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路易十六王后：藝術供養人與時尚教母-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正在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舉辦的“瑪麗·安託瓦內特風格”大型展覽，將法國曆史上最具爭議的王后再次推至全球文化視野的中心。這一次，她不是作爲法國大革命的註腳，也不僅僅是那則著名謠言——“讓他們喫蛋糕”——的受害者，而被詮釋爲一種持續運作的文化機制的靈感源泉：關於藝術、時尚、女性與權力如何彼此纏繞的現代原型。

作爲哈布斯堡家族的第十個女兒，瑪麗·安託瓦內特生性活潑、錦衣玉食，幾乎不可能成爲一位循規蹈矩的法國王后。她也的確沒有遵循母親對她“切勿製造醜聞”的囑咐。不過，圍繞着她的醜聞不是單純由她一人引發的，而是在法、奧兩國之間深藏多年的政治與文化糾葛，以及從這些暗流中的紛爭浮現出來的視覺與禮儀衝突。瑪麗有意無意地破壞的不止是一種法國宮廷秩序，更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爲挑戰了王權審美規範。她的“越界”行爲是18世紀中葉宏大的歷史變奏曲的一個聲部。屬於她的樂章，以一場跨世紀性的冒險開始，最終以令世界噤若寒蟬的方式結束。在她演奏的音符浸沒在血泊中後的幾十年裏，法國革命的發動者們始終未能履行他們許下的諾言，波旁王朝也沒有因她和國王被處以極刑而斷代。

在長期的歷史敘事中，瑪麗·安託瓦內特通常被塑造成輕浮、揮霍、脫離現實的形象。然而，近二三十年的學術研究逐漸修正了這一刻板印象，尤其着重於重新審視和挖掘她作爲藝術贊助人和時尚偶像的影響力。這裏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安託瓦內特出挑的個性與宮廷的繁文縟節，以及暗流湧動的社會變革之間有着怎樣微妙的關係；她短暫的一生爲歐洲的藝術與時尚注入了哪些新元素。

簡言之，把她當作一個歷史性人物，我們在這裏所關注的，並不在於她怎樣被歷史書寫——即她如何被觀看，被攻擊，被道德化，而在於她怎樣書寫了歷史，也就是她如何實質性地改變了藝術與時尚之間的關聯方式。甚至在隨後的200多年中，她的形象持續滲入藝術史、服裝史、裝飾藝術、女性友誼的文化想象、權力與禮儀的表演機制，以及當代電影和流行文化之中。本次倫敦展覽的目的，就是展現她超越個體的、跨領域的文化影響力。

因爲，在瑪麗·安託瓦內特之前，服裝、繪畫與裝飾藝術主要承擔着再現等級秩序與王權威儀的功能；而在她的實踐中，風格第一次被系統性地轉化爲一種由個人品味、情感經驗與生活方式所驅動的文化力量。她的影響力從未以理論化的宣言的方式展現，而是通過持續而具體的審美選擇，使藝術、時尚與日常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聯動。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瑪麗·安託瓦內特風格”的歷史意義。

從宮廷禮儀到風格生成：當服裝不再只是等級

18世紀中葉的法國宮廷是一個以禮儀與服飾精密編碼的世界。在展覽開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瑪麗·安託瓦內特22歲時的全身肖像——《穿宮廷禮裙的路易十六王后》。這幅畫由她最欣賞的女畫家勒布倫於1778年繪製。她在畫中身披絲綢與蝴蝶結；而畫作名稱中的宮廷禮服即爲女士盛裝禮服，遵循着身份、性別與等級的可視化規則，這意味着任何個人審美傾向都要被這身寬大的裙子所遮掩。服裝作爲秩序的延伸，布料的寬度、裙撐的尺寸、袖口的長度，均有嚴格規定；一切都有跡可循，且不能逾越。

勒布倫《穿宮廷禮裙的路易十六王后》

緊接着進入的是一座宏大的鏡面展廳，也是展覽中最驚豔的空間之一。這裏懸掛着璀璨的燈飾，將我們帶入1770年、年僅14歲的瑪麗所經歷的宮廷生活世界。這個空間中陳列着令人歎爲觀止的18世紀禮服，每個細節都盡收眼底：巨大的裙撐、誇張的輪廓、繁複的花卉、刺繡、層層疊疊的褶飾、奶油色絲綢，以及粉色的糖果條紋。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一件極爲精巧的錦緞婚禮服：絲綢與金銀線交織，胸衣部分幾乎宛如石雕般堅硬且立體。這是瑞典與挪威王后海德薇希·伊莉莎白·夏洛特的結婚禮服。其原版參照的是瑪麗·安託瓦內特在她自己的婚禮上穿着的那件法式王室禮服裙。展廳中屬於這一時期的人體模特都被刻意做得嬌小、近乎孩童化。這是在提醒我們瑪麗在結婚時還是個未成年人這一事實。

此外，策展人策展人莎拉·格蘭特的一句話，讓我們沉醉於精美華貴的氛圍中的同時，還保持了一絲清醒：“事實上，沒有一件完整的禮服保存至今。”意思是，展覽中的這些奢華的禮服並不真正屬於瑪麗·安託瓦內特本人，而是在她所推動時尚風格下曾經流行過的款式。大革命之後，安託瓦內特的衣櫥被洗劫一空，服裝被拆解，剪碎，出售，最終四散各地。所以，觀看這場展覽的心情遠比欣賞一位王后穿越時空的衣櫥秀要複雜得多。這些服飾的原品曾經那麼璀璨奪目，將富饒、權勢和幸福感集於一身，而後它們及其象徵的一切又消散於歷史的硝煙當中。如今，我們像從古墓中挖掘寶藏一樣，從迷霧中重新拼湊出這位王后的生活場景。從這些展品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已成爲恆久的時尚風格和對人性真實面貌的一瞥。

肖像醜聞與繪畫轉向：藝術如何爲風格讓位

不同於多數人的想象，安託瓦內特進入凡爾賽宮後其實並未正面挑戰宮廷體系，而是以持續的“偏離”逐漸鬆動它。策展團隊依據王后偏愛的面料、風格和輪廓的歷史記錄，以及她出現在油畫和版畫中的形象，再結合她本人於1782年編寫的“衣櫥簿” （本次展覽亦展出，內含面料樣本與註釋），精心挑選出能夠最大程度還原她穿着方式的作品，細緻入微地勾勒出王后本真個性與法國宮廷摩擦出的火花。

王后的肖像畫是她留給世人的寶貴資料，也是此次展覽的主要看點之一。英式騎裝、波蘭裙，以及最具爭議的“內衣式連衣裙”等均以不同方式在展覽中亮相。

從宮廷規訓的禮服裙到異國情調的內衣裙，關鍵並不在於這些服裝是否“昂貴”，而在於它們將風格的來源，從抽象的宮廷規範轉向了可被模仿的個人實踐。在這個意義上，瑪麗·安託瓦內特讓時尚第一次具備了可生成性。它不再只是等級的符號，而成爲可以被複制、傳播、討論的審美選擇。描繪她穿着內衣式連衣裙的肖像作品，有20餘幅保存至今。在大衆傳媒尚未成形的時代，權力必須通過“被看見”來運作；而安託瓦內特改變的，正是“被看見的方式”。她讓王權不再僅僅以莊嚴、距離與不可觸及的形式出現，而是以風格、身體與日常生活的形態進入公衆想象。

勒布倫《穿着內衣裙的路易王后》

《穿着內衣裙的路易王后》是一幅因曾經引發巨大王室緋聞而聞名的畫作。1783 年，法國遭遇三個世紀以來最炎熱的夏天。這種以白色細棉或薄紗製成、結構近似內衣的服裝，既適合避暑，也便於女性在孕期穿着。以現代的眼光看來，它符合理性而得體的標準；但在彼時，卻因觸犯王室服飾的象徵體系而被視爲有失體統。內衣裙摒棄了傳統貴族禮服的厚重絲綢與僵硬支撐，隱約體現出法國宮廷制度優雅又任性的反叛；其設計靈感很可能來自法屬殖民地聖多明各（今海地）的輕便服飾。這幅畫引發的震動使王后形象顛覆，因爲她穿着看上去“不夠昂貴”服裝，還把個人的身體感受、舒適性與私人生活經驗“暴露”在公衆視野當中。

王后穿着內衣裙已經是大逆不道，居然還將這種形象入畫，並公之於衆，這是法國宮廷完全無法接受的。畫作最終被迫從當時的王室沙龍展中撤下。一個月後的替代品——《手持玫瑰的瑪麗·安託瓦內特》看似迴歸“傳統”，卻依舊挑戰了傳統王后肖像畫的圖式規則：她未佩戴王冠或任何代表王室權力的物件；在自然背景下，她身着輕薄的絲質衣裙，神情溫和，手持象徵哈布斯堡家族的玫瑰；脖頸上佩戴雙串珍珠，髮型考究；頭飾從前一幅肖像畫中的草帽替換爲精緻的羽毛和銀白色絲緞製作的帽子。在安託瓦內特與畫家勒布倫的合作中，肖像畫逐漸蛻變得情感化與個體化。繪畫不再只是展現權力的工具，而逐步成爲展示風格與個性的領域。這場“肖像醜聞”的爭議也正在於繪畫第一次不再穩固地服務於王權，而顯露出爲個人風格讓位的跡象；藝術也開始承認個人審美的合法性。在一個雖狹窄但可識別的縫隙裏，王后不再只是國家的象徵，而是一個有身體、有情緒、有生活方式的女性。這一轉向不僅真實地改變了18世紀末的肖像畫傳統，也爲後來藝術與時尚之間的深度互動開闢了先河。

勒布倫《手持玫瑰的瑪麗·安託瓦內特》

從斷頭臺到流行文化：風格如何倖存

在大革命爆發前的醞釀期，法國地下傳媒迅猛發展。這些私人印刷並在民間廣爲傳閱的宣傳單、手冊和小報，有許多以詆譭和誇張性描繪貴族們的生活爲內容。安託瓦內特作爲來自曾經敵對國的“外人”，更是中傷和醜化的主要目標。本次展覽展示了那一時期描繪王后髮型與服裝的諷刺畫。這些宣傳畫把她妖魔化，樹立爲掌權者驕奢淫逸的典型代表。被煽動起來的民衆逐漸對“她是法國經濟凋敝的罪魁禍首”的說法深信不疑。

不過，另一股強烈的力量，又在此後幾個世紀持續把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形象浪漫化。進入20世紀後，安託瓦內特開始成爲插畫、攝影、電影與時裝反覆引用的對象；千禧年後，導演索菲亞·科波拉在電影《絕代豔后》中把安託瓦內特塑造得頗爲酷炫，從而大受關注，她在造型上借鑑了勒布倫的肖像構圖與造型，情節改編自安東尼婭·弗雷澤2001出版的王后傳記，將歷史人物投射到當代青春文化的意象中。由鄧斯特演繹的王后，有着甜美水潤卻又困於王室桎梏的青春少女的形象，誰會不愛呢？

對她的追捧同樣發生在奢侈品領域。約翰·加利亞諾、亞歷山大·麥昆、維維安·韋斯特伍德等設計師的高級時裝秀，不斷重現她的輪廓、髮型與裝飾，將“斷頭王后”轉化爲時尚語彙中的反叛符號。展覽中展出了蒂姆·沃克爲2012年美國版《Vogue》拍攝的一張攝影作品。凱特·莫斯扮演瑪麗·安託瓦內特，慵懶地躺在巴黎麗茲酒店一間豪華的粉色套房裏，周圍環繞着精心打理的寵物犬。莫斯身穿亞歷山大·麥昆設計的蓬蓬裙，裙襬層層疊疊；一頂冰藍色薄紗頭飾在她美麗的臉龐上方搖曳生姿，宛如王后標誌性的羽毛蓬蓬頭；蕾絲短靴的雙腳並沒有端莊地藏在身下，而是帶着少女的傲慢姿態伸出。她沒有與我們進行眼神交流，而是帶着幾分任性的目光盯着吉娃娃。這張照片以當代人的想象，賦予了安託瓦內特令人又愛又恨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