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弟準備犧牲，生是爲中國，死是爲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這是1935年3月16日，劉伯堅在獄中寫給兄嫂的信。

彼時他身陷囹圄，敵人許諾只要寫下悔過書便能換取生路，他卻用敵人的紙筆，留下了這封視死如歸的家書。

這位曾被毛澤東同志稱爲“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的革命者，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就參與籌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27歲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將個人命運與民族解放事業緊緊相連；

1931年底，在中革軍委領導下，劉伯堅參與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的組織、策劃和聯絡工作，爲起義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隨後，他擔任由起義部隊改編的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對部隊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使這支起義部隊很快成長爲紅軍的一支勁旅；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劉伯堅奉命留在贛南軍區任政治部主任，明知留下來意味着九死一生，但他沒有二話。他積極組織留守部隊，護送主力紅軍渡河。突圍轉移途中把馬讓給傷員，自己拄着木棍翻山越嶺，連續作戰；

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豐縣塘村山區指揮部隊突圍時，劉伯堅率部與數倍於己的敵人激戰，爲掩護戰友撤退不幸左腿中彈，負傷被俘，隨即被關押。

爲了炫耀所謂的勝利，敵人故意押着戴着沉重腳鐐、身負重傷的劉伯堅，從鬧市穿行而過，企圖以此瓦解他的鬥志。

面對敵人的羞辱，劉伯堅始終昂首挺胸，步履從容，向街道兩旁的羣衆微笑點頭，表現出共產黨員寧死不屈的英雄氣節。正是這次的經歷，激發了他心中的壯烈詩情，在獄中寫下了那首著名的《帶鐐行》：

“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帶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拚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劉伯堅與同爲共產黨員的妻子王叔振聚少離多，爲投身革命事業，夫妻倆忍痛將虎生、豹生、熊生三個兒子先後送養。那是怎樣的分離啊——每一次轉身，都藏着革命者家國兩難的不捨與擔當。

劉伯堅自知時日無多，臨刑前一日，他向敵人要來紙筆，給妻子王叔振寫下最後的家書，字裏行間透着一種極力剋制的悲壯：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爲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事業。”

信末，匆匆收筆：“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後的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不知道的是，就在前幾天，妻子王叔振已在閩西遊擊區犧牲。這份飽含着父愛與革命囑託的家書，註定無法被送達......

1935年3月21日，大庾縣（今江西大餘）金蓮山，劉伯堅戴着沉重的鐐銬走上刑臺。

臨近正午，他理了理衣襟最後望向中央蘇區的方向，而後從容就義。

迴響：

這封家書，雖然沒能送到他妻子手上，卻讓我們看到了共產黨人最本真的信仰與情懷：一個願意爲祖國付出一切的人，最後的遺言裏，放不下的還是革命事業。

九十一年光陰，足夠一個嬰兒長成白髮老人，足夠一個家族繁衍三代，也足夠一個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再讀劉伯堅的絕筆信，我們依然會被那句“生是爲中國，死是爲中國”深深震撼。

他的“生”，不是尋常意義的活着——是明知留守意味着九死一生卻“沒有二話”，是身陷囹圄仍叮囑妻子“不要脫離革命戰線”；

他的“死”，也不是簡單的生命終結——是戴腳鐐昂首走過鬧市“我心無愧怍”的從容，是以階下囚之身換取工農齊解放的決絕。

生死之間，唯有這個國家。

正是無數像劉伯堅一樣的革命先烈，以“生死爲中國” 的決絕，倒在黎明前的黑暗裏，才換來了我們今日安心讀書、踏實工作、陪伴家人的尋常歲月。我們手中接過的，不僅是歷史的接力棒，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一頭連着過往的悲壯，一頭連着未來的希望。

清明將至，告慰英靈最好的方式，不是沉湎於過去，而是將這份信仰化作新時代的奮進力量，建設好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國家。

在崗位上堅守，在奮鬥中擔當，在復興路上勇毅前行——便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