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重映，喚醒兩岸共同歷史記憶

“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莫那魯道的話在2025年歲末再次響起。12月12日和13日，魏德聖導演的史詩鉅製《賽德克·巴萊》以上下部完整版形式在內地重映。

銀幕上硝煙瀰漫，銀幕外歷史迴響。這場關於靈魂自由的抗爭，從臺灣山區到祖國大陸院線，走過了十餘載。影片以1930年臺灣賽德克族發動的“霧社事件”爲背景，講述了臺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悲壯故事。

完整版重映找尋兩岸文化共鳴

此次完整版的重映意義深遠，超越了一般商業放映的範疇。今年以來兩岸各界以各種方式共同紀念抗戰勝利、臺灣光復80週年，緬懷紀念先烈英雄事蹟，抒發表達共同民族情感。這部電影的重映不僅是對抗戰英烈的緬懷，更是對殖民罪行的揭露，以及對民族氣節的頌揚。

“當年爲應付威尼斯電影節剪了兩個半小時的版本，我個人很不喜歡，那個版本完全是動作片的樣子，沒有把文化性凸顯出來。”在上海和平影都進行的映後連線活動中，魏德勝坦言。此次重映的完整版，是他在影片初映數月後將那些被割捨的珍貴片段重新梳理、歸位的心血之作，它不再侷限於“戰鬥”本身，而是將鏡頭延伸至戰爭背後的人性、族羣與生命傳承。

重映的意義，還在於讓更多觀衆感受到影片背後的族羣認同力量。當年影片在臺灣上映時，曾掀起原住民集體觀影的熱潮，“很多原住民，都會相約穿着傳統民族服飾一起去看電影。”魏德勝表示，這種觀影場景帶來的不僅是票房的火爆，更重要的是讓原住民“爲這個身份感到驕傲”。在魏德聖心中，這是他最爲得意的一點。如今完整版在祖國大陸重映，他也希望這份對文化身份的認同與堅守能跨越地域界限，引發兩岸觀衆的共鳴。

殖民陰影下的生命力量

《賽德克·巴萊》使用了“壓迫—反抗—殉道”的三重遞進式結構，上部《太陽旗》用35年的殖民史鋪陳矛盾，講述“文明”對“信仰”的系統性圍獵，下部《彩虹橋》則通過戰鬥描寫了“信仰”對“文明”的殉道式反擊。

在魏德聖看來，一切戰爭片本質上都是反戰片，“要不是逼不得已，誰會想要拿血肉之軀去戰鬥？活着纔是最重要的。”但當壓迫到了“刀子砍到脖子”的地步，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賽德克族的男人被迫爲日本人砍伐自己的林場，女人跪地陪酒，小孩在學校把日語當作母語學習……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現代化”治理，是以“文明”爲名的掠奪，實則將賽德克人逼入生存絕境：強制性的集體勞動、強制性的文化同化、強制性的學校教育緊緊纏繞着賽德克人。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兄弟爲影片增添了複雜的人性維度。這兩位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賽德克青年，穿和服、說日語、替日軍效力，卻始終不被日本人接納，又被本族人視爲“異類”。他們不想當野蠻人，但“不管怎麼努力裝扮，也改變不了這張不被文明認同的臉”。一郎在自殺前問二郎：“我們到底是日本天皇的子民，還是賽德克族祖靈的子孫？”這種困境折射出殖民統治下文化根脈斷裂的悲劇。魏德勝通過他們的故事，揭露了殖民統治中個體命運的渺小與無奈。他們既不是純粹的“叛徒”，也不是絕對的“英雄”，只是時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受害者。

女性的抗爭展現出向死而生的力量。戰爭中，婦女們爲讓男人們無後顧之憂，唱着賽德克族的古調，在山林巨樹中集體自縊，用生命完成對家園的守護。戰爭後，倖存者們擦乾眼淚，用最樸素的方式延續着賽德克族的血脈與文化。

魏德勝認爲，戰爭的結局從來不止於死亡，更在於“如何活下去”。影片中，莫納魯道的女兒自殺未遂後回到部落，兄長醉酒後叮囑說：“要死很容易，要活着才難。”她們既要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又要承擔起繁衍族羣、傳承文化的重任。這些情節中沒有激烈的戰鬥場面，卻讓觀衆看到了戰爭背後更柔軟、更持久的生命力量。

電影接近尾聲，對戰愈發激烈，死亡的慘烈赤裸呈現在觀衆面前。莫那魯道帶領寥寥無幾的戰士，目光堅毅、視死如歸地說：“記住，要驕傲！彩虹橋上我們一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