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aston 圖源：維基百科

導讀

在沃森1981年訪華之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讓東西方陣營一度劍拔弩張。1972年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後，冰凍的關係得到緩解，不久便啓動了科學交流和考察，科學成爲了那個時期中美交流的主旋律。1979年，中美建交後正式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正式確定了兩國間的科學交流，爲沃森日後第一次來華做好了鋪墊。只是沃森第一次訪華時，中國剛結束十年動亂，改革開放初期，他看到的中國基礎科學是孱弱的、落後的。在對這個東方大國充滿好奇之餘，他對在簡陋的環境下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予以同情和無私幫助。

撰文｜葉水送

01 與中國科學代表團會面

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民間科學交流逐步拉開序幕。與外界的傳統印象不同，儘管早年中國基礎科學落後，但在對外的學術交流互動上，相對來說是比較積極的，甚至可以說是頗爲主動積極，當時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中國科技發展落後，唯有走出去，才能讓科技強大起來。有學者統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儘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僅有8個，但與中國建立民間科技交流關係的西方國家卻多達15個，包括日本、法國、英國、聯邦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荷蘭、丹麥、瑞士、瑞典、芬蘭、挪威、比利時、愛爾蘭和澳大利亞。1963年至1965年間，中國通過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途徑接待和派出的科技人員數量中，派往西方國家的民間科技交流人數位居首位，已經超過了蘇聯、東歐等國。[1]

有着這樣良好的學術交流基礎，再加上中美政治關係逐漸走向回暖，因此許多科學家率先在民間開啓了交流活動。很多在美華人學者，都表露出想要幫扶中國發展科學的意向，因此在敏銳地嗅到中美關係或將回暖後，他們第一時間在民間開啓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動，例如1971年7月20日，楊振寧在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歸國交流，在那之後，陳省身、李政道、應和、王佑曾、牛滿江等國際知名華人學者也相繼歸國，與國內學者交流，帶來國際前沿的學術方向和知識[2]。

除了在美華人學者來華交流外，一些美國科學家也開啓了對話交流。1971年5月，美國耶魯大學植物學家亞瑟·高爾斯頓（Arthur Galston）、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伊桑·西格納（Ethan Signer）兩位美國科學家首次訪華，這一次訪華之旅有着重要的意義，它促成了1972年中國科學家代表團的互訪。

1972年10月7日至12月18日，中國派出了一個“全明星”科學家代表團，先後訪問英國、瑞典、加拿大和美國，代表團由貝時璋、白介夫、錢偉長、張文裕、錢人元、胡世全、李福生7名科學家，以及1名祕書和2名翻譯組成。白介夫時任中科院化學所黨委書記，被任命爲此次代表團的副團長，而團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大咖來擔任，最終時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貝時璋被舉薦爲代表團團長。在此之前，他曾多次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促進了中外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了中國生物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因此在1972年的訪美之旅中，貝時璋被推舉爲團長。

菲利普·漢德勒

由於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代表團赴美之行並不容易，他們只能辦理一張“另紙簽證”，所有成員的簽證都被單獨加蓋在一頁紙上。雖然美國之行有些波折，但代表團到達美國後受到了美方代表的熱烈歡迎。1972年11月17日，中國科學代表團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在首都，無法親自會見代表團，但他特意致信歡迎，並派出他的科學顧問愛德華·大衛（Edward David）代表總統接見中國代表團。當中國代表團抵達機場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菲利普·漢德勒（Philip Handler）、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埃米爾·史密斯（Emil Smith）、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會長馬文·戈爾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等科學界名人親臨接機歡迎[3]。此次高規格的接待，足可見美方對中國科學代表團的重視。

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與李政道等人合影

事實上，這是中美兩國科技界中斷往來20多年後首次派出代表團訪美，因此美國方面非常重視，邀請中國代表團參觀了布魯克林國家實驗室、阿貢國家實驗室、費米國家實驗室、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等多家知名學府和科研機構[4]，此外代表團還會見了在美諸多華人知名學者如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吳健雄、袁家騮等人，也會見了美國科學界諸多名人，其中一位就包括了沃森。

很顯然，沃森被邀請足以顯示他在美國科學界的份量。至於當天中美科學家都交流了哪些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雙方應該都留下了不錯的印象，爲接下來的交流合作打下基礎。自1972年中國考察團前往美國考察後，中美之間的科研交流開啓了“破冰”之旅，兩國之間的學術合作愈發緊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中美科研人員的交流頻繁且深入，涵蓋了從基礎科學到前沿技術領域。冷泉港實驗室作爲分子生物學的重鎮，也成爲中國生物學家早期訪美常來探訪、交流之地。

自從這一次同中國代表團交流後，沃森此後多次接待了來自中國的考察團。他親自引導中國考察團參觀冷泉港實驗室的研究設施、實驗項目。在多次的交流和學術互動中，沃森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並愈發對這個東方大國產生了興趣，在落後、貧困的科研環境下，仍有一批渴望追求進步的生物學家在上下求索。

1975年5月，中國組建了分子生物學小組前往美國交流。該小組共有11名成員，包括了2名負責人、8名小組成員以及1名書記員，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化所、參加過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青年科學家胡世全擔任小組組長，時任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的王應睞擔任副組長。交流小組分爲兩個興趣小組，分爲A組和B組，兩個小組都學習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儀器的研究、製造及其應用。但根據個人興趣和研究領域的不同，兩個學習小組交流的內容有所側重，A組成員專注於國際前沿的分子生物學內容，重點交流核酸的結構和功能，包括分子遺傳學和DNA測序，甚至涉及致癌病毒和植物病毒等國際前沿課題；而B組則更專注於國內當時熱門的蛋白質研究領域，包括蛋白質、酶和多肽激素的結構與功能，以及生物膜的結構與功能。

在分子生物學小組訪問冷泉港期間，沃森招待了胡世全、王應睞等人。此次王應睞與沃森會面，爲日後他邀請沃森來華訪問打下了基礎。交流小組造訪冷泉港實驗室的第一天，沃森親自前來歡迎來自中國的交流小組，早上9點30分沃森熱情地引導小組成員參觀了自己的辦公室，併爲他們準備了咖啡。正如沃森在劍橋大學工作時保留的獨特咖啡時間一樣，這個相對輕鬆的時刻爲研究人員們提供了更多交流的機會。在咖啡時間結束後，沃森的同事則帶領着交流小組參觀了腫瘤病毒實驗室以及沃森實驗室，交流小組的還與實驗室小組成員進行了生動的學術交流。

交流小組回國後，仍對於這次冷泉港之行念念不忘。小組負責人胡世全特地給沃森寄去了感謝信，感謝他和實驗室團隊在冷泉港實驗室的安排。信中胡世全寫道，“雖然訪問時間很短，但我知道小組成員在那裏過得非常愉快”。

在這之後，沃森與更多的中國學者陸續建立了聯繫，除了向他們分享學術成果以外，沃森還會時不時地寄送一些書籍。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分別在1975年6月和8月收到了從冷泉港寄過來的書信。作爲曾經分子生物學小組一員的張其玖給沃森及其同事寫了一封感謝信。張其玖十分感激沃森寄來的書籍，表示這些書籍“對科研工作有幫助”。他希望能夠和沃森等人“爲共同促進中美學術交流和科學家的友誼而共同努力”。

事實上，此前交流小組成員之一的王恢鵬也收到了13本沃森方寄過來的書籍。這樣熱情的舉動讓王恢鵬想起了此前在美國訪問沃森實驗室時“受到的熱情款待”。1975年12月21日，爲了能夠讓沃森更瞭解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現狀，王恢鵬將“《遺傳學報》（Acta-Genetica-Sinica）”的一部分文本發給了沃森及其同事們。學報上記載了中國學者的最新相關研究，王恢鵬迫不及待地想要讓沃森和他的同事們能夠更瞭解中國、更瞭解中國的生命科學。

這期間其實沃森也非常關注中國生命科學發展，並多次伸出援手，給諸多中國科學家寄送了在實驗中所需要的器材和樣本。1976年，沃森委託自己的好友愛德華將“傑弗裏·米勒 （Jeffrey Miller）爲他的著作《分子遺傳學實驗》（Molecular Genetics）所收集的大腸桿菌菌株”寄送到了中國。沃森認爲中國的科學家會發現“它們是有用的，並且它們的使用可以在各自的機構之間啓動一系列的合作項目”。

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萊斯（Frank Press）訪問中國，討論兩國科技交流。以前互派科學訪問團多半是民間組織，這次訪問算是官方性質的，也由此兩國之間的生命科學交流更爲頻繁。1978年10月至11月，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別科技代表團再一次拉開了訪美之旅。代表團由中國科學院祕書長鬱文率領，包括幾位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的高級科學管理人員。他們來美國學習科學政策、研究組織和管理以及科學技術培訓。

負責安排這次行程的劉易斯·M·布蘭斯孔伯（Lewis M. Branscomb）給沃森寫了一封信。布蘭斯孔伯之所以給沃森寫這封信，是因爲在中方代表團一個月的訪問期間，有“兩名成員要求參觀冷泉港實驗室的一天”。布蘭斯孔伯寫信將中方代表團的這一請求告知給沃森，在這次考察安排中，布蘭斯孔伯還提到“每個機構需要指派一名人員作爲訪問的協調員，負責安排活動並與委員會參謀保持聯繫”，布蘭斯孔伯要求沃森能夠在冷泉港實驗室也挑選一名協調員協調工作。但顯然冷泉港實驗室在此前多次招待過來自中國的學者，這對於他們來說不算難事。

1979年8月23日，沃森收到了好友愛德華（Edward F. Hou）的來信。其實在六月份的時候，愛德華的助手就給沃森寄了一封信，希望沃森能夠安排中國微生物學家來訪美國的日程。愛德華曾去中國進行了一次考察參觀之旅。在中國，愛德華和中國的微生物學家展開了深入的交流。回國之後，愛德華想要進一步推進中國微生物學家赴美訪問美國冷泉港實驗室，於是就給沃森寄了一封信。信中表示，這個考察團將在“9月26日晚上抵達冷泉港，9月30日上午出發前往波士頓”，並在“9月27日至9月29日訪問”冷泉港實驗室。愛德華在信中表示，希望“這一次中國考察團日程的考察之旅與沃森的行程沒有衝突”。另外，愛德華希望冷泉港實驗室能夠爲考察團在“宿舍或當地的酒店爲基因組安排住宿（1個單人間，2個雙人間）”。很快，沃森那邊就給出了回覆，並且確認了日程安排沒有問題。

沒過多久，國內微生物學家就派了考察團來美交流。考察團團長是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薛禹谷，副團長是病毒研究所的簡浩然，考察團的團員包括了植物生理研究所微生物室主任焦瑞身、藥物研究所抗菌素室主任蔡瑞生、微生物研究所技術室主任徐浩、微生物研究所蔡金科、微生物研究所代謝室副主任談家林，以及微生物研究所陸德如。沃森不僅給考察團安排了會議交流，還安排考察團參觀了實驗室，目的就是爲了能夠讓考察團深入學習到微生物相關的前沿動態。爲了展現出冷泉港實驗室以及其自身的熱情好客，沃森還在9月27日這天專門抽出時間接待了考察團。

1979年11月，愛德華專門爲沃森寫了封信，感激他爲中國微生物學家們安排的冷泉港實驗室訪問行程時的熱情友好。愛德華相信，沃森“安排的會議、參觀實驗室以及其他活動都得到了考察團的讚賞”。

隨後中美科技交流進入“蜜月期”，兩國之間的科學技術及科學家的交流也更爲緊密，以沃森爲代表的一批美國學者，始終將中國視爲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並且致力於促進中美之間的科學交流與合作。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沃森在中國生命科學孱弱無力的時候，願意多次伸出支援之手，與中國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02 沃森首次訪華之旅

自上世紀70年代起，沃森就開始默默幫助中國學者，因此沒有什麼比邀請他來一趟中國更能表達對他的敬意了。當時國內許多學者都曾向沃森發出過邀請，希望沃森能夠來中國訪問。

1978年3月10日，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貝時璋就曾邀請沃森來華訪問三週，並且承擔沃森來華的費用。但很可惜，沃森在這段時間並沒有空餘的時間，因此沃森首次訪華之旅也只能擱置了，之後仍不斷有中國學者給沃森發出邀請訪華。時間來到1981年，終於有一個契機，沃森開啓了第一次訪華之旅。

1981年11月12日，沃森正在日本京都參加亞洲分子生物學組織（AMBO）主辦的核酸研討會，時任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王應睞也打算參加此次會議。王應睞得知沃森也要參加，就寄去信件問沃森要不要順道來中國訪問，出人意料地，沃森非常爽快地答應了。

沃森答應在日本開完會後會抽出兩週的時間訪問中國。在給王應睞的信中，沃森寫到，他將在日本開完AMBO會議後前往中國。沃森在信中提到來華時間是12月10日，期間打算在中國待2周多的時間，12月28日再經中國香港離開飛回美國。沃森還在信中寫道，希望屆時訪問中國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這裏有一個“小花絮”，那就是沃森特意提到希望在香港乘機前，去桂林看一看，“我聽了很多有關中國這個美麗的地方，打算縮短在香港的停留時間，去桂林遊覽一下”。彼時的中國還相對很封閉，中國不瞭解世界，世界也缺乏對中國的認識。在當時一個美國學者能知道桂林這個還不知名的地方，一定是下了一番心思去認真瞭解中國。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各行各業都面臨百廢待興，國內日益頻繁的對外交流也爲知名學者來華做好了鋪墊。

1981年12月10日，沃森開啓了第一次訪華之旅。

沃森第一次訪華選取了北京、合肥、上海、桂林、香港這幾個城市作爲自己訪華的落腳點，在這五個城市之中，沃森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上海，在這裏他遇到了曾經的老友——曹天欽。

沃森在上海的行程都是由上海生化所所長王應睞安排的。來到上海生化所已經是12月19日，沃森與王應睞在岳陽路320號大院裏留下了那張珍貴的合影。通過這張照片，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科研條件十分簡陋，但並不妨礙中國科學家們對沃森來華表示了極大的熱情與誠意，在一塊放在地上的小黑板上，工作人員用粉筆寫上了“歡迎沃森和夫人訪問”，顯得質樸而真誠。透過這張照片，我們還看到沃森當時留着標誌性的小鬍子，這在當時美國是一種潮流。

當天沃森在上海生化所做了一個關於單克隆抗體的報告，題目是“單克隆抗體在生物學研究中的應用”。這個報告被認爲是沃森在上海行程中的亮點之一，那就是沃森把他引以爲傲分子生命科學前沿引入到中國，儘管12月份的上海天氣十分寒冷，許多人追隨者沃森慕名而來，聽報告的人數之多在當時國內都是十分罕見的現象。沃森或許不知道日後他的每次訪華情況基本上也是如此，在中國他有一大批追隨者、仰慕者。

由於當時中國生命科學發展較爲落後，能夠完完整整聽懂報告的人爲數不多，許多聽衆表示這次報告是一次世界前沿生命科學的浸潤，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中國與西方世界隔絕了30年，當時王應睞、曹天欽等人做出了引起國際關注的結晶牛胰島素這樣漂亮的工作，但是他們都是生物化學家，而非分子生物學家，中國錯過了分子生物學的革命。此行沃森注意到了中國在分子生物學方面非常落後。另外當時由於基礎設施受限，沃森在中國的這一次學術報告沒有留存影像材料，因此我們也只能從後來的參會者身上了解到一些信息。據當時參會人員在回憶時表示，沃森的報告十分生動而豐富，言語也非常的親切，他的講話“就好像是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在和你對話一般”。沃森的報告介紹了單克隆抗體技術，這種技術在當時的歐美雖然已經是較爲常見的技術，但在中國它還是一個非常前沿的領域[6]。

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內，沃森還遇到了此前在劍橋的老朋友曹天欽。曹天欽在後來擔任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所長。上個世紀40-50年代他們二人在劍橋大學有過互動，作爲中國人的曹天欽和來自美國窮鄉僻壤來的沃森總是會有着惺惺相惜的時刻。

當時在李約瑟的推薦下，曹天欽來到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生化學家肯尼斯·貝利（Kenneth Bailey）門下研究肌肉蛋白。1951年，曹天欽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好友默多克·米奇森（John Murdoch Mitchison）邀請曹天欽到家中共度聖誕節，曹天欽欣然答應了。米奇森所在的米奇森家族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當地小有威望。米奇森的父親狄克·米奇森（Dick Mitchison）是英國的一位貴族，被授予“男爵”稱號。默多克的母親納奧米·米奇森（Naomi Mitchison）則是英國的一位知名作家和詩人，一生寫過90多本遊記、小說和自傳。納奧米與沃森關係十分親厚，以至於沃森在其著作《雙螺旋》的扉頁中就寫了“獻給納奧米·米奇森”。

米奇森的哥哥丹尼斯·米奇森（Denis Mitchison）是一位細菌學家，弟弟阿夫里奧·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一名動物學家和免疫學家，也是英國免疫學會的創始人之一，當時還在馬格達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中做研究員。而默多克本人則是一位動物學家，後來在愛丁堡大學擔任教授。

那一年，阿夫里奧也邀請沃森來到了米奇森之家共度聖誕，也是在這裏，沃森認識了同樣被邀請來的曹天欽。據沃森透露，曹天欽在摺紙方面非常擅長，他總是能夠用摺紙做出許多裝飾品來。憑藉出色的摺紙技術，曹天欽贏得了納奧米的青睞。由於中國抗戰取得了勝利，曹天欽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國內發展科學，並用科學來報效祖國。沃森十分欣賞曹天欽的這番行爲。

日後，他在給季茂業博士寫信時，回憶起了這段往事。

“親愛的季茂業：

在二戰結束後，曹天欽在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建議下前往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那裏，他與肯尼斯·貝利（Kenneth Bailey）合作研究肌肉蛋白，（他的傑出研究成果）給周圍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曹天欽曾一度被選爲凱烏斯學院（Caius College）的研究員。

我們首次相識是在1951年的聖誕假期，地點是格拉斯哥西部金太爾角的納奧米·米奇森（Naomi Mitchison）之家，當時納奧米是一位著名作家。納奧米的兒子默多克（Murdoch）邀請了曹天欽前來。默多克則是一位動物學講師，專注於細胞週期研究。而我則受到默多克的弟弟阿弗里昂（Avrion）的邀請，他是牛津馬格達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的研究員，其博士導師是彼得·梅達瓦爾（Peter Medawar）。在那段時間裏，曹天欽因他精湛的摺紙技藝而深受納奧米的喜愛，他能將紙摺疊成美麗的裝飾物品。

儘管曹天欽本可以在劍橋停留更長時間，但他看到共產黨戰勝蔣介石是一次偉大的社會政治進步。他希望在他所展望的中國光明未來中，科學能發揮關鍵作用，因此於1953年6月返回北京，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闊別多年未年，此次沃森來華自然少不得要見一見這位老友，曹天欽熱情地邀請沃森到他家裏小聚。不過，當沃森來到曹天欽家中，曹天欽的家庭環境讓沃森有些大跌眼鏡。據沃森後來回憶，曹天欽家中像是住在了“地下室”，連一件像樣的傢俱都找不出來。沃森根據此前和曹天欽的來往以及曹天欽溫文爾雅的性格，推斷他來自一個良好的家庭背景，只是來到曹天欽家中後，沒想到曹天欽家裏竟然如此清貧[7]。

事實上，當時曹天欽的夫人謝希德已在復旦大學擔任管理工作，兩年後還成爲了復旦大學校長，而曹天欽也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在結晶牛胰島素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他們全身心投入科研並沒有十分關注外在的環境和物質條件，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經濟剛剛起步，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普遍處於低水平，因此曹天欽家中的簡陋環境會讓沃森有些“大跌眼鏡”。

不過曹天欽卻絲毫不覺得窘迫，他非常熱情的和這位闊別多年的老友一起交流學術問題，兩個人在桌子上通過畫分子結構來對話。沃森後來不止一次表示，這是自己在中國最開心的一次經歷。儘管好友曹天欽家物質生活並不富足，曹天欽身上旺盛的生命力讓沃森十分感動，也讓沃森對中國未來的科學發展有着極強的信心。

離開上海後，沃森與妻子及兩個兒子（一個9歲，另一個11歲）前往桂林遊玩，然後取道香港，飛往紐約回到美國。

沃森訪華之旅除了學術交流，自然少不了遊覽中國的名勝古蹟，在他還未踏上東方這片國土，就做好了中國行的旅行規劃。沃森和夫人訪問上海期間，曾一起先後在靜安賓館、友誼賓館下榻，此後他們還一起坐船到浦江上游覽，觀看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那時候對很多人來說黃浦江那是一道美麗的風景，街頭有很多雜耍的戲團，江離除了遊船外，還有一些三角帆船，但是當時的外灘只有萬國建築羣，浦東還處於未開發的狀態。

沃森中國行中，還曾與王應睞、曹天欽等人一起去上海博物館以及中國美術協會上海分會聯合主辦的“張大千道作展覽”，一同參觀的還有劉定乾等五人通行，爲了方便日後回憶這段時光，在沃森遊覽的票上，讓這幾位同行的人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寫上。

沃森對中國顯然也是好奇的，連飛機上的雜誌他也甚爲喜歡。當時中國民航雜誌上介紹了極具中國元素的畫面，這本雜誌也被沃森保留了下來，日後得以讓我們查看當年雜誌裏面的內容。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物資各種緊缺的年代，這本雜誌是彩色的銅版紙，出版公司是一家來自日本的yokonsha出版公司（東洋紙業株式會社）出版的，內容的製作，從顧問、主編再到裝幀，都是由中日工作人員組成的。足可見當時中國各行各業都是在百廢待興中。

此行沃森對這樣一個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充滿了同情之心，想方設法地幫助他在中國的朋友們。在那個物質資料極爲匱乏的年代。中國人以最好的方式款待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即便他們自身卻過着清貧的生活，但他們對於生命科學仍充滿着熱情和探索精神，這令沃森十分感動，他認爲這些科學家“仍精神旺盛，充滿希望”[8]。

回國後，沃森開始着手幫助中國科研人員來美訪問。在1982年1月19日沃森回覆王應睞信中，他寫到將安排李載平於1982年5月1日至7月1日訪問冷泉港實驗室，期間還可以參加DNA結構的研討會。沃森慷慨地爲他提供了往來的機票費用和在冷泉港實驗室的所有開銷。沃森喜歡叫李載平爲T-P-Lee，他們交流得很好。據季茂業推測，李載平可能是1949年後第一批在冷泉港實驗室接受培訓的中國科學家之一，那個時候剛好趕上分子生物學革命，而李載平趕上了這個風口。這並非李載平首次訪問冷泉港實驗室，在1972年，中美關係逐步緩和後，兩國就不斷派遣科研人員互訪。1975年，他就隨代表團第一次赴美訪問，參觀了冷泉港實驗室。李載平在這裏學習，也爲他日後在乙肝領域做出重要發現打下了基礎。

這些學者在後來能夠有所成就，與沃森早期的幫扶也有着密切的聯繫。

注：文章書信圖片均來自冷泉港實驗室。感謝冷泉港亞洲季茂業博士予以的支持和指導。

參考文獻：

[1] 中國科學技術部國際合作司、中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協會編:《當代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史》，第15～17、19、21頁。

[2] 張靜.中美民間科技交流的緣起、實踐與敘事(1971～1978)[J].美國研究,2020,34(05):122-160+7-8.

[3] 憩 橋.（2020年7月14日）. 1972年，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歐美之旅. 知識分子.

[4] 憩 橋.（2020年7月14日）. 1972年，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歐美之旅. 知識分子.

[5] 憩 橋.（2020年7月14日）.1972年，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歐美之旅，知識分子.

[6] 本刊編輯部.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沃森博士訪問中國[J].生命的化學(中國生物化學會通訊)，1982，(02):28-30.

[7] 詹姆斯·沃森. DNA雙螺旋. 浙江人民出版社.

[8] 詹姆斯·沃森. DNA雙螺旋. 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