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正”的徐中玉先生 | 丁帆-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小引

倘若人們只把眼光盯着“京派”大先生們的肖像描寫，而忽略了“海派”文人中峻峭凸起的面影性格描繪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失去對另一個文化高地上，林林總總性格人物的歷史素描。

2025年是徐中玉先生誕辰110週年，其實，2019年6月25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就想寫一篇悼文，因爲2017年錢穀融先生離世時，我寫了悼念文章，作爲華東師大中文系的文壇雙星巨擘，也是期頤之年的長壽老人，徐中玉先生是非寫不可的老前輩。我欲找到徐先生2010年給我寫的那封親筆信，久覓不得，直到去年齊森華先生去世，又觸動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經。

1930年代以後出生的先生們一個個陸續辭世，讓我唏噓不已，先前“先生素描”若再不延續下去，也許，我本人就沒有續寫他們的機會了。2025年5月8日，我在進京的高鐵上，猛然看到復旦大學的古文字大師裘錫圭先生的訃告，就用手機在自己的微信裏，寫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草稿。火車到站後，準備去旅館修改一下，再寄給“文匯·筆會”，孰料，到了賓館一查，文章杳然如黃鶴一去不復返。我愚蠢至極，竟然以爲手機微信會自動保存，後悔不迭。於是，一種緊迫感，促使我想抓緊時間補白，把那些想寫而沒有寫的先生們，請上殿堂來，以志紀念。

徐中玉先生（1915—2019）

2025年6月25日是徐先生離世6週年，文章剛寫了一個開頭，忽然想起先生15年前給我寫過的那封信函，搜尋了一個多月，方纔覓到，於是，文章的思路，便活絡順暢起來了。

毫無疑問，徐先生讓人最難忘的印象，就是他那張剛毅的國字臉和那挺拔的身板，以及那健步如飛虎虎生風的行走步態。用一句南京方言來說，就是從儀表到內心世界，都是一個十分“硬正”的人。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屢屢去滬上開會，參加錢先生任顧問，吳宏聰、範伯羣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全國自學考試教材的編寫，後來則由齊森華先生組織去外地，召開自學考試委員會的年會。很多時候，徐先生和錢先生是形影不離出席會議和考察的。

徐中玉先生和錢穀融先生都是蘇南人，一個江陰，一個武進，是華東師大中文系同事六十年的好友。他倆還都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南京大學校友：1938年錢先生考入中央大學時，徐先生已經在山東大學併入的國立中央大學，擔任“中大文學會”主席，次年就畢業了。無疑，那正是南京大學一百多年來的“黃金時代”，因爲自羅家倫1932年8月起執掌中央大學的十年間，“誠樸雄偉”這一校訓，就雕刻在了許許多多“南大人”的情懷和靈魂中了，我想，這也是兩位先生能夠遵照此訓做人爲文，最終登入先賢祠的最好註解吧。

1952年，當我剛剛出生在蘇州閶門的蘇南公署裏時，徐中玉先生就調進了華東師範大學執掌中文系，那時錢先生已經在華師大任教了。他倆不僅是華東師大中文系的名片，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當事人和見證者，他們爲什麼會對“海派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人品和文品外，其風骨是其他人所望塵莫及的，否則，巴金、於伶之後，上海作家協會爲什麼請徐中玉先生來擔綱作協主席呢。

徐先生和錢先生性格不同，後者不僅長相如菩薩，個性亦如此，是給人一種自然的安全感和親近感的好好先生形象，當然，他寫起文章來卻是綿裏藏針。而徐先生擁有剛直不阿、正氣凜然的氣勢，堅持真理和良知的秉性，是那種讓人敬而遠之的尊者形象。

那些年，我正在讀關於俄羅斯“白銀時代”知識分子的書籍，尤其是讀了以賽亞·伯林的許多著作，對照徐先生1955年爲施蟄存先生辯護的歷史事蹟，以及他在反右運動的遭遇，忽然，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起來。

因爲他所倡導的“學術至上”和“教授治校”的主張，在那個時代裏，正是少有的知識分子良知的天然個性流露，然而，又有幾個知識分子敢於發出這樣的吶喊來呢？他被髮配到圖書館去工作，在他人看來，這應該是一種懲罰，而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則未必就是壞事。許多人說，先生在此期間積累了大量的讀書卡片資料，爲日後學術文章的厚積薄發作了準備，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定力的修行。博爾赫斯也是在1955年的詩作《關於天賜的詩》中抒發肺腑之言：“我一直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是的，圖書館應該是讀書人的天堂，做領導的徐先生，能夠安安靜靜地坐在天堂裏，讀自己喜歡的書，也算是一種天賜，此中有不能與他人言說的愉悅。這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不是孔乙己的迂腐行狀，而是一種價值理念的蓄勢待發。

人們都以爲錢先生與徐先生性格相反，一個天真活潑，率真幽默；一個不苟言笑，認真負責。其實徐先生也率真幽默，但是那種滲透在骨子裏的冷幽默。而在特定的場合中，他卻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先生。作爲一個後輩小學生，我從仰視到能夠平等地與他們說話，都因爲他們平易近人的人品。

我和徐錢二位先生交往甚早。徐先生與南京大學老校長匡亞明先生共同倡導恢復“大學語文”課程，編撰了1949年以來第一套華東師大版的《大學語文》教材，一時風行全國，震撼了整個出版界，幾十年來盛行不衰。上世紀90年代末，在徐先生和齊森華先生的提議下，幾個更年輕一點的外校老師進入了編寫組，南開大學的陳洪、復旦大學的朱文華和我等人獲得邀請，分別參與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部分的編寫。因爲我同時還參與了那套《中國現代文學史》全國自學考試教材的編寫，幾乎每年都要在華東師大師資培訓中心專家樓裏開會聚首幾次，而自齊森華先生接替徐先生，擔任全國中文專業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主任後，在全國各地碰頭的機會就更多了。

每次《大學語文》的編撰會議，徐先生都事必躬親，從頭到尾，逐篇過堂，連每個細節都不放過。但每次散會後，他從不參加飯局，於是就沒有機會共餐。看着他離開專家培訓樓，邁着輕盈步伐快速離去的背影，一種悵然若失的心境油然而生，因爲竊以爲，在飯桌上喝酒聊天，是最見人性情的場所。

2006年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在南京舉辦，作者與徐中玉先生、齊森華先生等合影

終於，我的人生迎來了和徐先生多次在外地出差同桌共餐的機緣。記憶最深的是三回，一次是在溫州；另一次在武夷山；最後一次是南京大學的校園餐廳。

三十年前的1995年，我們去溫州開會，因爲徐先生的一個學生是當地的文化局長，固然是少不了一頓自掏腰包的海鮮大餐招待。席間，徐先生一反平時的不苟言笑，啜飲了一杯黃酒後談笑風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性格中不易爲外人所見的另一面。我想，平時讓人敬畏有加的徐先生，原來也有開朗活潑的另一面。

那天，席上除了大青蟹外，還端來了一大盆毛蚶，我知道這是上海人最喜歡喫的海鮮，即使因此而引發過甲肝在上海大流行的歷史，此物仍是長相思之尤物也。見此物，我立即脫口而出：血蚶！因爲1966年“大串聯”時，我從上海坐“民主19號”海輪來溫州，在小酒店裏，第一碗喫的就是它。當地人將它作爲一種點心來喫，這活生生的蚶子，血色的尤物，在開水鍋裏走一下，就將其如嗑瓜子一樣吸起來。我也學着嗑，哪知道夜半急性腸胃炎發作，多虧武漢大學的一個大學生，揹着我去溫州醫學院掛水。14歲時的往事並不如煙，歷歷在目，使我在這次再度遭遇血蚶時，舉箸不定。此時，徐先生輕輕說了一聲，喫啊，齊先生就給我挖了一大勺，我便大噬起來，把當初喫的苦頭置於腦後。

飯畢，酒量大如斗的陳洪和朱文華兄尚不盡興，便在夜半空寂的餐廳裏繼續豪飲。我們三個曾經的老知青忽然悲從中來，大杯大杯喝酒，酒酣耳熱之際，那朱兄聊起插隊的往事，口齒都不清楚了。他與那個搶救兩根電線杆的金訓華是一個連隊的戰友……讓我想起那個時代的教育，那個時代的文學。此情此景，恍如昨日，而朱兄2023年已逝，念之不勝悲愴。

從溫州回到南京後，我感到渾身無力，一查，又是急性甲肝。住院期間，睡在病牀上，輾轉反側，就想着對那個時代的文學進行反思。於是，便與我的學生王世誠一起，醞釀了一部書稿，按照擬定的大綱和目錄，他寫一章，我改一章。王世誠悟性和理解力都好，且也是一個“快槍手”，一個月就完成了這部書稿：《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感謝血蚶給我帶來的反思時光。

第二次是2005年9月，由福建師大文學院承辦，在武夷山召開全國語文教改會議，華東師大中文系那些熟悉的朋友，在徐先生和齊森華先生的帶領下，悉數前往（這次錢先生沒有到會）。會後，9月25日，徐先生、齊先生，以及莫礪鋒、方智範、王立羣、陳炎、張福貴諸兄一行人，登頂武夷山峯，91歲的徐先生竟然也上去了，雖然是一輛中巴車送上頂峯，但一路顛簸，對徐先生來說，也算辛苦。路上倒是觀賞了武夷山從下往上所有的亞熱帶植被風景，徐先生心情大好。

上到巔峯，俯瞰羣山之小，心境更加開朗起來，我們還在武夷山主峯黃岡山碑前拍了照片。

作者（右）與王立羣

我仰望天空，忽然發現了一個天文奇觀，只見在一片白雲之中，出現了一塊整整齊齊的正方形藍天，我驚呼一聲：天眼！立馬又糾正，是“天窗”。趕緊呼喚同行的攝影愛好者拍下這一瞬間。徐先生手搭涼棚，仰頭望去，面龐上露出了微笑。大家都說道：因爲徐先生登峯造極，老天也開眼了。

十多年後，我在閱讀文藝復興藝術史時，看到了一個絕妙的教堂建築物名詞“眼窗”，立馬就想起了我們在武夷山頂峯看到的那扇“天窗”，徐先生不就是爲我們幾代人開窗的啓蒙者嗎？

撰寫此文時，我請當年會議的組織者汪文頂先生查明瞭武夷山之行的時間和人物。他還摘錄了莫礪鋒兄的文章《輓聯中的故人身影》（《中華讀書報》2019年9月11日）：“今年6月，享年一百零五歲的徐中玉先生去世，我所擬的輓聯是：‘曾陪杖履武夷巔，披霧拏雲，寥天鶴影瞻前輩；初識儀型場屋內，指瑕示纇，溫語春風憶座師。’上聯指2005年9月，我在武夷山的‘中學語文教師培訓班’上偶遇徐先生。當時徐先生年過九十，但仍是一位‘矍鑠翁’，竟然隨着衆人登上海拔2180米的武夷絕頂黃崗山。他在白雲繚繞的峯頂指點江山，飄飄然有神仙之概。下聯指三十五年前我在論文答辯會上初識徐先生，他指摘缺點毫不留情，語氣卻是相當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