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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當代生命科學與醫學技術，正在把“生命”從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變成一個可以被設計、被優化、被延長、甚至被重新定義的對象。基因編輯讓“修改生命藍圖”從隱喻變成操作；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在減少遺傳病痛苦的同時，也把“選擇生命”的問題推到公衆面前；人造子宮、腦機接口、聊天機器人、醫療輔助死亡，把身體、生育、意識、死亡這些曾被視爲“人類經驗邊界”的議題，統統拉進了可干預、可決策、可規範的公共討論空間。

撰文 | 張新慶

今天推薦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新作《生命倫理》一書，該書剛剛入選2026年3月“中國好書”推薦書目。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滿足於就事論事地討論某個熱點，而是嘗試構建一張“生命倫理的概念地圖”。作者以“生命本體”的多重屬性爲出發點（自然、社會、精神），但又警惕把“生命是什麼”直接偷換成“我們應該怎樣做”的倫理獨斷。更重要的是，他把生命倫理討論的重心，從少數抽象原則擴展到更能落地的核心概念羣：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生命尊嚴、生命權利、生命公平、生命關懷——追問它們彼此如何相互支撐與互補，並考察其在現實生命倫理決策中的分析框架與應用場景。

現代科技手段越來越深刻地干預着人類生命的全週期，併產生着重大歷史影響。例如，CRISPR[1]基因編輯技術使人類首次具備精準修改人類生命藍圖的能力；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雖然已幫助千百萬個家庭避免遺傳病傳遞，但始終伴隨對“定製嬰兒”的優生學擔憂；人造子宮人體試驗如果獲批，將會徹底重構生育模式；數字化永生探索引發了數字人格權爭議；聊天機器人引導臨終患者完成生命回顧，也引發了“機器能否真正理解死亡”的倫理質疑。其實，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早在193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美麗新世界》一書中就預言：當技術干預突破某個臨界點時，人性本質可能被異化。現代科技在改寫生命密碼的同時，應維護生命的脆弱、偶然與詩意，這是科技時代應當堅守的生存智慧。在此背景下，本書將挖掘整理生命意義、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生命尊嚴、生命權利、生命平等、生命關懷等基本概念，探究概念間的內在關聯性，提出新型的生命倫理觀，豐富理論話語體系，以便對人類生命道德現象進行系統性反思。

01 生命倫理學的誕生

現代生物醫藥技術對人類生命的干預能力越來越強，干預的廣度和深度也越來越大，從胎兒、新生兒、成長、衰老到死亡的全週期均顯現出醫學技術擴張的烙印。進入21世紀，醫學人工智能、異種移植、生殖性克隆、胚胎基因編輯、侵入式腦機接口、人造子宮等新技術層出不窮，呈現極爲豐富的倫理、法律和社會蘊意（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ELSI），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人們對生命意義、生命價值的倫理思考。倫理學是系統研究人類道德現象的學問，亦稱道德哲學。在反思人類道德現象的基礎上，人類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關於善惡、該不該、權利與義務、正當與否等方面的觀念、原則與規範，爲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提供道德指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紐倫堡法典》[2]和《赫爾辛基宣言》[3]的發佈爲標誌，人類社會開始關注生物醫學研究中關乎受試者權益保障措施及倫理審查的機制。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着對不道德人體試驗的頻頻曝光，以及器官移植、人工授精等新技術臨牀應用帶來的道德擔憂，歐美國家的政治家、律師、哲學家、神學家不再相信“良好的醫學訓練”就能帶來“良好的倫理決策”；單靠道德自律無法解決生物醫學引發的倫理難題，需要外部參與制定行爲準則，促進負責任的研究與應用。[4]在此背景下，生命倫理學（Bioethics）登上了國際學術舞臺。

實際上，生命倫理學的概念形成遠早於學科建制。1927年，德國牧師弗裏茨·雅爾（Fritz Jahr）創造了“Bio-Ethik”一詞，以表達對人類和宇宙中的其他生命有機體的尊重。他將康德的道德必然性擴展到所有生命形式，論證了“生命倫理的必然性”。雅爾重新定義了人類的道德義務，提出要重新從倫理上反思新的科學技術，並把生命倫理學描繪爲一門關於原則和美德的學問。不過，雅爾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觀點，直到21世紀初經德國生命倫理學家薩斯（Hans-Martin Sass）的推介後才爲國際學術界所知曉。[5]歷史學家大衛·羅特曼（David Rothman）認爲，生命倫理學的誕生主要源於20世紀60年代人們對醫學研究與試驗中受試者權益的深切關注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學者波特（Van Rensselaer Potter）於1970年創造了英文詞“Bioethics”，意在利用生命科學以改善人的生命質量、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質，爲幸福和創造性開處方。[6]他在《生命倫理學：通往未來的橋樑》（1971年）一書中主張：生物學知識與價值判斷相結合，在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建起溝通的生命倫理學橋樑。波特把生命倫理學視爲一門實現生命創造性並獲得生活幸福的“生存科學”，一項“改善生命質量的事業”。

此後，生命倫理學的系統研究在美國進入了快車道，一個標誌性的成果是1978年《生命倫理學百科全書》的出版。沃倫·瑞奇（Warren Reich）主持撰寫了這部鴻篇鉅著，他把生命倫理學界定爲：運用倫理學方法，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中的道德見解、決定、行動、政策進行系統研究的學問。[7]這是一門着重識別、分析和解決生物醫學技術和衛生保健實踐中倫理問題的應用倫理學分支。從此，生命倫理成爲一種公共話語，倫理爭論和反思被引入醫院病房、學校、法庭和社會輿論中。

20世紀90年代，北美生命倫理學關注人工流產、輔助生殖、克隆人、人類基因組計劃、器官移植等引發的倫理問題。許志偉認爲，這種世俗化研究過分關注個體的權益保障，較少關注個人對他人及社會的責任，也把傳統的社羣價值觀念（如仁愛、關顧、憐憫、寬容、捨己）排除在外。[8]人類繁殖、成長、老化、死亡、健康、疾苦等生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牽涉人生意義、生命苦難、善惡關係，需要擴大理論研究空間。進入21世紀，生命倫理學研究與教學逐漸從歐美國家拓展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及本土化並存。亨克（Henk）等指出：生命倫理學爲全球性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提供了理論框架，而解釋和應用又須立足於差異化的傳統、宗教和文化環境。[9]

的確，構建生命倫理學理論要充分考慮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及其中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以我國生命倫理學開創者邱仁宗出版的國內首本《生命倫理學》（1987年），以及李瑞全出版的《儒家生命倫理學》（1999年）、範瑞平出版的《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2011年）與《當代醫療與儒家思想》（2024年）爲代表的儒家生命倫理學（Confucian Bioethics）論著，既引進、吸收了歐美國家生命倫理的理念、觀點和範式，又嵌入了中國的話語體系與學術思想。此外，天主教生命倫理學（Catholic Bioethics）則採用天主教的原則、教義來解析生命倫理問題，如生命始終、生命意義、共同利益、人類尊嚴、管理責任等。羅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東正教徒之間的生命倫理關注點和觀點也有差異。拉丁裔生命倫理學（Latinx Bioethics）從種族和民族文化的視角，借鑑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和概念框架，以解決影響拉丁裔社區的生命道德問題，以在生命倫理學中消除結構性種族主義（Structural Racism）。[10]總之，從文化人類學、宗教人類學視角看，生命倫理學並非單一起源，因而在不同社會文化情景中採用多元化研究方法論。[11]

02 生命本體的道德追問

本體是指一切實在的最終本性，包括天地萬物的產生、存在、發展變化的根本性原因和依據。生命本體指的是生命的本質、存在方式，以及生命現象背後的根本原理和依據。生命本體研究包括了對生命意義、生命尊嚴等深層次問題的思考。應該說，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離不開生命本體。“生命本體”外顯的生命現象可概括爲如下特徵：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自然屬性包含遺傳物質、代謝能力、適應性等；社會屬性包含關係網絡、社會角色、道德地位等；精神屬性包含自我意識、情感體驗、意義構建等。生命本體的特徵包括：不可逆性、脆弱性、神聖性、價值性等。儘管從“生命本體”的屬性及特徵無法直接推導出倫理原則或觀念，卻爲揭示生命倫理蘊含提供了線索或確立了基本前提。例如，生命的唯一性與不可逆性預示着生命的神聖，生命的脆弱性隱含着“患者應受保護”的關懷傾向。當然，正確處理生命本體描述與倫理規範選擇之間的關係，才能避免從“生命本體”滑向倫理獨斷。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由希臘詞“bio”（生命）和“ēthike”（倫理）組成，即根據倫理學原理、倫理原則或道德規範，對人類複雜的生命現象進行道德追問。假如這種自然而然的生死現象被人爲地干預、操縱或控制，就會引發反響不一的倫理評判。例如，從2010年“科學狂人”文特爾（J. Craig Venter）在Science上發文稱人工合成了生命“蕈狀支原體”[12]，到2018年賀建奎向媒體宣稱胚胎基因編輯嬰兒露露與娜娜的降生[13]，均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倫理熱議。在維繫或干預與生命有關的人際關係過程中，一個人會形成或認同生命觀念（life idea），遵循道德規範，以形成相對穩定的行爲方式。與人之生命道德現象及觀念相關的道德立場、態度和行爲，深刻影響着人們關於生命現象的對錯、該不該、正當與否、善惡的道德選擇。生命道德現象豐富而又多元，包含着對生命道德的認知、態度與觀念。

人們應該如何對人類生命道德現象進行倫理反思呢？德國生命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主張運用內觀的“自身思義”和解釋學方法來描述生命的道德行爲。他認爲：生命的全部意義與價值均內在於其本身，“我們不能把世界的任何意義帶進生命”。[14]狄爾泰強調了生命本能、體驗、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人類道德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在他看來，人類生命內生着道德經驗，能夠直接體會到價值和律令，因而生命構成了道德生活的主體。狄爾泰從哲學本體論上追問“生命是什麼”，而波特從應用倫理學範疇追問“技術干預如何合乎倫理”。狄爾泰的生命哲學傾向的“生命倫理學”（Ethics of life）與本書所說的“生命倫理學”（Bioethics）在研究思路上有較大差異。生命倫理學是高技術時代的應用倫理學，並非哲學本體論。

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多才多藝，弘揚人道主義精神。他在《敬畏生命》一書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敬畏生命”（Ehrfurcht vor dem Leben，Revere Life）的倫理觀念，並從善惡兩方面闡述了對待生命的道德立場。他說：善是保存和促進生命，實現生命價值；惡則是毀滅和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發展。[15]他堅定地認爲，人類要敬畏生命，揚善抑惡，這是普遍的倫理原理。他將人的生命現象與善惡觀相聯繫，對干預生命的行爲及結果進行善惡評判。施韋澤所說的揚生命之善而抑生命之惡，是維持或創造美好生活的道德基石。不過，僅依靠敬畏生命的觀念無法對生命道德現象作出合理評判，也無法解決這些棘手的生命倫理難題。“敬畏生命”觀念對當代環境倫理、動物福利有啓發，但其本身並非生命倫理學的主流。

21世紀的生命倫理學不應是對現有道德學說的應用，而應是在澄清所有道德哲學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和創制適應於生命本體的道德哲學，開拓生命倫理話語的“應該”或“善行”，指導生命科學技術行爲的選擇。[16]生命倫理研究要對人的生命狀態（包括生命本質、價值與意義等）進行道德追問，探究適應於生命本體的道德哲學。[17]生命倫理觀主張要全週期、全方位地關照人之生命，保障其生命價值、人格尊嚴和生命權利。生命倫理學應着重關注人之生命在身心、精神、社會等維度上的狀態及訴求，對醫學干預人之生命自身所引發的變化加以道德反省與倫理應對。

就其本意而言，生命倫理學可以被界定爲一門關於人類生命本體及其道德現象的學問。具體來講，它旨在深入反思人類生命本質和價值的基礎上，批判性地應用和發展倫理學理論、原理及方法，爲應對現代生命科技帶來的倫理挑戰提供堅實的道德基礎和創新性的解決方案。生命道德現象是一個涉及人與生命之間道德關係的複雜議題。生命道德調整的是人與自身生命、他人生命以及其他生物生命之間的關係。在理念方面，生命倫理學關愛生命，追求生命的意義、價值，捍衛生命尊嚴；在實踐層面，生命倫理學關注生命的健康存續，倡導構建公平的醫療衛生體系，維護患者生命權益，推進醫患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03 生命倫理案例分析：豬心移植術

目前在臨牀上，可供移植的器官來源都是同種器官移植，包括活體捐獻或遺體捐贈。如今，異種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技術的發展爲人類器官移植開闢了新途徑。美國馬里蘭州57歲的戴維·貝內特（David Bennett）患有嚴重的心血管疾病，生命垂危，他本人在充分知情前提下，自願參加了一項將在轉基因豬身上培育的心臟移植給人的手術。在經過機構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倫理審批，以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同情使用”（compassionate use）授權後，2022年1月7日，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實施了人類首例豬心移植術，圖2是貝內特在接受豬心移植術前與醫生的合影。這例豬心移植術是突破性的，但排斥反應、免疫激活，以及豬鉅細胞病毒對人的心臟移植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從而導致了貝內特在生命維持設備的支持下僅僅存活了兩個月。[18]《MIT技術評論》對此進行了批評：“豬鉅細胞病毒感染是可預防的，錯誤可避免，患者可多活至少四個月。”那麼，我們不禁要追問：究竟該不該開展高風險的豬心移植手術呢？

坦率地說，按照施韋澤的善惡標準，人們很難判斷該不該開展這項豬心移植手術。這項手術是善的，有望保存、促進貝內特的生命；同時，這項手術也是惡的，會造成傷害、壓制，甚至毀滅貝內特本可能會延續的生命。如果說，這項豬心移植術是惡的，那就不應該批准這項風險大而療效不顯著的手術，這是對生命的不敬；而如果將這項豬心移植術認定爲一種善舉，則不構成對患者生命的不敬畏。所以說，“敬畏生命”難以成爲道德的評價標準。

實際上，執行這項豬心移植手術的醫生巴特利·格里菲斯（Bartley Griffith）主要是基於利弊分析來開展道德評判的。2023年6月29日，他在《柳葉刀》上發文稱貝內特參與試驗的決定是一種英雄行爲，人類將從“失敗的歷史性突破”中收穫教訓。[19]顯然，他主張這項手術是善的，其辯護的理由如下：一項有着良好動機的有意而爲之的行動，併產生好的效果，如增進了異種移植新知識；但也帶來了可預期的不良結果，如患者難以存活較長時間，而且醫生本可以採取更周全的病毒感染風險防範措施，尋求更適合的風險-收益比。

可見，尊重患者自主選擇、權衡風險與收益、平等對待、分配公平等在分析此案例時，要比“敬畏生命”“生命神聖”等抽象理念更能指導各方的道德抉擇。不過，諸多重要的倫理研究議題不可僅僅靠利弊分析。例如，這是兩種不同生命體之間的生命連接，接受豬心移植的患者在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上是否發生變化？若患者自願選擇採用轉基因豬的心臟以求擺脫瀕死絕望，這是否會提升其生命尊嚴感？因接受異種移植手術而在兩個月內死亡，這是不可接受的風險-收益比嗎？此類難題無法靠利弊權衡或通過敬畏生命的指引來有效解答。

實際上，異種移植涉及的生命倫理問題複雜且多維，需要綜合考慮生命質量、生命權利、生命尊嚴、生命公平和生命關懷等多個方面。異種移植術有望爲終末期患者提供新的治療可能性，提升生命質量，滿足生命權利訴求，關懷脆弱的生命。如果移植導致了患者身心不適，或者使其遭受社會歧視，則意味着其生命受到了不公平對待。生命關懷不僅關注生命的長度，還關注生命的質量和患者的整體健康。綜上所述，在作出生命倫理抉擇時，醫生要鼓勵患者參與決策，實現患者利益最大化。

這要求醫患雙方都要樹立新的生命倫理觀，對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生命尊嚴等觀念形成基本的共識，並識別基本的分歧及其誘因。由此，在豬心移植的知情同意過程中，醫患溝通的不僅是手術潛在風險、預期療效等醫療信息，還包括生命尊嚴、生命價值等人文信息。當然，這也對生命倫理學研究和臨牀實踐提出了更高要求。

04 構建新型生命倫理概念體系的設想

生命倫理學要對人的生命狀態及其本質、價值與意義等進行道德追問，對醫學干預人之生命自身所引發的變化加以道德反省。其原理不應是簡單套用或機械應用某些道德理論，生命倫理學也不是獨立於傳統道德哲學，而是更有效地運用、比較、批判和發展它們，服務於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目標。本書旨在構建適應生命科技發展的、更具解釋力和指導性的生命倫理理論框架或概念體系，解決生命倫理話語的“應該”或“善行”，指導行爲選擇。

既然生命倫理學是關於探究生命道德現象的學問，那麼，其研究任務是鑑別生命道德現象及其背後的概念體系、原則和理論，以及解析相關的倫理難題。不過，在當下的生命倫理學的語言體系中，生命質量、生命權利、生命尊嚴、生命平等、生命關懷等術語或概念尚未佔據應有的重要位置，佔有重要位置的是美國生命倫理學家湯姆·比徹姆（Tom L. Beauchamp）和詹姆士·邱卓思（James F. Childress）在合著的名著《生命醫學倫理原則》（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中所採用的術語，如倫理原則、尊重自主、有利、不傷害、公正、反思平衡等。[20]2021年，戴維·德格拉齊亞（David DeGrazia）和約瑟夫·米勒姆（Joseph Millum）出版的《生命倫理學原理》（A Theory of Bioethics）以雙重價值、不傷害、尊重、分配公平、道德地位、福利、個人身份等爲概念搭建起概念框架，着重考察“不傷害及其限制”“尊重或背離自主性”“分配公平與獲益”。

正如威爾·杜蘭特（William Durant）在《哲學的殿堂》一書中提到：哲學領域不是一些沉浸在迷霧中，缺乏情緒和對人類事務毫無影響的瑣碎謎題，而是在那些關於人類在這個無際而變幻世界裏所擁有的意義、價值和各種可能性的宏大的全部問題。[21]與純粹哲學研究不同，生命倫理學既要耐心解答生命道德現象的“瑣碎謎題”，又要深挖元倫理概念的深刻內涵與外延。元倫理學研究是澄清和解決具體倫理難題的基礎，其本身並非脫離實踐的空中樓閣。一個清晰定義的“生命尊嚴”概念，對於判斷是否允許非自願安樂死或使用侵入性腦機接口至關重要。

英國道德哲學家黑爾（R. M. Hare）在《道德語言》一書中對道德語言及使用語境進行了邏輯分析，爲元倫理學研究樹立了典範。[22]系統且深入的概念分析爲的是更清晰一致地解答具體的規範倫理問題。澄清概念含義、區分描述性與規範性語言，能夠爲構建生命概念體系掃清障礙。顯然，元概念分析是構建具有規範指導力的概念體系和倫理觀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

生命倫理學無法爲具體倫理問題提供標準答案，而是要對備選的倫理解答方案或道德評判標準加以分析，詮釋生命倫理的蘊意。故而，要深刻地剖析生命倫理的元概念，構建從元概念到倫理觀的理論構架，突破傳統“問題導向”的生命倫理討論。要避免人類在技術干預的迷宮中喪失道德羅盤，就要回歸到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提出的叩問：“什麼是值得過的生活？”基於此思路，本書旨在構建生命倫理的核心概念體系，明確生命質量觀、生命價值觀、生命公平觀和生命神聖觀的要義，剖析概念間的關係，構建新時代所需的新型生命倫理觀。本人與蔡篤堅於2018年曾主編了論文集《生命文化核心概念解析》，共收錄了含港澳臺地區在內的專家學者的33篇論文對上述生命倫理核心概念進行了專題研究，本書的概念分析將是進一步的理論化和體系化。[23]

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共同推動生命倫理學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

作者簡介：

張新慶，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英國學術院訪問學者，蘇州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倫理學會健康倫理專委會副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醫學哲學專委會副主任；發文200餘篇，愛思唯爾中國高被引學者、中國知網全國高被引學者Top1%，出版《生命倫理》《基因治療之倫理審視》《人文護理學》等16部論著；首屆“科技倫理前沿談”全國徵文大賽一等獎，《生命倫理》入選2026年3月“中國好書”推薦書目，《護理倫理學》（第五版）榮獲北京市高校優質本科教材獎。研究領域:生命倫理學、醫學人文、醫學哲學。

參考文獻：

[1]全稱爲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成簇規律間隔短迴文重複序列。

[2]《紐倫堡法典》(Nuremberg Code)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在審判納粹德國醫生戰犯基礎上, 於1947年發佈的人類首個關於人體實驗的倫理準則。

[3] 《赫爾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是1964年世界醫學聯合會在赫爾辛基發佈的涉及人的醫學研究的倫理準則, 截至2024年先後經歷了11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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