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席談｜專訪高健：發展中英關係“剛需”始終強勁
應國務院總理李強邀請，英國首相斯塔默將於1月28日至31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將是英國首相時隔8年再次訪華。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英同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保持溝通，加強合作，符合兩國人民共同利益，也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就斯塔默訪華相關議題，文匯報記者採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中心主任高健。
文匯報：斯塔默在去年底的一次講話中稱，“多年來，我們對中國的態度忽冷忽熱，我們經歷了黃金時代，然後又陷入了冰河時代。我們拒絕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訪華前夕，他又表示，中國能提供商業機遇，忽視中國是“不明智之舉”。過去八年，中英關係經歷了什麼？英國準備好推進務實外交，重啓“黃金時代”的商業對話了嗎？
高健：自2015年至今，中英雙邊關係經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深受新舊國際秩序轉換的深刻影響，也受到大國博弈背景下傳統國際政治邏輯的深刻制約。雖然中英於2015年將雙邊關係定調爲“進入黃金時代”，但是，2016年英國“脫歐”後國內政局極爲動盪，英國政壇缺乏具有歷史擔當的政治家，無力建構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全球外交戰略。英國曆屆政府對中英經貿合作存在普遍共識，但長期受制於冷戰思維與外交意識形態的掣肘，在對華認知上缺乏客觀清醒的判斷，對華政策始終搖擺不定。
斯塔默政府上臺伊始，就提出在對華政策上要面向“外交現實主義”，強調對華政策的可持續性與穩定性，是一種客觀務實的表態。雖然過去十年中英“黃金時代”的成色大打折扣，但是我並不認可“冰河時代”的說法。中國在對英政策上始終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具有高度穩定性與一致性，事實上，兩國經貿關係始終保持着一定的熱度，雙方在科技、教育、人文交流領域的合作也並未減退，可以說發展中英雙邊關係的“剛需”始終是強勁的。斯塔默政府在執政兩年後開啓訪華之旅，可以視爲英國對華政策的方向性選擇。
文匯報：斯塔默訪華的核心訴求是什麼？中英此輪互動有哪些看點？
高健：斯塔默此次將率50餘家英國大企業高管和機構代表隨訪，涵蓋金融、醫藥、製造業、文化、創意等英優勢領域，充分體現了英方對深化雙邊經貿關係的熱切期待。這是一次爭取英國國際發展空間、擴大對華經貿合作的務實之旅。
第一，雙方將加強金融合作。作爲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和倫敦間的合作廣泛又深入，“滬倫通”機制加強了兩國企業的相互融資投資以及中國和歐洲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上海龐大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增長潛力同倫敦成熟的金融規則體系與全球網絡形成互補，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具有很大拓展空間。
第二，雙方在綠色基礎設施與能源領域合作空間很大。英國工黨政府承諾實現“2030清潔能源轉型”，這需要巨大的資本和技術投入。斯塔默希望吸引中國在電動汽車產業鏈、海上風電及新型儲能技術上的投資，利用中國的高效率產能填補英國的基建缺口。能源發展轉型方面，在氫能、儲能、電力市場以及新能源產業等清潔能源領域合作推進能源的綠色低碳轉型和安全可持續發展。
第三，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中英均堅持自由貿易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雙方將推動貨物和服務貿易協同發展，不斷拓展綠色能源、醫療健康、創意產業、智能製造等領域合作空間。
愛爾蘭總理馬丁。
文匯報：今年開年以來，歐洲國家領導人“排隊”訪華引起國際社會矚目，從愛爾蘭總理、芬蘭總理，到此次英國首相，歐洲領導人爲何紛紛向東看？
高健：2026年開年以來的“訪華潮”，是歐洲在“美國不確定性”時代背景下的一次集體戰略轉型。歐洲領導人排隊訪華，背後的驅動力是多重的，且帶有強烈的時代緊迫感。
最直接的誘因是“特朗普衝擊”的常態化。美國對北約的質疑、對歐盟加徵關稅的威脅，以及在格陵蘭島問題上表現出的“新殖民主義”傾向，讓歐洲意識到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的安全墊。歐洲國家（如愛爾蘭、芬蘭、德國）發現，與中國保持深度的戰略與經濟聯繫，才能在美中歐的三角博弈中獲得議價權。此外，歐洲的能源成本居高不下，急需與中國在新能源產業鏈上的合作來完成自身的綠色工業革命。
歐洲正在對“去風險”概念進行重新定義。歐洲有意將“去風險”從“減少對華依賴”調整爲“減少對單一霸權依賴”，其戰略自主意識逐步增強。“訪華潮”表明歐洲認同中國是解決全球性問題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2025年2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右）與英國首相斯塔默在華盛頓白宮出席聯合記者會。
文匯報：英國媒體曾收集讀者對英美特殊關係的看法，有人將之視爲“過時的迷思”，有人認爲是英國“單方面的趨附”，有人認爲共同的語言和歷史已不足以證明英國“今天繼續保持忠誠”的必要性。在您看來，特朗普時代的英美特殊關係還“特殊”嗎？發展到現在有哪些新特點，其本質又是什麼？
高健：所謂的“英美特殊關係”正經歷自二戰以來最嚴峻的合法性危機。歷史上的英美關係的確具有“特殊性”。但這種“特殊”已經從“血緣盟友”退化爲“單向依附下的不平等關係”。斯塔默對特朗普攻擊北約的回擊，揭示了英美之間已存在深刻的結構性裂痕。特朗普時代的英美特殊關係呈現出兩個新特點：第一，美英雙邊關係的交易本質日益凸顯。美國不再考慮英國的戰略利益，而是要求英國在每一個具體議題（如關稅、防務費、對華制裁）上提供“投名狀”。第二，美國單邊主義外交傾向日益明顯。從格陵蘭島危機到對北約盟軍貢獻的否定，美國表現出一種無視盟友主權尊嚴的霸權傲慢。盟友往往成爲緩解美國國內社會危機的替罪羊。英國對美國的“忠誠”換來的往往是美國在《通脹削減法案》等政策上對英國產業的無情擠壓。
因此，英美關係的本質已演變爲一種極爲不對稱的安全契約。英國在安全上極度依賴美國的核威懾和情報共享，但在經濟和主權上卻日益受制於美國的單邊意志。斯塔默政府在安全上維持美英關係表面的特殊性，但在經濟和外交上通過向中國和歐洲靠攏，試圖擺脫被美國“綁架”的命運。
文匯報：去年，英國改革黨在地方選舉中異軍突起，衝擊傳統兩黨政治。不久前，保守黨影子內閣“司法大臣”倒戈轉投改革黨門下。英國政治的深層不穩定性對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實施有何影響？
高健：英國改革黨的異軍突起和保守黨精英的倒戈，標誌着英國進入了一個“政治碎片化”的極端動盪時期。這種深層的不穩定性對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嚴重的制約與干擾。具體表現爲以下兩點：首先，斯塔默的外交政策必定受到“右翼民粹”的牽制。英國改革黨推崇極端的本土主義。斯塔默在推動對華經貿合作時，不得不面對來自國內的輿論壓力。這導致他在外交動作上往往會表現出“經濟向左，政治向右”的矛盾性。
其次，外交政策依然存在“短期化”風險。頻繁的官員倒戈和民調波動，使斯塔默政府在制定長遠的外交規劃（如中英十年戰略框架）時顯得底氣不足。國際社會始終會擔心斯塔默的政策是否具有延續性，這種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英國外交承諾的價值。斯塔默必須投入巨大精力應對國內的司法改革、移民問題以及影子內閣的衝擊。這種“後院起火”的狀態限制了他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空間，使得英國在處理大國關係時顯得更加被動。
總之，英國外交的未來，取決於斯塔默能否在政治動盪中建立起一套不以政黨更迭爲轉移的、基於國家長遠利益的對華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