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洗個澡：上海百年浴室往事
上海公共浴室的現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暢銷書《上海指南》，爲遊客提供了當時滬上五花八門值得一遊的景點。在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經”裏，酣暢淋漓的“盆湯”就佔有一席之地：
禮詳浴德，盤銘日新，洗濯之義，自古爲昭，況處今日五濁世界乎。滬上人煙稠密，汗雨燻蒸，非有盆湯，何以滌煩襟而除舊垢乎。
《禮記·大學》有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盥洗用具上還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學》隨即將每日自新與“以作新民”勾連，以盥洗小事聯繫家國大事。誠如“禮詳浴德，盤銘日新”所及，洗浴已經與道德教化相關，即“沐浴於德，以德自清”。而通過洗澡沐浴來盪滌身心，在日後成了儒生的一種修身儀式。只不過，比起號召遊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還是在商言商，爲上海的盆湯做廣告罷了。畢竟那時已經有條“盆湯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帶）得風氣之先，滿街熱氣繚繞，無數人都到那裏去“汏浴”消遣。
中國古代的沐浴與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關，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構成。沐浴一開始是上流階層的特定享受，專供王侯，後來又隨着佛教的傳入而逐漸融入宗教儀式。如佛教《十誦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說，即洗浴通過洗除全身的塵垢，可以順暢氣血，驅除風邪，實現周身的康泰。而每年農曆四月的浴佛節更是佛教的傳統節日。至於洗澡沐浴變成一種面向大衆需求的生意經，要到北宋纔開始，那時開浴室的行當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開始興盛，則要追溯到明清時期，富庶精緻的江南人自然不會錯過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來自於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於“混堂”一詞的由來，廣爲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類稿》中所記：
吳俗，甃大石爲池，穹幕以磚，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軲轆引水，穴壁而儲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
吳地“混堂”有時也叫“渾堂”，數人泡同一池熱水，熱氣氤氳，池水渾濁，頗有畫面感。至於後來引出公共衛生的討論，也可以想見。
據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現代化的標誌是1908年1月開設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湯浴室，掀起了租界內浴室革新的熱潮，不僅設備換新，藥浴推拿等服務也推陳出新。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於維爾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於天津路479號，已停業）和卡德池（位於卡德路247號，今石門二路）並稱“上海灘三大池”，帶各種附加服務的“盆湯”“池湯”着實熱鬧。甚至在“孤島”時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榮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戰勝利後該行業再次復興，“浴室社交”繼續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竈營業時間長，其價格低廉的清水盆湯更受中下層百姓的青睞，無形間加劇了沐浴業的競爭。即便衛生局下令老虎竈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規則，也並未平息紛爭。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爲老城廂拆遷而被熱議的麗水浴室，就始建於1936年，見證了上海洗浴行業的興變。麗水浴室本位於老城廂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區一座僅存的浴室建築。這個浴室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不僅是因爲它承載着幾代老上海的記憶，更重要的是這個最早由紹興商人出資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時髦的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 style），以幾何線條和縱向直線形成的視覺效果聞名。上海是這種舶來藝術風格的重要實踐地，並創新性地發展出海派Deco。麗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將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築文化和與時俱進的上海洗浴文化結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該浴室於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區的舊裏改造和徵收工作而正式停止營業，結束了80多年的經營歷史。
麗水浴室正面圖（圖片來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變遷
“混堂”文化雖然熱鬧，但是長期以來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鮮少，也沒有專門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庫門建築裏沒有專門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淨身體。直到1926年，上海纔開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爲“龍泉家庭女子浴室”，與樓下的龍園盆湯是同一個老闆。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卻冠以“家庭”之名，實爲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來的女浴客，卻和“家庭”相去甚遠。
據《滬報》報道：“龍泉的佈置設備，都和男浴室相同，賬房堂倌以及扦腳擦背，都是女人擔任。至於浴客，以窯姑娘和淌小姐爲多。”報道還指出，公關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會去這種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帶有獨立浴室的大旅館開房，故而龍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紅火。即便如此，還是引發了業界對“男女大防”的警覺，《申報》上還有商會集體請租界查封該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誘良家婦女，舉娼寮妓女混爲一室，將來不免發生流弊。”《時事新報》也登文報道，有商會謂女子浴室“罪惡較模特兒爲尤甚”，甚至已經聯想到了罪大惡極的“男女同浴”，認爲模特兒尚且禁止，何談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專教授人體寫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無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間大爲流傳。
龍泉女浴開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風月場所，普通女性對這個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從圍繞龍泉女浴的討論也不難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場便被“污名化”，彼時性別觀念的革新遠遠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樣的場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經出現了。據胡鑫、靳瀟颯考證，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開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潤身女浴所。這個“六開間門面”的女浴室裝修豪華，還有彈子房等各種消遣處。但是費用較高，又在煙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們嘗試。爲此金秀卿還絞盡腦汁，在浴所內特設了花樣繁多的櫃檯，漸漸纔有富家太太小姐前來消費，也慢慢打開了局面。耐人尋味的是，當初金氏爲了通過政府查驗，稱開辦女浴所“是爲公益事，於浴室內備有醫生所用之道水節及去毒藥粉，以備姐妹來浴時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廳之傳驗”，並承諾每月捐助濟良所經費。這似乎正應和了一些“有識之士”對於女浴室的擔憂，所謂“不衛生”，所謂“有傷風化”，所謂“妓”字加諸公益事業。
當時爲了“強健人種”，呼籲重視婦女“衛生”者不在少數，而開設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爲了女性個人衛生的清潔着想。個體保健的中式“衛生”和消毒殺菌的西式“衛生”在開設女浴室的爭端中浮現出來。邱仲麟指出，中國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現，只是作爲男浴室的附屬，而潤身女浴所的出現，可謂是中國最早的獨立經營的女子公共浴室。與之相較，上海龍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後才以男浴室附屬的形式出現，但其面臨的詰難和質疑，以及在普通婦女心中盤旋的芥蒂，居然還是和潤身女浴所的極爲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報》登載廣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樓上即將新設“平民化女浴室”，爲去不起貴族化旅館的普通女性提供衛生沐浴之所。明面上開這家女浴室的還是日新池的老闆、有名的“糞大王”馬鴻根，但坊間傳言此浴室實爲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稱阿桂姐，曾與黃金榮成婚，行事大膽潑辣，但開辦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從這則廣告可以看出，平民婦女洗浴一事在當時並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善。1945年國民黨政府將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將“不正行業”改爲正規浴室，但這次行業整頓的效果未知。
實際上，比起談天說地，放鬆養生的場所，官方更傾向於將浴室改造成一個專供清潔的場所。隨着西方細菌學說的普及，浴室的衛生管理成爲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續着數人泡同一池水的習慣，並認爲池湯混浴、擦背修腳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爲經營管理不到位，多種傳染病通過池湯傳播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即便國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須加裝淋浴，不準擦背捏腳，浴室也是應者寥寥，最後不了了之。這樣的結果也在意料之中，相關從業者對於這樣的規定很不服氣，除了據理力爭解釋擦背扦腳等技藝不僅無礙於衛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絡的健身妙法，甚至開始咬文嚼字，試圖爲洗浴附帶的各種技藝“正名”。比如，孟浩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浴室業主認爲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爲這名稱實在粗俗，應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資料圖片
終結“洗澡難”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完成公私合營。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計108個（其中兼營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卻從1700萬人次猛增到3570萬人次。居住條件嚴重滯後，百姓“洗澡難”可見一斑。對此，市政府相關部門多次在住宅規劃中納入公共浴室的網點設置。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綜合性商業體都有了集洗浴、養生、餐飲、娛樂爲一體的洗浴中心，“洗浴+”複合型消費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時，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女性們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生產已經是常態，曾經異常敏感的女浴室問題，也隨着物質和觀念的雙重進步慢慢淡化。無論在家還是去各種洗浴中心、湯泉館，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適又衛生的選擇。浴池的氤氳熱氣，流過了“蒸騰”歲月，是中國民生建設和社會觀念進步的微觀見證。
（作者爲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