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學招生火爆，第四代大學風頭超過“清北復交”了？
656分！日前，今年首次招生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公佈投檔分數線，僅低於浙江大學2分，位居浙江省高校第二，被網友辣評“出道迎巔峯”。要知道，今年6月30日是浙江考生高考志願填報截止日，且直到此前10天，浙江省政府辦公廳才發佈設置這所民辦普通本科學校的通知，但依舊沒有影響考生的熱情。
不只是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在今年的高招中，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招生成績可謂彈眼落睛。今年首次招生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學和大灣區大學錄取分數線不輸傳統985高校，甚至直逼C9（九校聯盟）。
這些學校爲何能贏得招生“開門紅”？近年來，這些“後起之秀”是否會改變高等教育格局？又會給高教界帶來哪些改變？爲此，記者採訪了高教專家。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風頭”，蓋過傳統985了？
近年來，新型研究型大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短短2年間，已有包括深圳理工大學、康復大學、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至少5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獲批。“高起點、小而精、國際化”是這些學校身上的共同標籤。從今年的招生成績來看，上述高校勢頭強勁，尤其受到高分段考生青睞。
福耀科技大學今年在江西、廣西、湖南的本科批最低投檔分數線比肩諸多“雙一流”高校。例如，該校在江西的最低投檔線是617分，最低位次是省內4400名，高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物理類的多組投檔分數線。西湖大學今年首次走出浙江招生，該校在河南和重慶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分別達到674分和669分，其中河南多名考生以685分以上高分入圍，而重慶的錄取位次也穩居全市前500名，投檔線超過大部分985高校。再看南方科技大學，該校201專業組今年在廣東省的投檔分數或排名，也高於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等多所老牌名校的部分專業組。
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風頭”已經蓋過部分傳統985高校了？對此，多位高教專家坦言，部分高校首次招生成績的確高於預期，但並不能簡單從分數線評判院校的高下。“對綜合型高校而言，招的人越多，‘尾巴’拖得越遠，分數線越低。更何況，部分冷門專業也會影響學校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直言，對正處招生首年的新大學來說，往往通過宣傳名師+名校長的方式“打廣告”，用明星效應吸引考生和家長的關注，“不過，做品牌歸做品牌，高校終究還是要靠人才培養質量說話。”
優選“潛力股”新學校，考生的報考邏輯是什麼？
拋開廣告效應和明星光環，新型研究型大學爲何能夠精準擊中高分考生和家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劉虹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這類學校有“後發優勢”，專業佈局更貼城市產業需求，二是從新組建的師資隊伍來看，呈現出“更優的師資及生師比”，三是有更明確的升學和就業渠道。在她看來，這也是這些新型研究型高校吸引考生的三張王牌。
今年是劉虹首次深度參與本科招生工作，她直觀感受到，考生及家長最關心的還是大學畢業後的出口端情況。簡言之，考生走科研道路能否保障本博貫通；畢業後求職，能否確保優先錄用。在劉虹看來，這種就業導向的志願填報思維今年愈發普遍。而客觀地說，新型研究型大學大多聚焦“新工科”建設，與所在城市產業亟需和結構升級方向嚴密契合，爲區域經濟和城市產業升級提供學科支撐和人才引擎。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區域的產業升級需求，爲這些學校提供天然的科研場景和就業市場。例如，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瞄準AI、集成電路等“卡脖子”領域；東莞松山湖科學城依託大灣區大學佈局智能製造專業，直接服務華爲、大疆等企業的研發需求。
劉虹談到，正因學科緊貼產業落子，這些高校更易受到政府部門的資金扶持和專項科研計劃的傾斜，保證了專業的快速發展。比如，南方科技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均於2022年入選“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這些成功案例也爲後續新型研究型高校的獲批和招生帶來了首輪效應。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師資、升學和就業方面，具有顯著優勢。比如，大灣區大學由世界著名數學家、北京大學前副校長田剛領銜，首屆80名本科生享受3:1的師生比，堪稱“VIP級教學待遇”。福耀科技大學實行本碩博貫通培養，26歲可拿博士學位，本科獲境外名校雙學位，“玻璃大王”曹德旺的產業資源，成爲考生和家長的“定心丸”。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研究型高校往往在人才培養方案的個性化定製、學科交叉的程度、本科生參與科研的比例和深度以及評價體系等改革方面步子更大，更易輕裝上陣。”劉虹認爲，這些也都是部分傳統高校不具備的優勢。這也是爲何越來越多有志於從事前沿科技的高分考生，優選“潛力股”新大學，也不願去中游的雙一流高校的原因。
考生、高校和城市，都在重新定位？
在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看來，包括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福耀科技大學在內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可被視爲“第四代大學”。這些大學的本質是打破傳統邊界，以顛覆性理念重構知識生產模式，以科技賦能重塑教育生態。隨着這些學校在報考中大熱，有人提出，在這場變局中，考生、高校、城市都在重新定位，這些“後起之秀”將對高校版圖進行重新洗牌。對此，多位學者認爲，雖然這些大學的衝擊力目前還未達到真正的“洗牌”程度，但“鯰魚效應”勢必會影響着高校的結構性分化。
有研究表明，受到學齡人口的波峯影響，到2042年，即使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100%，年招生數也將減少395萬，如果按照每校招生5000人計算，那麼將有790所高校因找不到學生而被迫關閉。
“高校不能繼續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劉虹說，可以想見，未來高校的結構分化將會加快，傳統的金字塔型佈局將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
馬臻同樣認爲，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會倒逼更多處於中部和尾部的高校努力提高學生培養水準以及社會美譽度。
“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下，爲進一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目標，傳統研究型大學迫切需要轉型升級。”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蔡三發認爲，新型研究型大學並非僅指新建大學，傳統大學也可轉型成爲新型研究型大學。其中，加強科教融會、產教融合、學科交叉等都是順勢之舉。他觀察到，在建設與發展進程中，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學逐漸呈現“穿新鞋走老路”的態勢，如何可持續發展依舊是教育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不管是何種類型的大學，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發展範式，也不會只保持一種發展形態，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提升培養質量，形成‘新’的運行機制，實現大學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蔡三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