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爲什麼能持續？2025年諾獎終於把這個謎題講清楚了

如果說增長是現代世界的信仰，那麼“增長爲何能持續”就是經濟學最頂級的謎題。

2025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表彰理由簡練而有力：“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這不僅是對“內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史”研究傳統的致敬，也讓我們得以用最新理論重訪學界長期爭論的“李約瑟之問”，以及它在經濟史中的現代迴響——大分流。

兩代諾獎對增長之謎的接力

進入歷史現場之前，我們需先釐清：2025年幾位諾獎得主是在怎樣的理論譜系中接過上一棒的。1987年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以新古典增長模型奠定了現代增長研究基準框架——資本如何積累、勞動如何增長、經濟如何長期趨於穩態。但爲使模型可解、可用，他將“技術進步”作外生化處理：雖可在統計上估算其貢獻，卻難在模型內部解釋其來源。

通俗地說，以前的經濟學家能精確計算資本的積累、勞動的增加，但對於那個最關鍵的剩餘變量——全要素生產率（TFP，常被視爲技術進步的統計度量，即著名的“索洛殘差”），他們傾向於把它看作一種“從模型外部降臨”的力量：它隨着時間推移發生，像氣候一樣影響生產率，卻不受一國經濟體系內部決策的直接控制。也就是說，模型接受技術進步的結果，卻把技術進步的“原因”暫時留在黑箱裏——而這正是後來者繼續向前的起跑線。

近半個世紀後，2025年諾獎得主們把研究的探照燈對準了這隻黑箱。

阿吉翁在其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構建了被稱爲“熊彼特式增長”的框架——創新不僅僅是新事物的誕生，更是對舊事物的替代。新技術的崛起必然伴隨着舊技術的消亡，新企業的入場必然意味着舊企業的退出。阿吉翁等人從數學上證明了，創新是“內生”的——它是企業爲了追求利潤而有意投資研發的結果。一個社會如果爲了維持穩定而過度保護舊技術、阻礙其退出，那麼增長的引擎就會熄火。

《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經濟劇變與國民財富》，［法］菲利普·阿吉翁、賽利娜·安託南、西蒙·比內爾 著，餘 江 趙建航 譯，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

而歷史學家出身的莫基爾，在其代表作《增長的文化》中，則從更深的歷史維度補充了這一機制。創新不僅需要市場激勵，更需要一種特殊的“知識供給”。如果一個社會僅僅依靠熟練工匠的試錯來改進技術，那麼這種增長很快會遇到“收益遞減”的天花板。唯有當關於“是什麼”的科學知識與關於“怎麼做”的技術知識之間形成低成本的互動與反饋時，技術進步才能從偶發的靈感，轉變爲可累積、可解釋、可持續的“新常態”。

如果把索洛留下的“增長賬本”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創新機制的“打開黑箱”合在一起，我們便得到了一套更完整的增長“語法”：增長並非自然常態，而更像一臺需要精心維護的發動機。讓它持續運轉，既要有燃料（資源），也要有點火與傳動機制（激勵、競爭與替代），還離不開清晰的設計圖紙（可累積的知識體系）。

一旦有了這套語法，那個古老的追問便立刻被召喚起來：爲什麼這臺發動機在18世紀的英國被成功組裝並持續運轉，而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清朝的江南，儘管火花四濺，卻始終未能引燃工業化的燎原之火？

地理、制度與觀念：三本座標之作重繪“大分流”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書桌上現在至少有三本座標之作可參考，它們分別解釋了科學革命爲何缺席、工業化門檻如何跨越，以及創新如何獲得可累積性。

第一本座標之作，是李約瑟那部卷帙浩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在整理了中國古代輝煌的科技成就後，在《導論》中陳述了他的困惑：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比西方更善於利用自然知識，但爲什麼近代科學——那種以數學化假設、受控實驗和普適性定律爲特徵的知識體系——沒有在中國誕生？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這套跨世紀的百科全書仍在持續出版，2025年2月，科學出版社和上海古藉出版社推出第五卷第十二分冊《陶瓷技術》（柯玫瑰、武德著）中文譯本，把一條從黏土、窯爐到釉彩乃至世界傳播的技術鏈條梳理得一目瞭然。它既展示了材料配方、工序控制與器物審美如何在長期實踐中被迭代，也詳盡記錄了中國工匠如何單純依靠經驗試錯，就將“怎麼做”（技術知識）推向了前現代文明的巔峯——而這種“技術高度”與“近代突破缺席”之間的反差，恰恰把李約瑟之問的張力變得更具觸感。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十二分冊·陶瓷技術》，［英］柯玫瑰 武 德 著，陳鐵梅 等譯，科學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

第二本座標之作，是加州學派代表人物彭慕蘭的里程碑式著作《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加州學派挑戰“歐洲中心論”，主張重估18世紀中西經濟發展水平，《大分流》正是在這一脈絡中改寫了全球經濟史的討論方向。彭慕蘭提出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判斷：直至18世紀中葉，中國江南在市場整合、契約執行乃至財產權保護等方面，都與英國不相上下。由此，他反駁“歐洲制度天生優越、中國製度天生落後”的傳統敘事，將解釋重心轉向煤炭區位與新大陸資源供給等地理—生態因素對工業化突破的關鍵作用。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美］彭慕蘭 著，黃中憲 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出版

第三本座標之作，則是2025年諾獎得主莫基爾的《增長的文化》。在“加州學派/反加州學派”的對峙之外，他提供了一種關鍵的第三種視角：認可中西市場運作可能相近，同時強調歐洲在“思想市場”與知識傳播機制上具有獨特優勢。

《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美］喬爾·莫基爾 著，胡思捷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

爲什麼要將這三本書合起來讀？

乍看之下，它們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張力：彭慕蘭的《大分流》在某種程度上“祛魅”了制度的作用——如果英國的成功主要是因爲煤礦位置好和擁有美洲殖民地，那麼制度和文化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然而，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卻重新將桂冠戴在了“制度與觀念”的頭上，強調創新機制的內生性。

這究竟是地理的勝利，還是制度的勝利？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恰恰是我們深入理解“大分流”的契機。通過諾獎的理論棱鏡，我們會發現，這三位學者其實是在處理同一場歷史劇變中的不同環節。

拆解謎題：上游的知識體制與下游的工業門檻

當我們嘗試將上述三者的觀點對接時，首先要做的是“問題分層”。

李約瑟最初提出疑問時，他更關心的是處於因果鏈前端的科學史問題（即“上游問題”）。而彭慕蘭寫下《大分流》時，他處理的主要是處於因果鏈末端的經濟史問題（即“下游問題”）。莫基爾的研究則在這兩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在“上游”層面，莫基爾與李約瑟形成了某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莫基爾並不認爲歐洲人天生更聰明，但他強調，1500年到1700年的歐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知識文化”，他稱之爲“工業啓蒙”。在《增長的文化》中，莫基爾基於詳實的史料，描繪了一個跨越國界的“書信共和國”。

這並非一個政治實體，而是一個由科學家、哲學家、工程師和出版商構成的緊密網絡。牛頓、惠更斯、波義耳等人的發現，通過這個網絡迅速傳播。這種機制的關鍵在於：知識被視爲一種公共品，學者們爲了贏得聲譽而爭相公開發現，而不是像傳統行會那樣保守祕密。這種低成本的知識驗證與傳播機制，讓頂層的科學理論能夠滲透到底層的工程實踐中，使得歐洲的創新具有更強的“可累積性”。

相比之下，李約瑟筆下的中國科技，雖然成就斐然，但更多表現爲基於官方需求或工匠經驗的“孤島式創新”。如果沒有形成一個開放、競爭且能夠對技術原理進行數學化解釋的知識市場，技術進步往往會隨着王朝的興衰或工匠的離世而中斷。

因此，莫基爾實際上回應了李約瑟之問的現代版本：爲什麼創新的“發動機”能夠被製造出來，並具備持續升級的能力？答案在於歐洲建立了一套降低“有用知識”獲取成本的特殊體制。

然而，僅有發動機是不夠的。這就引出了彭慕蘭在“下游”層面的關鍵貢獻。

在《大分流》中，彭慕蘭有力地指出，即便有了牛頓力學和瓦特蒸汽機，如果沒有足夠的燃料和原材料，工業化也可能被鎖死在生態陷阱中。他比較了英國與中國江南，發現兩者在18世紀都面臨嚴峻的“生態約束”：森林被砍伐殆盡，土地承載力逼近極限，要想進一步增長，必須尋找替代能源和額外的土地。

這就是“下游問題”：爲什麼在生活水平相近的情況下，工業化的門檻在英國被跨過，而在清朝江南沒有？

彭慕蘭給出的答案是“地理與地質的意外饋贈”。英國擁有位置極佳、易於開採的煤炭儲備（這一點不同於中國經濟中心遠離北方的煤礦），以及通過殖民體系獲得的新大陸（美洲）。新大陸爲英國提供了數百萬英畝的“幽靈耕地”，源源不斷地輸送棉花與糖等土地密集型產品，從而讓英國得以將本土有限的土地從生產衣食的重負中解脫出來，專注於工業擴張；而英國及西歐的木材短缺，則更多通過煤炭（及焦炭）對木材燃料的替代，以及從波羅的海地區進口木材來緩解。

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幅清晰的分層圖景：莫基爾解釋了“知識體制”如何爲增長提供了可能性（發動機）；而彭慕蘭解釋了“資源與貿易”如何爲增長提供了可行性（燃料與空間）。

爭論的地圖：互補中的張力

至此，我們可以嘗試繪製一幅關於大分流的“綜合地圖”。這幅地圖上並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對立，而是存在三類關鍵的變量，它們共同決定了增長是否能成爲“新常態”。

第一類變量是“知識體制與創新動力學”。這是莫基爾與阿吉翁的主戰場。他們提醒我們，工業革命不僅僅是煤炭的燃燒，更是“觀念的燃燒”。如果只有煤炭而沒有關於氣壓和真空的科學知識，煤炭只能用來取暖，而造不出蒸汽機。在這個層面上，歐洲在18世紀前建立的知識生態系統是其獨特優勢。

第二類變量是“資源稟賦與邊界條件”。這是彭慕蘭不可替代的貢獻。他讓我們看到，增長的發動機再精密，如果缺乏燃料或被生態天花板壓死，也無法運轉。如果英國沒有煤炭和新大陸，它可能會走上一條勞動密集型的“勤勞革命”道路，就像清代的江南一樣——人們越來越勤勞，土地產出越來越高，但人均產出卻因資源約束而停滯。

第三類變量是“競爭機制”。這連接了阿吉翁的增長模型與史學觀察。阿吉翁強調，“創造性破壞”需要競爭來驅動。歐洲分裂的國家體系導致了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迫使各國不得不通過支持創新、保護產權來避免被鄰國“毀滅”。這種殘酷的競爭結構，構成了增長機制的潤滑劑。

當然，承認互補並不意味着沒有張力。

真實的學術爭論往往聚焦於“解釋變量的權重”，以及究竟誰是“必要條件”、誰是“充分條件”。

例如，學界存在一個著名的“南美洲悖論”：南美洲擁有比英國更豐富的自然資源，卻沒有在18世紀率先發生工業革命。這成爲制度學派學者（如道格拉斯·諾斯、達龍·阿西莫格魯）反駁單純地理決定論的有力證據。這暗示了莫基爾強調的觀點：如果觀念和制度不改變，煤炭永遠只是埋在地下的石頭，無法轉化爲持續的動能。

反之，彭慕蘭的支持者則會強調“生態約束的硬度”：即便有再完美的市場制度，如果能源瓶頸無法突破，經濟也只能在傳統水平上內卷。宋代以來中國部分地區因木材緊張而出現以煤（及焦炭）替代木炭的現象，常被用來提示前現代經濟對燃料與生態邊界的敏感性。

這種張力不必急於消除。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變量的相互作用中：知識體制提供了起飛的“基因”，而資源與世界體系提供了起飛的“風口”。缺乏前者，風口上的豬也會掉下來；缺乏後者，基因優秀的種子也會枯死在貧瘠的土壤裏。

結語：增長不是命運，而是精密的系統工程

回到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將獎項授予這三位學者，或許不僅是爲了表彰他們對過去的解釋，更是爲了回應即將來臨的未來。

當我們合上《大分流》《增長的文化》與《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三本書，並重新回到李約瑟之問的起點時，一個深刻的警醒浮出水面：持續增長絕非人類歷史的常態，而是一種極其脆弱的“新常態”。

李約瑟之問與大分流的辯論告訴我們，現代繁榮的達成是多麼不易。它既需要莫基爾式的“知識開放社會”作爲土壤，讓新思想不受阻礙地流動；又需要阿吉翁式的“創造性破壞”機制作爲動力，容忍舊產業的衰敗以換取新生；還需要時刻警惕彭慕蘭所揭示的資源與環境的邊界約束，尋找新的“煤炭與新大陸”。

理解那些促成起飛的複雜條件——知識、制度、資源與競爭的精妙耦合——正是爲了避免在未來的航程中重新陷入停滯。這，或許纔是我們今天重訪這些經典著作、致敬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大意義。

（本文原載於《文匯報》2026年2月1日第四版“讀書”，原標題“創新如何成爲“新常態”——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發重讀李約瑟與《大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