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詩求史——評陳寅恪解《桃花源記》 | 肖鷹
王夫之論詩，特別反對詩與史的混淆。他說：“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姜齋詩話·十二》）他認爲杜甫是蓄意將詩史混淆的人，批評杜詩“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而那些以“詩史”吹捧杜詩的人，則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的無知之輩——“是則名爲可憐憫者”（《古詩評選》卷四）。
現代史家陳寅恪解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正是以史解詩、視詩爲史的“見駝恨馬”的態度。他的《桃花源記旁證》稱：“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陳寅恪動用其史家的全套技術，花了大力氣，要考察出“桃花源”的實地，就是要在馬背上安裝一個駝背。寅恪先生對桃花源的“實查”自然不能成功。不惟他老人家失敗了，而且所有解陶詩的駝背功夫都失敗了。
有一個很通常的道理，似乎大史家寅恪先生忽視了：如果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真的存在，他自己還不“攜妻子與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要知道，桃花源的景狀是：“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而陶淵明自己的處境卻是：“淒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詠貧士·二》）這反差太大了，即便他老人家擺“固窮節”的架子而執意不去，他續絃的慍妻和五個好喫懶做的兒子也容不得他的！
（傳）仇英《桃花源圖》
寅恪先生在竭盡心力尋找“紀實的桃花源”的同時，似乎並沒有稍微用心品讀陶公在《桃花源記並詩》中給的各種暗示。陶公開篇說了，武陵人“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文中陶公又說，“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最後，陶公則說，南陽高士劉子驥“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首言“忘路”，中言“不知”，末言“無果”。陶淵明寫的桃花源，不是比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的太虛幻境還虛嗎？
少年公子賈寶玉在堂侄媳婦秦可卿的香牀上夢入太虛幻境，“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他立即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此後又遇警幻仙子攜帶，深入內境，只見“珠簾繡幕，畫棟雕檐”“仙花馥郁，異草芬芳”，更有“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若秋月”的仙子結隊出沒。在操弄一套詩樂兼具、琴舞一體的審美教化課程之後，警幻仙子終將乳名“兼美”、字可卿的仙妹許配給賈公子。寶玉與兼美仙子當夕閃婚，柔情繾綣，但不期次日這對新人即訣別於岸上虎狼同羣、水中鬼叉翻騰的迷津處。被海鬼拖入怒濤中的寶玉大怖驚醒，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裏！”（《紅樓夢·第五回》）
賈寶玉這次太虛夢遊，唯一實在的收穫就是有了少年的首次“夢遺”。若依了寅恪先生的史家立場，這賈公子定然是要在秦可卿的香閨中再睡一大夢，直到捉住那個“風流似黛玉、嫵媚似寶釵”的兼美可人兒。然而，“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絕世情癡賈寶玉，卻又深悟他的作者雪芹先生對那些蓄意要將太虛幻境當真的“讀書癡人”的反覆警示：“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湯顯祖的《牡丹亭》寫少女杜麗娘做春夢見到公子柳夢梅，因夢醒後在現實中不得相見而相思致死，死後又因柳公子見其遺像思麗娘心切，感動閻王放回杜小姐生魂。顯祖先生題《牡丹亭》說：“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
寫《牡丹亭》的湯顯祖是夢中之人，寫《紅樓夢》的曹雪芹是夢中之人，寫《桃花源記並詩》的陶淵明也是夢中之人。“夢中之情，何必非真”，情可爲真，但夢中之事則不可當真。梁啓超指出，陶淵明描繪一個虛構的“桃花源”，是因爲他有“理想的社會組織”——“東方的Utopia（烏托邦）”。他說：“後人或拿來附會神仙，或討論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對陳寅恪式的以詩求史者，的確說不得桃花源和紅樓夢的。
（傳）仇英《桃花源圖》
據說，寅恪先生致力要探實桃花源的“實境”，旨意在於以史實確證陶淵明撰《桃花源記》的寓意是表達他“恥事二姓”的忠義。更進一步，寅恪先生要證實陶淵明骨子裏還是一個儒家的隱士（逸士）。這又是一個“擄陶爲儒”的故事。
“賢者避亂世”，這是先師孔子的遺訓，陶淵明把它寫在了《桃花源詩》中。這或者可以，甚至足以證明陶淵明的“儒隱”之心了。然而，不要着急！孔夫子立儒教，是設了一個大門檻的，這就是忠君孝父的名位觀。桃花源中，“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可作爲一個孝悌的“有父世界”；但是，“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這一個不交王稅的世界置君王於何地？難道要讓國君如陶徵士一樣躬耕自給？這桃花源顯然是一個有父無君的世外天地。如此，陶淵明的“儒家心腸”就很難落實了！
顯然，以儒家的政治哲學，陶淵明是政治不正確的。關於陶淵明《桃花源記並詩》的政治問題，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他以詩語判道：“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桃源行》）王荊公是政壇達人，陶淵明幾近於政治素人，後者的政治問題豈能逃過前者的法眼？
寅恪先生說：“惟有一事特可注意者，即淵明理想中之社會無君臣官長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安石）《桃源行》‘雖有父子無君臣’之句深得其旨，蓋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藉以表示其不與劉寄奴新政權合作之意也。”據寅恪先生對陶淵明思想的“研究”，陶淵明的“新自然觀”雖然反名教，但其意“僅限於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自不致與周、孔入世之名教有所觸礙”。（《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傳）仇英《桃花源圖》
按照史家寅恪先生此論，陶淵明反名教只是爲了反劉宋政權。反而言之，爲了反劉宋政權，陶淵明才搞一個新自然觀反名教。陶淵明這個動作是否大了一點，先師孔子會準嗎？爲了反劉宋，搞一個“有父無君”的“桃託邦”，這還不是造先師孔夫子的反嗎？
陶淵明任彭澤令八十餘天，即掛印歸田，並至死不再出仕。他辭歸的緣由，在他隨後撰寫的《歸去來兮辭並序》中說得非常清楚。他說：“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陶淵明辭彭澤令爲義熙元年（405年），此前一年（404年）劉裕除滅了叛逆的桓玄，護住了司馬氏的晉朝。劉裕篡晉，廢晉恭帝爲零陵王，自立宋武帝，則是過15年之後的元熙二年（420年）。陶淵明於元嘉四年（427年）辭世。沈約說： “（陶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宋書·陶淵明傳》）在歸田生活的22年中，陶淵明在劉宋政權下生活時間僅7年，而在司馬氏晉朝生活了15年。而且，正是在司馬氏政權下，在經歷十二三年的仕途掙扎之後，年近不惑之年的陶淵明“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裏”（《飲酒·十九》）。陶淵明的詩文自白和辭歸的史實，都否定源自沈約的“陶淵明恥事後代”說。
陳寅恪等等，自是博學之輩。但他們懷抱了“儒家復興”的執念，不把陶淵明的詩文作文學看，非要做索隱破密的詩外功夫，從而把本來以質直（自然）爲上的陶詩搞成了儒家政治運動的“障眼法”和“政治藏頭詩”。梁昭明太子蕭統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也。”（《陶淵明集序》）蕭統此說加上沈約的“陶淵明恥事後代”說，千百年來引導學者將陶詩視爲“篇篇都是忠憤”，解陶詩就成了發掘陶詩中“忠憤”的隱喻。
（傳）仇英《桃花源圖》
據蕭統《陶淵明傳》載，劉氏朝廷徵召陶淵明著作郎，他辭不就。檀道濟任江州刺史期間（426年到427年），曾作爲朝廷命官前往探望“偃臥瘠餒有日矣”的陶淵明，並贈送粱肉（精美膳食），被他退回。後世將陶淵明拒受劉宋命官粱肉，比同爲商周易代之際伯夷、叔齊兄弟拒食周粟、餓死首陽山。陶淵明敬仰包括夷齊兄弟在內的持節守貧的古代隱士。“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和郭主簿》）幽人，即隱士。陶淵明以傲霜鬥雪的松菊比喻他們，並以之爲楷模。但是，陶淵明拒絕檀道濟饋贈粱肉的初衷，與夷齊兄弟“恥食周粟”是不同的。
《陶淵明傳》還記載，檀道濟的前任王弘通過種種周旋與陶淵明結識後，就常以酒肉賙濟陶淵明；更爲重要的是，陶淵明的忘年之交顏延之，是一個伴隨着劉宋王朝興起而仕途飛黃騰達的朝中大員，他一度經停尋陽，“日造淵明飲焉”，“必酣飲致醉”。顏延之離去時，給陶淵明留下二萬錢，“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同是劉宋朝廷命官，陶淵明爲什麼拒絕檀道濟粱肉，而樂受王、顏的酒、錢？淵明的取捨很簡單：檀道濟是擔負朝廷勸徵之責，而王、顏則是朋友往來。
《飲酒·九》寫一位田父設酒宴請陶淵明，向他勸說：“襤縷茅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他的回答是：“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這頓酒應該喝得不暢快。《飲酒·十四》寫另一位朋友攜酒來會，一衆鄉友團坐在松樹下歡飲。“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這樣的狀態，纔是陶淵明歡喜的酒會場面。“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同樣受饋飲酒，他卻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回饋。
仇英《桃源仙境圖》
然而，飲酒亦如爲人，陶淵明的原則和預期都在於自然、率性。他的態度很像賈寶玉的待人標準。在賈寶玉的眼中，凡是勸他讀書求功名的，他都視之爲仇讎。他本來是無條件推崇女孩兒，認爲女兒是水做的，清純，讓人見了神清氣爽。他夢中的太虛幻境，就正是一個“清淨女兒之境”。但是，如果一個女孩兒來勸他讀書求功名，他就立即將這女孩兒判入“國賊祿鬼之流”。他鐘情於黛玉而無意於寶釵，紅線就劃在是否勸他讀書。“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紅樓夢·三十六回》）這是他給“寶釵輩”下的判詞。對於陶淵明，是否勸他復出求仕，也是一條紅線。他自白“性嗜酒”“期在必醉”。但如果這酒是要勸他再仕，這酒就完全變味，而飲之不歡，甚至於拒飲了。
陶淵明的人生與他的詩、文，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徵：內容質實和風格自然。儘管傳世的史料不多，但如果予以充分尊重和細緻分析，是可以瞭解陶淵明的人生軌跡的。而他傳世的詩、文則真切、自然地向我們展示了他的胸襟和風貌。王夫之說：“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明詩評選》卷五）我們要理解和感識一個真實的陶淵明，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熟讀、細讀並且沉浸在他的詩篇之中，深切體味他的性情。如果我們用史學考古的方法閱讀和研究陶淵明的詩歌，我們除了把他的詩篇拆解爲一些似乎可以指向某種“寓意”的方塊文字，還能獲得什麼呢？
唉，寅恪公是20世紀中國一等一的史家，竟爲了儒門宿念而執馬求駝。這豈不哀哉！步其後塵者，可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
2026年1月22日，稿畢於酒無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