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上海的共產黨人把賀年片變成了宣傳革命的傳單
從拜年名帖到紅色賀年片
投名帖拜年是海派年俗中的獨特拜年習俗。名帖，也稱名刺，相當於今天的名片。早在宋代，士大夫之間已經流行投名帖拜年的方式，名帖上書姓名與賀詞。這一拜年方式在明清時期的上海地區特別盛行，不少拜年名帖由僕役代投，稱爲“飛帖”。清代秦榮光在《上海縣竹枝詞·歲時》中寫有“帖飛賀歲滿城紅”之句，並自注：“正月一日晨，正衣冠，拜天祖，鄰里賀歲，各投名刺於門。”
隨着近現代印刷業和郵遞網絡的發展，投名帖拜年逐漸發展爲寄送賀年片拜年。這一海派年俗成就了上海共產黨人宣傳革命的一種手段——賀年片傳單。
1921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上午，在上海鬧市區和工人集中區的許多民衆都收到了紅色賀年片，正面印着“恭賀新年”四個大字，背面花邊框中印着一首宣傳共產主義的《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誰也曉得：爲富不仁是盜賊。誰也曉得：推翻財主天下悅。誰也曉得：不做工的不該喫。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喫，這纔是共產社會太平國。
《太平歌》賀年片是中國最早的“紅色”賀年片。僅1月28日上午，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協同上海各個組織就散發了六萬多張《太平歌》賀年片，在上海民衆中引起了巨大反響。
1921年的《太平歌》賀年片是中國最早的“紅色”賀年片。
將賀年片作爲革命傳單使用在上海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並非個案。比如1945年春節前，爲衝破黎明前的黑暗，上海黨組織採取投寄賀年片的形式，向各界人士宣傳時局，這一行動被稱爲“天亮運動”。“天亮運動”中寄送的賀年片大致分爲三種：一種是由學委送給學生、老師們的賀年片，印有“迎接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等字句，約一千份；另一種是由工委分送給高級職員、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紳等人士的賀年片，正面印有“恭賀新禧，並祝進步”八個紅字，署名爲“反攻同盟上海分會”。這種賀年片背面還印有宣傳抗日的《新三字經》：
東洋人，頂混蛋。搶我土，謀我財。物價高，死勿關。黃糙米，一眼眼。黑市貨，賣五萬。幸虧得，蘇英美，把德國，打下臺。倭東洋，閻王催。新四軍，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他領頭，敲腦袋。我把那，後腳扳。裏通外，做比賽。殺鬼子，大家來。從此後，上海灘，享太平，萬萬代。
還有一種事實上是警告信，寄送給僞軍、政、警、特人員，正面印有“身在曹營心在漢”，背面則是棄暗投明、改邪歸正等勸告語。
大批紅色賀年片的寄送在上海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不僅鼓舞了士氣，更動搖和瓦解了敵僞的軍心。
1945年的《新三字經》賀年片。
從百無禁忌紙符到抗日救國紅傳單
古人將從竈神上天的臘月二十三（或臘月二十四）至除夕這一段時間視爲“亂歲日”，認爲此時人間無神管轄，諸凶煞俱不用事，每天都是黃道吉日，因此喜歡趕在這幾日操辦婚嫁等大事，稱爲“趕亂歲”。正月初一被認爲是諸神重臨人間之日，因此要舉行祭神儀式，亂歲日之前的種種禁忌不僅重新迴歸，還因新年初始而加重，比如忌言鬼、死、殺等不吉利的字眼，忌打碎碗碟，忌惡聲謾語，忌隨地便溺及在地上潑污水、燈油。但人難免有不謹慎的時候，尤其是小朋友因爲興奮過度，常常口無遮攔。如何避免犯忌諱得罪各路神仙呢？江南民衆往往在家中張貼寫有“百無禁忌”字樣的紅紙符。江南各地的百無禁忌紙符內容大同小異，都體現了民間對姜子牙的崇拜。有些印有姜子牙形象和“百弗禁”字樣，“百弗禁”即吳語“百無禁忌”；有些印有“百無禁忌神君”神位，“百無禁忌神君”即姜子牙。
開埠以後，隨着工商業的發展，傳統的百無禁忌紅紙符與財神信仰結合，在上海產生了一種新花樣，紙符上的姜子牙被財神和其他神仙（一般是天官和財神的輔神）取代。新年時張貼這種新百無禁忌紙符也是一種海派年俗。這一習俗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曾被用以傳播革命思想。
1938年3月《新華日報》第4版發表了署名沈奇的文章《上海的救亡運動》（該文也在《戰地通信》1938年第21期刊載），其中記述：1938年春節期間，許多人家都收到了“與舊式人家過年常黏貼的印着財神菩薩和百無禁忌的紅字條相仿”的紅紙條。文章以插圖的形式保存了這張紙符的圖文內容。紙符分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居中印着“百無禁忌”四字，兩旁分列着兩位頭戴直腳幞頭的神仙，神仙手持“謀民族解放”“求世界和平”的條幅；下半部分居中印着一個大元寶，兩旁分列着四位神仙，右邊兩位分別手持笏板和元寶，大約屬財神。左邊兩位分別手持荷花與盒子，應該是和合二仙。四位神仙身前的橫幅上印着“團結禦侮救中國”。
百無禁忌紙符。
通過“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海派年俗中的百無禁忌紅紙符被上海地下黨改造爲飛入家家戶戶的宣傳抗日救國的紅傳單。與其他傳單不同的是，它與傳統節俗緊密結合，既順應了民衆禳解禁忌的節日心理，又以簡單通俗的語句喚醒了民衆的愛國情懷，激發了他們的抗戰熱情。
從月份牌年畫到月份牌抗戰宣傳畫
貼年畫是春節求吉儀式的重要內容，蘇州桃花塢年畫是代表性的江南年畫流派。清代康熙年間，上海出現了模仿桃花塢年畫的民間年畫產業。清末，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桃花塢年畫商人和工匠南下避亂來到上海，促進了上海年畫產業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小校場年畫”。小校場年畫具有很強的寫實風格，既反映新事物和新景象，也關注時事，倡導愛國。20世紀第一個十年後，傳統木版年畫製作技藝走向衰落。隨着石印和膠印技術的廣泛應用，海派年畫發展出年畫、日曆與商品廣告合一的新形式——月份牌年畫。月份牌年畫內容豐富、畫面生動、立體感強，深受民衆喜愛，很快取代傳統年畫成爲上海民衆過年時的必備品。
隨着月份牌年畫的迅速發展，一批專業畫家成長起來，他們繼承了小校場年畫的寫實風格，創作了不少抵制洋貨的作品。全面抗戰爆發後，月份牌年畫畫家很快創作出一批抗日題材作品，這些作品可以稱爲“月份牌抗戰宣傳畫”。比如謝之光在抗戰初期創作過歌頌十九路軍奮勇抗敵的《以一當十》，該畫作令國人精神大振，卻也惹惱了日本侵略者，日軍攻陷上海後曾下令銷燬該畫作與其印版。上海淪陷後，不少畫家以畫筆爲武器堅持鬥爭。由於不能公開宣傳抗日，畫家們選擇了描繪花木蘭、梁紅玉、岳飛等古代英雄形象以表達抗日決心、激勵抗日鬥志的創作道路，著名的如衆畫家聯合創作的《木蘭還鄉圖》（也稱《木蘭榮歸圖》）。
《木蘭還鄉圖》由十位畫家齊力完成，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在中國年畫史上具有特殊意義，該畫左上角有題跋道：“此圖系海上十大藝人精心妙手所合繪，製作精美，用意深長，洵爲當代美術畫片之傑作。”此畫所含抗日寓意深入民心，後來上海華明電池廠、上海通明電器廠等廠商曾將《木蘭還鄉圖》作爲廣告畫使用。
年俗不僅是一套約定俗成的儀式體系，更是維繫民族情感、鞏固民族認同的重要精神紐帶。作爲海派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海派年俗，在創新求變、兼收幷蓄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寄託了上海共產黨人和仁人志士的愛國熱忱，表達了他們追求民族獨立與國家解放的理想，也激發了上海普通民衆的鬥爭意識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念。總的來看，包括海派年俗在內的海派節日習俗是上海紅色文化的重要載體，值得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