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5歲的經濟學家馬寅初站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宣讀了他反覆推敲的《新人口論》。

面對建國8年激增1億人口、增長率突破2%的嚴峻現實，他發出預警：若放任增長，五十年後中國人口將突破26億，資源分配與經濟發展將被拖入深淵。

他提出“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建議推廣避孕技術、倡導晚婚晚育。

這份報告卻撞上了“人多力量大”的主流思潮。批判聲浪接踵而至，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他的理論被打入冷宮。

而就在同一時期，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高達6.0左右。沒人料到，這個被否決的方案，會在二十年後徹底改變中國的命運。

26億人口會成爲現實嗎？

假設馬寅初從未發聲，計劃生育政策缺席，中國的人口曲線將如何延伸？

按照1950-1970年代年均2.6%的增長率，人口確實可能在世紀末突破20億。但人口學者任遠的研究揭示了一個關鍵規律：社會經濟發展本身會驅動生育率自然下降。歐洲完成人口轉變後生育率穩定在低位，日韓即使鼓勵生育也難阻下降趨勢。

中國很可能經歷類似路徑。工業化推進與女性教育水平提升，會自發降低生育意願。參考未實行強制計生政策的印度：其生育率已從5.9（1960年）降至2.0（2023年）。

中國或許不會達到26億的恐怖數字，但2030年人口突破16億仍是大概率事件。密集的人口將對糧食供應、就業市場、城市空間形成持續高壓，甚至可能推遲改革開放的經濟啓動窗口。

回到現實軌道。1979年計劃生育啓動後，“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成爲鐵律。

政策效果堪稱震撼：統計顯示1971-1998年間全國少生了3.38億人，節省家庭與社會撫養成本7.4萬億元。勞動力人均資源佔有率提升，爲製造業崛起創造了人口紅利期。

硬幣的反面同樣醒目：重男輕女傳統與B超技術結合，導致出生性別比一度高達121（正常值103-107），爲今日3000萬男性擇偶難埋下伏筆

老齡化海嘯：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1982年的4.9%飆升至2024年的14.8%，2030年將突破25%。養老保險基金穿底風險迫在眉睫

獨生子女的孤獨戰役：421家庭結構下，一對夫妻需贍養四位老人。石家莊某社區調查顯示，78%的中年人因照顧父母被迫中斷職業發展

更深遠的影響在文化層面。多子女家庭的情感支持網絡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雞娃”“海淀媽媽”等教育焦慮現象——全家資源孤注一擲地投入唯一的孩子。

政策轉向爲何失效？低生育陷阱已成

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時，官方預計年出生人口將突破2000萬。現實卻殘酷打臉：出生數從2017年的1758萬連續五年下滑，2022年僅有956萬，出現61年來首次負增長。

上海社科院調查揭示根源：經濟天塹：北上廣深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成本超100萬元，相當於普通家庭12年總收入

職場歧視鏈：31%的育齡女性遭遇過“入職隱孕調查”，生育即意味着晉升通道關閉

觀念革命：00後女性中27%認爲“生育非人生必選項”，丁克家庭十年增長三倍

計劃生育用三十年改變了人口增長曲線，社會經濟變革卻永久重塑了生育觀念。當政策高牆拆除後，人們依然不願走出低生育率的房間——這恰是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共同困局。

今天再爭論計劃生育存廢已無意義。

真正的前沿命題是：後人口轉變時代的中國如何破局？復旦大學任遠教授指出，當生育率穩定在1.8以下、死亡率低位徘徊時，人口遷移取代自然增長成爲主導變量。

這意味着：城鄉引力反轉，河南農村戶籍人口十年減少1100萬，鄭州卻新增常住人口400萬

人力資本升級，深圳技師學院畢業生起薪超過本科均值，折射技能型人才稀缺

老齡化經濟，日本銀髮產業佔GDP比重已達22%，中國適老產品市場仍不足5%

值得警惕的是“人口決定論”誤區。

德國通過工業4.0提升自動化水平，使600萬製造業崗位由機器人承擔；新加坡引進外勞彌補生育缺口，外籍佔比達總人口40%。人口結構並非宿命，適配的發展模式纔是關鍵。

計劃生育如一枚硬幣：正面刻着“少生4億人”的經濟奇蹟，背面印着“未富先老”的結構困境。

當2025年的我們回望馬寅初，真正有價值的思考已非“該不該控制人口”，而是如何尊重人口規律的本質——它從不受政策完全馴服，卻永遠在重塑政策的邊界。

每一代人都要面對人口問題的變奏，而真正的答案永遠在數字之外。

參考信源：《新人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