我們，人類制度與文化始終是創新進步的核心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