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科技創業：在不確定性中塑造未來產業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背景下，硬科技創業正成爲各國重塑產業體系、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抓手。上海“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要以自身努力的持續性牢牢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硬科技創業，正是這種持續性的集中體現。它通過長期投入和組織化探索，將科學的不確定性轉化爲產業的可能性，爲城市和國家贏得未來競爭的關鍵支點。
何爲硬科技創業
近年來，“硬科技”這一概念已被明確納入國家和地方科技政策體系。從國際視角看，與“硬科技”內涵最爲接近的術語是Deep Tech，用來區分那些依託科學和工程突破、具有深遠社會影響潛力的創業活動，與依賴成熟技術、以快速市場迭代爲特徵的創業形態形成鮮明對照。儘管在不同國家和行業中存在不同表述，但整體而言，硬科技更指向一種以科學發現與工程實現雙重動力驅動的高不確定性創新實踐。從這一意義上看，硬科技創業並不是傳統技術創業的“升級版”，而是一種發生在科學路徑尚未穩定、工程方案尚待驗證階段的探索性創業活動。
硬科技創業之所以不可替代，關鍵不在於其技術“更先進”，而在於其承擔了連接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的獨特功能。與“先有市場機會、再進行技術開發”的路徑不同，硬科技創業往往發生在應用場景尚未充分顯現、商業模式尚未成形的階段。創業者並不是對既有機會作出反應，而是在高度不確定的前沿領域中，主動進入並長期承載高風險。
從全球範圍看，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進材料、生物技術等爲代表的硬科技領域，正成爲主要經濟體創新政策和資本佈局的重點方向。這一輪創新浪潮與上一輪以互聯網應用爲主導的技術擴散明顯不同：技術突破更加依賴基礎研究積累，工程體系更爲複雜，創新週期更長、風險更高，但是一旦形成突破，往往能夠重塑產業版圖，甚至改變社會運行方式。正因如此，硬科技創業正逐漸從“高風險選擇”轉變爲各國主動佈局的戰略方向，被視爲搶佔未來產業制高點的必要投入。
在我國，硬科技發展的整體態勢同樣發生了深刻變化。隨着全社會研發投入持續增長、基礎研究能力不斷增強，創新活動正從“應用驅動”向“科學與工程雙輪驅動”轉變。
組織邏輯與制度條件
硬科技創業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單項技術能否取得突破，更在於企業是否具備長期承載高度不確定性的組織能力。在這一過程中，創業團隊必須在技術可行性、工程實現性、制度環境和市場接受度之間反覆權衡，科研探索與企業運行並非線性銜接，而是長期交織、相互牽引。這種組織形態，決定了硬科技創業往往不是“快速成功”的過程，而是一個可能持續拉長時間維度的系統工程。
從國際實踐看，一些具有標誌意義的硬科技企業，其突破並非源於單次技術領先，而是源於對失敗的長期容忍與對工程路徑的持續投入。以航天領域爲例，SpaceX在二十餘年時間裏經歷了多輪技術挫折與組織重構，最終不僅實現商業化突破，也在客觀上重塑了國家間的競爭格局。
在具身智能等前沿領域，不同路徑的分化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邏輯。一些國外企業雖在早期技術展示上佔據優勢，卻因工程化、成本控制和規模複製能力不足而難以走向廣泛應用；而另一些中國硬科技企業則通過長期聚焦工程可實現性與產業場景適配，在相對務實的技術路線中不斷迭代，最終完成從實驗室原型到可量產產品的躍遷。由此可見，硬科技創業的成敗，往往取決於組織是否將“能不能做出來”置於“看起來有多先進”之前。
在上海，這種以組織能力承載不確定性的硬科技創業實踐正在逐步顯現。在腦機接口、人工智能與先進製造等領域，一批企業依託科研積累，通過持續工程驗證和臨牀或產業場景測試，穩步推進技術從原理可行走向系統可用。圍繞張江科學城、“大零號灣”等創新集聚區，上海不斷完善從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到產業化落地的支撐體系，並通過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支持企業牽頭重大科技任務、探索培養“科學家+企業家”，爲硬科技創業提供了更具韌性的組織和制度環境。這種生態環境的核心，不在於降低技術難度，而在於爲長期探索提供可以承受失敗、允許調整、支持再出發的制度空間。
面向未來的關鍵政策着力點
在未來一個時期更好發揮硬科技創業的戰略作用，制度設計的重心有必要從“資源投入多少”轉向“是否能夠持續承載不確定性”。硬科技創業並非線性推進的技術轉化過程，而是一種在科學路徑尚未定型、工程方案尚未穩定的條件下展開的長期探索活動，其成功依賴一整套能夠容忍失敗、支持調整、鼓勵持續投入的制度環境。
首先，硬科技創業的首要瓶頸在於人。真正能推動硬科技創業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機會型創業者，而是同時理解科學問題本身、又願意以企業化方式推進工程實踐的複合型行動者。制度設計的關鍵，不在於簡單“引進人才”，而在於通過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科研與創業角色轉換、跨機構流動和多元評價機制改革，使科研人員能夠在不放棄科研身份和長期研究方向的前提下，參與甚至主導企業化探索，真正形成穩定、可持續的硬科技創業羣體。
其次，硬科技創業最早遇到的系統性約束，往往出現在從“原理可行”走向“工程可行”的階段。制度支持的重點，應從單純追求科研成果數量或轉化效率，轉向系統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和規模化驗證平臺，爲不成熟技術提供低成本、可重複、可階段退出的公共條件，使創業團隊能夠在真實工程和應用環境中不斷修正技術路徑，逐步收斂出可複製、可擴展的解決方案。
再次，硬科技創業投入高、回報週期長、失敗概率高，其融資需求與傳統創業存在根本差異。政策層面有必要通過財政資金、國有資本與市場資本協同，構建“接力式、分階段”的長期資本支持體系，在不同技術成熟階段提供匹配的金融工具，避免創業項目在尚未完成關鍵技術驗證時因資金斷裂而被迫中止。資本在硬科技創業中的核心作用，並不在於“儘早放大規模”，而在於爲長期探索提供穩定預期和持續支持。
進一步看，硬科技創業很難在封閉環境中獨立完成規模化，其工程驗證、供應鏈整合和場景應用高度依賴成熟產業體系。應鼓勵龍頭企業以開放平臺、聯合研發、首單應用和場景共建等方式，與硬科技企業形成互補協作關係，使大企業的工程能力、產業經驗和市場渠道，與小企業的前沿技術探索形成有效耦合。通過這種協同機制，硬科技創業在走向規模化階段所面臨的系統性風險，才能被顯著降低。
最後，硬科技創業往往處在技術、倫理和監管規則尚未完全成型的前沿領域，過早、過嚴的規制容易抑制探索性創新。制度層面有必要在確保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推進分階段、分場景的包容性監管安排，通過試點機制、沙盒監管和動態評估等方式，爲新技術、新模式提供“可試錯、可糾偏、可退出”的制度空間，使規制成爲引導創新、降低系統性風險的工具，而非阻斷硬科技創新的障礙。
（作者爲上海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