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精粹】追尋歧路上的迷羊 | 孔見

（本文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窮盡人性的可能——中國古典人文主義敘述》後記）

因爲書寫過一些想象與抒情的文字，長期在作家協會機關當差，本人被歸入文學從業者的行列。但私底下的自許，始終是個迷途問道的人。生於困惑的我，不願在迷津中沉溺。做一個明明白白的人，像一尾魚遊弋在澄明透徹的真相里，不興風作浪把水搞渾以自欺欺人，是我少年以來懷揣的願想。在天底下做好並做足一個人，比做什麼都重要，也更加困難。帶着與生俱來的焦渴，我要在沙漠裏找到純淨的水源。爲此，我可以耗上一生的資糧，乃至生生世世。漠地裏出土的木乃伊的樣子，實在令我感到驚恐，特別是得知其曾經是某個傳奇古國公主的時候。

四十年前，我從師範專科學校出來，成爲一名中學教員。面對白雲蒼狗下面的世界，躁動人羣中揚起的風塵，內心充滿着迷惘的激情。詩歌的吟哦讓我變得多愁善感，白天在小路上撿起一片零落的樹葉，都會浮想聯翩。文學激起了我憤怒或傷悲的情緒，卻不給這些情緒提供一條暢通的出路，它們在深夜裏喧囂。青春的生命如同捧在手心的玻璃瓶子，找不到安放的地方，並在想象中一而再發出炸裂的聲響。某個無眠的夜晚，面對鏡子裏野獸般已然變得陌生的表情，我暗下決心，必須讓喧囂的大海平靜下來，找回自己本來的模樣，即便這個模樣無比猙獰。

20世紀80年代，正是國家剛剛開放起來的時期。西方思想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湧入，拍打着人們單薄的胸膛。我幾乎是飢不擇食地汲取各種精神的給養。相當長的時間裏，從克爾凱郭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海德格爾、薩特一脈的存在哲學，尤令我着迷。我幾乎是把他們的文字當作藥物來服用，以期治癒自己內心的焦灼。但實際的情況似乎恰如其反，他們加重了我的困頓與迷惘，使得身爲碳基生命的我，被一堆無用的激情所燃燒，甚至成爲一個精神的難民。克爾凱郭爾在哥本哈根街頭的徘徊，消耗着自己一生的慧命，還耽誤了一個女人的青春，使他終生都得不到原諒。他成了拉封丹筆下那頭死在兩堆乾草間的驢子，那副孤寂的面容，更是讓人倍感淒涼。尼采像是從高山絕頂上下來的教主，以獅子的怒吼喚醒人們對自身命運的承擔，但他自己卻已經承擔不起，身體還健碩如故，精神就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不僅讓生下他的母親憂慮重重，也讓追隨他的人不知情何以堪！陀思妥耶夫斯基恍惚迷離的語言，散發着熱鍋螞蟻般的焦灼與不祥，令人覺得崩潰的末日正在一刻刻臨近，生活已經無路可逃。至於可憐的卡夫卡，一生都陷入命運的迷陣，心靈也被囚禁在自己造設的堅固城堡裏。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對他而言不是成全與造就，而是一種碾壓與摧毀。在薩特、加繆的話語中，世界似乎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積，生活本來荒謬，存在讓人噁心，他人如同地獄，生存的意義只能通過無謂的反抗來求證。而零乘以任何數字都等於零，所有針對荒謬的反抗行動，都不過是讓荒謬變得更加荒謬而已。不過，在海德格爾黑森林裏的小路上，我還是徘徊了很長時間。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精神原型，更像是個從深谷裏走出來的東方哲人，但小路並非大道，流連在林中空地的他，遠未抵達雲端之上的絕頂。

對現代西方思想大師們的跟隨，給我帶來的啓示並不比困惑更多。直到某一天醒來，我忽然發現，那些被當作現代人文導師的人，包括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萊爾、卡夫卡等，其實都是些病入膏肓的天才、時代精神的祭品、荒野上迷路的羔羊、深夜街頭的流浪者。他們以自己爲犧牲品去祭祀的，都是曠野裏找不到歸宿的孤魂野鬼。而人們之所以找上他們，並非因爲他們掌握了天地的奧祕和生命的圭臬，而是因爲同病相憐，天涯淪落人的抱頭痛哭，以生命的傷悲投訴這個世界的苦難，而這種投訴並不使傷悲與苦難的程度有所減緩。跟隨他們日落黃昏的腳步，只會走進更濃的夜色，甚至是荒涼驚悚的墓地。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一肚子渾水的我，將目光轉向了日出的東方，投入古典思想的問學與修習。在一篇短文裏，我寫下這樣的句子：“我不想做龐貝城裏的石屍，來記錄一場災難的恐怖。”對於這個世界，我們已經不是孩子，而是孩子他爹乃至他爺爺，早就沒有了撒嬌與哭訴的權利，唯有義無反顧地受理與擔當，甚至是得到最終的判決，並心甘情願地接受隨之而來的結果。

由道而儒、由儒而釋的進入，讓我對所置身的世界和擁有的生命，有了某種深入而又遼遠的體認，一條四通八達的道路隱約在雲水間浮現。這種將人間煙火的世俗生活與浩渺天道貫通起來、與萬物打成一片的文化，可謂氣象大焉，蘊含着哺育人格的強大力量，給人帶來了深邃而美妙的存在感。與那些已經作古千年的先賢交心，讓我的精神獲得瞭如同醍醐灌頂的加持。在被斥爲有着“喫人”本質的傳統裏，我找到了古老文化的初乳，精神的生命也得以潤澤和滋養，並且變得強壯起來，人生有了一個堪稱華麗而又豪邁的轉身。我學會了對生命本質意義上的尊重，而不是人情世故里的客客氣氣。我堅信自己在沙漠裏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水源，並且有了榮歸故里的感覺。雲在青天水在瓶，那個曾經備感危脆的玻璃瓶子，也終於有了恆久安放的所在，免於碎落一地。

某次旅行的中途，我心裏突然冒出一句詩來：枯枝敗葉依舊是，萬里長空一雁歸。生活似乎還是原來的生活，世界也還是原來的世界，只是生活在世界裏的那個人被偷換了。他不再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受害者，不再是法堂裏蒙冤受屈的起訴人，他甚至什麼都不是，一無是處卻又處處皆是。回想既往求學的歷程，如同在歧路上追羊，並非沒有實際的裨益，但也有了“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的感慨。三十多年來的進學與歷練，讓我對自己的文化出身，有了足夠深入的認識與自信；對古典文化中啓示的意境，也有了切身的親證，並在回望的時刻深感僥倖——這構成了本書撰述的前提。《窮盡人性的可能——中國古典人文主義敘述》，可以視爲作者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考證與認同，如同綁赴刑場前的驗明正身。

一個世紀以前，國家積貧積弱，飽受列強的欺凌，幾乎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危機的旋渦中，焦灼的知識人把國家的失敗歸咎於文化的劣根。數千年的傳統積累成爲民族的原罪，受到了一再復加的控訴。當然，這其實是特殊時勢下的“文化偏至”。古往今來，從河東到河西，撞了南牆又撞北牆，此類現象並非不可以理喻。每當時代轉折之際，西方思想往往要折返軸心時代的希臘。如今，在民族復興的時刻，我們是否也應該重返古老文化河流的源頭，掬飲靈明的活水，來澆灌自己的身家性命，以獲得重新出發的力量，併爲個體人生旨趣的體認，提供參照的座標體系？在當今世界，奠基於人性與天道貫通處的中國古典人文主義，具有某種救援的意義。

大約在八年以前，我寫出本書近似於導言的文字。韓少功先生過目後，給予熱情的回應，並鼓勵我儘快展開成書。能夠欣賞別人的好，並且慷慨於成人之美，是先生行儀中令我感動的部分，而這種感動也是本書得以完成的驅力，儘管他並不苟同，甚至反對我的一些意見。

本書結筆之際，已經是歲末的季候，南下的冷空氣，一枚枚地摘落園子裏豔黃的葉子。我不能不想起一位先輩，華南師範大學原副校長黎克明教授。1986年，在看過我的哲學處女作《概然世界與人的選擇》後，先生給我寫了一封誠懇而熱情的信，不吝溢美之詞，除了在他主編的雜誌上予以選用，還邀請我出席次年召開的“全國人道主義與人的哲學研討會”，給這個之前從未謀面的學子以極大的鼓舞。由於後來人生的折轉，一路疲於奔命、模樣狼狽的我，未能如先生所寄望的那樣，繼續暗室裏的思辨與書寫，轉而拐上了文學的歧途。數十年間，儘管哲學上的問路追羊未曾停頓，會通文史哲的努力也不敢放棄，但惴惴的內心總覺得辜負於先生的知遇之恩。《窮盡人性的可能》可以看作我向黎先生鄭重交上的一份作業。無比遺憾的是，先生早已經駕鶴西行，而我也只能合手默然致意於道旁。同樣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有中山大學的馮達文先生，他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在我心裏深深地埋下了種子。學業的進步有賴於對師道的尊重，但師道的意義不僅僅限於解惑。

2022年1月21日於雲龍墟木生火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