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下午，日本國際獎基金會（The Japan Prize Foundation）公佈了 2026年日本國際獎（Japan Prize）的獲獎者名單。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陳志堅和大阪大學高級模式與診斷學中心教授審良靜男（Shizuo Akira）榮獲“生命科學”領域獎；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家辛西婭·德沃克（Cynthia Dwork）榮獲“電子、信息與通信”領域獎。

“日本國際獎”是一項日本國家級的科學大獎，也是目前全球最負盛名的科學獎項之一，常被譽爲“日本的諾貝爾獎”。該獎項面向全球所有科技領域的科研人員。每年，基金會會根據科技發展趨勢，從“物理、化學、信息、工程”以及“生命科學、農業、醫學、藥學”兩大門類中各選一個特定領域頒獎。通常情況下，通常情況下，每位獲獎者將獲得榮譽證書、獎章，每個獎項領域將獲得1億日元的獎金。

1983年，日本國際獎經日本內閣批准設立，初衷是“通過設立享有盛譽的國際獎項，爲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該獎項的運作得到了大量私人捐款的支持。截至2026年，日本國際獎已授予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一百多位知名科學家。

有16位諾獎得主，在獲得諾貝爾獎前都曾斬獲該獎。這16位科學家中，共有7位在過去幾年摘得諾獎：202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202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斯萬特·佩博（Svante Pääbo），2020年化學獎得主珍妮弗·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艾瑪紐爾·夏龐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2019年化學獎得主吉野彰（Akira Yoshino）、約翰· 古迪納夫(John Goodenough)。

其中，約翰·古迪納夫和吉野彰2001年獲日本國際獎，等了18年終獲諾獎，當時古迪納夫已經97歲高齡。而其他5位科學家獲得日本國際獎之後，很快拿到諾獎。珍妮弗·杜德納，艾瑪紐爾·夏龐蒂埃，這兩位女科學家2017年分享日本國際獎（基因剪輯開創者之一、華人科學家張鋒未獲該獎），三年後分享諾獎。斯萬特·佩博2020年獲日本國際獎，兩年後獲諾獎。兩位mRNA疫苗先驅，德魯·韋斯曼，以及女科學家卡塔琳·卡里科2022年獲日本國際獎，一年後拿下諾獎。

更有3位日本國際獎得主，獲得該獎當年即摘下諾獎。他們分別是：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艾爾伯.費爾（Albert Fert）、彼得·格林貝格爾（Peter Grünberg），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凱利·穆利斯（Kary B. Mullis）。

值得一提的是，華人科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高錕1996年獲日本國際獎，後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

另外有一位科學家，獲得諾獎多年之後拿到日本國際獎。1973年，48歲的江崎玲於奈（Leo Esaki ）因爲發現半導體和超導體的量子隧穿現象分享諾貝爾物理獎。1970年他在貝爾實驗室時還和華人同事朱兆祥（Ray Tsu）共同提出半導體超晶格的概念。1998年，江崎玲於奈因爲超晶格研究獲日本國際獎。

日本國際獎的頒獎儀式通常於每年四月舉行。屆時，日本天皇、首相、衆參兩院議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駐日外國大使以及約一千名來自政商學界的嘉賓都會出席。頒獎當週被稱爲“日本國際獎周”，獲獎者將在此期間舉辦講座、參與學術討論、會見首相併訪問日本學士院（Japan Academy）。

在本次獲得“生命科學”獎的兩位科學家中，審良靜男是全球論文被引用頻率最高的科學家之一，曾獲加拿大蓋爾德納國際獎；陳志堅更曾獲得過生命科學突破獎和被譽爲“諾獎風向標”的拉斯克獎。

本次生命科學獎的獲獎理由爲：發現先天免疫系統的核酸感知機制。先天免疫系統如何將病原體來源的核酸識別爲“外來物質”，一直是免疫學家面臨的根本挑戰。審良靜男教授和陳志堅教授對這一棘手問題給出了明確答案。他們依次確定了核酸識別的關鍵先天免疫分子傳感器（即檢測外來物質的受體蛋白）及下游信號通路。他們的研究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先天免疫的整體理解，爲闡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機制、開發新型疫苗和免疫療法奠定了基礎。

下文爲《知識分子》在2024年陳志堅教授獲得拉斯克獎後對他的採訪。

撰文 |嚴勝男陳曉雪

對於陳志堅來說，從來就不存在第二條路。

從細胞轉錄因子NF-kB開始，到發現RNA傳感中的MAVS蛋白，再到發現DNA傳感中的cGAS酶，他一路從免疫信號通路的下游游到了上游，最後他解開了一個百年醫學謎團：免疫系統如何知道自己何時受到攻擊？

作爲“早期反應者”，先天免疫系統必須快速識別外部入侵者和內部受損或死亡的細胞。爲了實現這一目標，免疫系統進化出了多種感知受體，每種受體在不同細胞類型中分佈，能夠識別特定的重複分子模式並觸發相應的免疫反應。例如，Toll樣受體（TLR）能夠識別病毒、細菌、真菌和寄生蟲特有的分子模式，而RIG-I樣解旋酶家族則能夠檢測受感染細胞細胞質中的各種形式的病毒RNA。

能夠檢測異常DNA的傳感器尤爲重要，因爲許多傳染性病原體攜帶DNA，而所有細胞都含有DNA。在正常細胞中，DNA主要存在於細胞核和線粒體內；在受感染或死亡的細胞中，DNA可能會進入細胞質。長久以來，人們從未發現過一個真正的DNA受體。

直到2012年，陳志堅找到了它，一種在動物、細菌和微生物中都普遍存在的DNA傳感器——cGAS。cGAS漂浮在細胞質中，一旦發現DNA入侵，便拉響警報，生成第二信使cGAMP，激活內質網中的STING蛋白（干擾素基因刺激劑）引發免疫反應。這一發現解釋了免疫系統如何識別並應對病毒感染和DNA損傷。

2024年9月，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陳志堅被授予拉斯克獎（The Lasker Awards）基礎醫學研究獎，以表彰他發現“感知外來和自身DNA的cGAS酶，解開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應的謎團”。拉斯克獎被譽爲諾貝爾獎“風向標”，據統計已有86位拉斯克獎得主獲得了諾貝爾獎。

幾十年來免疫學領域不乏重大發現，但陳志堅始終專注在自己的這條路上。他是如何做到堅定地走唯一的路？這位從中國福建鄉村走出來的國際著名生物化學家反過來發問，“如果你有自己的問題，你又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爲什麼不把你的主要精力來追隨你感興趣、又認爲很有意義的問題，而去追趕潮流？”

簡單和堅韌是這位生物化學家的性格底色。在純化cGAS酶過程中，他也曾感到束手無策，他們處理了 2000 多個細胞培養皿，純化程度達到了 15000倍，但依然不足以將酶純化到明顯的同質性。擺在他面前有兩種選擇，放棄和再試試別的方法，他堅持了下來，提出了一種基於蛋白質純化和定量質譜分析的混合方法。

他用一種“old fashion”式的生物化學的方式在這場尋找傳感器的競賽中勝出，它的競爭者是遺傳學、系統生物學這些看似更先進的方式。

陳志堅說他自己直到博後出站都沒有做到真正的科研入門，反而是在波士頓一家小公司一邊科研一邊做產品開發時，才真正瞭解什麼樣的問題重要，什麼樣的問題沒那麼重要。後來因爲嚮往自由，31歲的陳志堅回到了學術界。在他的講述中，實驗的瓶頸、經費、終身教職、項目、文章，都不能稱爲一種苦和累。他說，“壓力總是有的，不過，專注於工作，壓力就會消散；工作沒做好，壓力就會累積”。

他從不花很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面，“Follow your observation，follow your interest”，其他的事順其自然。他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堅持的意義，“如果專注於某一個課題，你要相信這個世界上能比你對這個課題更懂的人不多。雖然有些實驗室看上去很大，但真正和一個課題相關的可能就少數一兩個學生或博後。如果你找到合適的課題並投身其中，你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實驗室競爭”。

他永遠被基礎研究能發現的永恆時刻吸引，“它（cGAS）已經存在幾十億年，還很可能繼續存在幾萬年或幾億年，發現這個永恆事物那一刻，本身就是激動人心的”。

11月5日，陳志堅被授予求是獎。知識分子專訪了陳志堅教授，聽他講述自己的科研人生。

生物化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拉斯克獎得主陳志堅。圖源：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官網

01 Old Fashion的勝出

知識分子：首先恭喜您獲得今年的拉斯克獎，能不能先請您介紹一下cGAS發現的過程？

陳志堅：做cGAS或者DNA sensing（感知）之前，我們是做RNA sensing，就是說免疫系統怎麼識別 RNA病毒，比如像流感病毒，丙肝病毒這樣的免疫識別和信號傳導的途徑。我們發現了一個關鍵的蛋白叫做MAVS，這是一個關鍵的蛋白。然後在MAVS的基礎上，我們在上游和下游做了很多工作，前後也大概做了10年。接下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DNA是怎麼被識別的，特別是胞漿裏面的DNA是怎麼被識別的。原來我們也不太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後來發現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爲牽涉到很多細菌病毒，各種帶DNA的病菌、微生物。另外一個也跟很多自身免疫疾病，包括癌症關係也很大。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發現競爭很厲害，有很多實驗室都在做，他們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但是我們認爲還是有一個真正的 DNA的受體沒有找到。

我們做了三四年左右的時間。前面有一個日本的博士後在做，有一些進展，但是關鍵的一步沒有做出來。後來我們實驗室有一個非常優秀的生化學家，叫孫立軍，他來做這個體外的實驗。他也花了大概兩年的時間，才把試驗給做出來。所以總共有花了4年左右的時間。

有很多實驗室都在做，他們有一些人用系統生物學的手段，有一些人用遺傳的手段，但是最後還是生化的手段成功了。

知識分子：其他人沒有嘗試用生化的手段嗎？爲什麼其他人考慮了用遺傳的手段或者系統生物學的手段，生化手段在當時會是最優的一個選擇嗎？

陳志堅：很多人認爲生化的手段過時了，因爲現在有了基因組，有了很多這種非常強大，非常有效的遺傳篩選的手段。但其實我是不這麼認爲，我覺得傳統的生物化學的手段還是非常有用，特別是現在有一些新的技術，比如說像質譜的技術，對我們做生化的人是帶來了非常大的好處。以前我們做純化的時候要純化很多蛋白，現在只要純化一點點蛋白，就可以用質譜找到我們想要的蛋白，所以質譜技術給做傳統生化的（研究者）帶來非常大的幫助，但它不會取代傳統生化。生物化學就是follow activity，最後總可以找到東西，比如說蛋白或者別的分子，聽上去是有點old fashion，但是既然有那麼多成功的例子，幾個非常重大的發現，原始的發現，都是通過生化的手段做出來的，爲什麼要拋棄這種有效的手段？

知識分子：從最初的NF-kB，到RNA傳感MAVS再到DNA傳感，您好像就這樣一步步順着免疫這條通道游到了上游來，這和其他的一些科學家還不太一樣。有的人可能會同時佈局兩三個方向，用一個方向的研究去支撐另一個方向的研究，您當時是怎樣想的，有沒有過這樣的擔憂？

陳志堅：我們倒是沒有這個擔憂，其實我們還是這是跟隨我們的觀察和發現，整個過程包括早期爲什麼會做ubiquitin（泛素），這都是由data來指導的，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我們跟進，你想搞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然後又有新的現象。

我們也一般不去追趕潮流，在過去二十幾年也有好幾個非常熱門的研究，比如說micro RNA，比如說到後面iPS細胞（誘導多能幹細胞）等等。當然他們一些重要的技術手段我們也一直在用，包括基因編緝CRISPR-Cas9這些技術手段我們都在用。但是我們還是根據自己的碰到的問題去做。

知識分子：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一個熱點出現，會不由自主的就去進入到那個領域，您是如何去抵抗這種潮流？

陳志堅：如果說你有自己的問題，你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並且認爲它很有意義，爲什麼不把你的主要精力來做你感興趣、又認爲很有意義的問題，而去追趕潮流？我覺得這個答案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知識分子：研究了這麼久的免疫通路，最讓您感到激動人心的環節是什麼？

陳志堅：當然是我們發現cGAS的那一刻。就像我剛纔說的，我們建立生化手段尋找DNA傳感器，後來發現它是一個酶，能夠催化合成一個全新的第二信使，這些都是以前從未發現過的。cGAS已經存在了幾十億年，我們的團隊是最早發現這樣的分子機制的。我覺得做基礎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你發現的東西可能是永恆的，幾千年、幾萬年後，這個東西可能仍然存在，所以這還是一個相當激動人心的時刻。這種心情其實並不需要得到什麼獎項才能感受到，當你發現的東西既有意思又重要，那一刻本身就是非常振奮人心的。

知識分子：做研究是技術重要，還是發現問題重要？

陳志堅：兩個都重要，但總的來說我覺得還是要解決什麼問題更重要。發展技術的一個目的，其實也是要解決問題，就是看生物學裏面有什麼重要的問題。有了這個問題以後，這個時候就找各種各樣的手段來解決它，可以用生物化學的手段，可以用遺傳學的手段，可以用細胞生物學的手段，各種各樣的手段。有時候還需要開創一些新的技術才能解決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所以有時候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些新的技術的開發，你一些技術比別人做得好，你可能就有優勢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真的要在兩者之間來比的話，我覺得能夠解決什麼樣生物學問題，纔是最重要的。

02 要享受科研這個過程，如果不享受的話那就不值得

知識分子：您是在什麼時候您覺得自己可能最擅長的是做科學？從什麼時候開始肯定了自己能夠在這條路上可以繼續走下去。

陳志堅：雖然讀研究生時我也覺得科研挺有意思的，但感覺自己並沒有真正入門。直到我在波士頓的一家小公司工作，那裏我一半時間做科研，另一半時間參與產品開發，我才感覺自己真正入門了，能夠獨立開展工作，分辨出哪些問題重要，哪些不那麼重要。在設計實驗等方面，我也覺得自己算是開竅了。所以，相比其他人，我算是入門得比較晚。

知識分子：您曾經在產業界工作過一段時間，這樣的經歷在國內科學家裏比較少見，當時爲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陳志堅：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原本沒有考慮去公司工作。在做博士後期間，我幫助一個朋友推薦工作，之後對方提到還有一個職位空缺，問我是否感興趣。當時我表示不感興趣，因爲我更傾向於去大學工作。但因爲那家公司在聖地亞哥附近，離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有一個小時車程，所以我決定去看一看。我發現公司的研究工作很有趣，特別是他們正在進行的一個名爲T細胞治療（car-t）的第一代研究項目，這讓我感到興奮。此外，公司提供的待遇對於博士後來說也很有吸引力。因此，我決定去公司工作。最終，這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在公司工作了幾年，分別體驗了大公司和小公司。當時小公司的創始人是哈佛的教授，他們對做科研也很支持，所以我在公司裏面就可以做科研，我那時候也發表了比較好的論文，爲我重新回到大學打下了基礎。

知識分子：您覺得您在產業界這段經歷對於您去從事科研有什麼樣的影響嗎？對選擇研究問題會有幫助嗎？爲什麼會回來，回來遇到哪些阻礙？

陳志堅：我想會有一些幫助。我們做科研的時候，總是下意識的會找一些跟疾病有直接或者間接關係的一些課題。即使不是很有意的要去做一些跟疾病有關係的東西，但是下意識裏面還是會往這方面靠攏的。

我回到學術界最主要是覺得學術界裏面更自由一些，自己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學校裏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science，有cancer research，也有神經科學、發育生物學、微生物學，非常多樣，所以學校的環境總的來說更適合科學創新。最後我選擇到西南醫學中心，我認爲這裏有最好的做科研的環境，有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學家。

知識分子：您剛剛回到學術界時在科研生涯起步階段面臨怎樣的困難？

陳志堅：像所有助理教授一樣，起初幾年要申請項目、發表文章、招帶學生，壓力自然存在。但我當時更關注如何解決問題，而不是壓力本身。壓力總是有的，不過，專注於工作，壓力就會消散；工作沒做好，壓力就會累積。

知識分子：當時沒有這種壓力，是不是跟您進高校時很年輕有關係，兜兜轉轉還是很年輕？

陳志堅：那時候也算是比較年輕。我回到學校成立實驗室時31歲，開始自己的實驗室是一件很激動人心的事情。我覺得更多的並不是壓力，而是想着怎麼把這個事情先做好。另一方面我當初也沒有很大的野心，從來沒有想過說會成爲霍華德休斯研究員，更不敢想說會拿院士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是把眼前的課題做好。第一步拿終身教職。

知識分子：是不是也跟您找到一個合適您做研究的環境有關，比如您可能跟國內目前大家面對的問題是不同的？

陳志堅：美國也有類似的要求，七年內要發表好文章、有基金的資助，才能獲得終身教職。所有的助理教授都有一定的壓力，但怎麼去應對所謂的壓力，我想大多數人也都是把事情做好，然後別的就順其自然。

知識分子：隨着高等教育擴招博士畢業生的增多，想要在高校尋求教職越來越難了，如何判斷自己適合業界還是學界，您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陳志堅：首先，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熱愛科研，你纔來做這件事情。其次，要判斷自己是否擅長科研，這通常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入門，我在研究生階段甚至到博士後階段都還沒有真正入門，直到我進入公司工作後，才感覺自己開始入門了。這同樣需要時間來摸索。

最終，如果你既喜歡科研又能在其中做出新的發現，那麼成爲科學家或教授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事業選擇。如果具備了這兩點，所有問題，包括找工作的困難，都會迎刃而解。

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有很多人跟我們說美國的教職很少，NIH的RO1項目資助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幾。如果整天去考慮這東西的話，我可能老早就不會走這一條道路，但是有時候我覺得還是傻一點好。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別的事順其自然。工作做得好了，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選擇哪種工作，我知道很多做的好的博後都有多個工作機會。

特別是現在網絡社交媒體時代，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很容易有各種各樣的影響。最後還是要靜下心來問自己感興趣的事是什麼，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以後，然後你就去做，應該是可以做好。

知識分子：所以您也不會覺得，這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會比您那個時代更艱鉅或者是更嚴重？

陳志堅：是的，我覺得沒有太大差別。每個時代都有其特點和挑戰，比如八九十年代國內科研條件差，而現在條件好多了，但也面臨新問題。無論如何，科研的本質沒變，找到新發現總是值得欣慰的。回頭看，如果你投入在自己熱愛和擅長的領域，並有所收穫，這就是成功。

知識分子：您從不覺得科研是一件特別苦的事情？

陳志堅：科研本身包括實驗本身並不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科研工作肯定不是朝九晚五就能完成的，有時一個實驗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常有的事。但如果真正投入其中，其實並不會感到特別痛苦。即使現在我不再親自在實驗室做實驗，我仍然花費大量時間閱讀論文、撰寫論文，這些工作雖然繁重，但我也不覺得痛苦。如果你真的熱愛這項工作，即使在工作時間之外，比如回到家中閱讀一篇優秀的論文或聽一場精彩的研討會，這也是你願意主動去做的事情。這和你做其他任何令你享受的事情，本質上是一樣的。

科研還是要享受這個過程，如果不享受的話，那就不值得，還有別的選擇。

03 專注一個課題，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實驗室競爭

知識分子：哪些東西讓您一步步走到現在？您覺得您做科研的特質是什麼？

陳志堅：有一點點韌勁，這一點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對做科研有興趣，總會想着一些新的問題，還有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辦法，會不斷的去琢磨，然後不輕易放棄。

另外一個就是說搞科研還是需要很專心的去做這個事情。所以這就是我爲什麼沒有花很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面。

知識分子：現在如果讓您對一些年輕的PI提一些建議，您會提什麼建議？

陳志堅：如果你專注於某一個課題，你應該有信心，這個世界上沒幾個人能比你更懂這個課題。即便是在一些大實驗室裏，真正深入一個課題的可能也就一兩個學生或博士後。所以，如果你能找到合適的課題並專注於它，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實驗室競爭。

還有一點，PI在剛開始時還是要儘量親自做實驗。最初的這幾年非常寶貴，你應該用自己的雙手爲自己打江山，不能完全依賴學生或博士後來爲你打江山。也不要丟了那些做實驗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國內，年輕的PI一開始可能就會有很多學生，但這不一定是好事。還是要自己進入實驗室，親自做實驗，帶好學生。如果一個年輕的PI一下子有十幾個學生，只做老闆不做實驗，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知識分子：您能介紹一下您是怎麼分配時間的嗎？

陳志堅：我大部分時間還是想科研的事情，因爲別的也沒有需要我們去想的。所以我覺得很幸運，可以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做科研上面。一般大概九點上班，晚上大概七八點鐘左右回家，我的目標是7點前回家。

當然我現在出差也不少，就是說到外面去給講座開會也不少。我是能夠少旅行就儘量少旅行。這樣子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能夠在實驗室可以做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實驗室的人交流，跟他們一塊就是分析數據，共同解決一些問題，然後再想下一步怎麼做，所以我希望是在這方面能夠花更多的時間。

知識分子：做您的學生應該很幸福？

陳志堅：這個我覺得我還是虧欠他們的，還是應該多花一些時間給他們。

知識分子：論文的引用量可以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嗎？

陳志堅：靠引用多少次並不完全說明問題。當然一篇文章被引用了幾千次，這本身還是說明在這個領域裏面是有一定的影響。但一篇文章被引用5000次，也不見得就一定比引用1000次的好。所以一個科學發現，最後的影響力，還有它的重要性，還是要在領域裏面，特別是同領域裏面的專家來評更有意義，而不是完全靠這個引用率來評。

04 科學是最公道的

知識分子：cGAS-STING這條通路上，目前好像在STING上的藥物研發會更多一點，cGAS上的轉化會更少一點，cGAS的潛力是不是沒有被充分的認識到？

陳志堅：cGAS的抑制劑現在有很多公司都在研發。至於cGAS的激動劑，目前還不多，因爲這涉及到如何激活酶的活性，這並不容易，但仍然是可行的。對於STING的激動劑，由於存在天然的分子可以激活STING，比如cGAMP是天然的STING激動劑，因此在cGAMP的基礎上進行改進會相對容易一些。目前，抑制劑和激動劑兩邊都在同時進行研發。

藥物研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cGAS的發現時間還不長，所以我們需要給它一些時間。我在接受拉斯克獎採訪時提到，GLP-1花了40年時間才成爲一款神藥，我們希望cGAS的藥物研發不需要那麼長時間，但這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知識分子：目前的這條通路，您覺得還是有哪些未解之謎等待我們去探索？

陳志堅：cGAS的調控非常關鍵，它既要能夠應對各種微生物的感染，包括病毒、細菌和寄生蟲，又要避免對自身DNA產生免疫反應。一旦cGAS被自身DNA激活，可能會引發多種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因此它的調控尤爲重要，但這方面的調控機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探究。至於STING的下游信號傳導裏面也有一些問題沒搞清楚。最近的研究熱點之一是細菌中的cGAS，我們對它們是如何被激活的、具有哪些功能、有哪些不同的系統還知之甚少，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知識分子：您在美國已經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就，而且成爲了美國科學院院士。有沒有覺得自己在華人裏已經成爲一個榜樣？

陳志堅：我並沒有這麼覺得，我只是覺得我們在自己的領域裏面做出了一些工作。是不是榜樣我從來沒有去往這方面想，但是我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可以從我這個例子裏面得到一些啓發：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背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就輸在起跑線上，但是你只要是跟着你的興趣去做，有一點點韌勁，最後還是可以做出一些東西來的。

我個人覺得（做科學）有一個好處就是說，科學是最公道的，科學家總的來說還是看你所作出的貢獻，你做的東西在這個領域裏面是不是受到同行的承認，不是靠一個人的社交技能可以改變的。我覺得絕大多數科學家都是更注重事實，更注重數據，這是高於一切的，高於政治的東西，高於社交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當初發現了cGAS以後，最早認可我們工作的其實是我們的一些競爭對手，因爲一些外行的人他們也搞糊塗了：爲什麼發表了這麼多DNA sensor（DNA感受器）。他們也搞糊塗了，不知道哪個是真。但是，我們同行裏面的一些競爭對手，他們馬上就知道這個是對的，馬上就來祝賀我們。所以我想科學家是一羣最尊重事實、最尊重數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