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的人》正片上線！龔萬瑩：紮根與流動
鼓浪嶼出生長大，後離家去福州讀書，再去英國留學，畢業後到上海外企工作，30歲選擇辭職，離開“商業”走向文學，36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島嶼的厝》，2025年獲第八屆上海文化藝術獎優秀新人獎。現在依然不斷在旅途中，到處走，到處看。青年作家龔萬瑩的經歷與伍爾夫所說的“我紮根，又流動”相符合，島民基因讓她不管去哪兒都愛喫點海鮮，食物也成爲她作品中重要的細節。在她看來，文學是一條孤獨的路，但她走在這條路上，聽着耳畔時刻迴響着的靈魂契合者的聲音，又覺得這路走得也不那麼孤獨。就如她所說，“寫作是靈魂的工作，每個字都很珍貴，而讀者正是用他們的心在閱讀。心和心的觸碰不能強求，就和愛一樣，不能強迫，只能追求。”
袁歡：你如何理解“正在寫的人”這個狀態？
龔萬瑩：對我來說，“正在寫”代表着持續不斷、植物生長的狀態，意味着一顆種子埋在土壤裏。它需要在黑暗中積蓄力量，經歷漫長的等待才能破土。即便第一本書出版，也只是開始——如果是樹，要生長百年，如果是花木，也要成長十年。我在不被看見的地方寫了很久，2024年纔出版了第一本書，算是一顆小芽的破土時刻。
慄鹿：36歲出版第一本書，你如何看待文學創作的“早晚”問題？
龔萬瑩：文學沒有所謂的“早晚”。我原先在企業上班，35歲可能會被視爲分界線，但文學與永恆相關，重要的是你什麼時候想表達，以及是否有人願意閱讀。寫完第一本書，我的狀態並沒有改變。這本書裏的九篇小說，大部分是我在圖書館、家裏寫的，寫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誰會看，就是一味忠誠地寫出來。寫完也沒有所謂的釋然，或“幹了大事”的想法。寫作更像是一條長路，綿延開去可能是一生的事業，就像長途旅行的人抵達第一站，所想的是如何繼續走下去。
《正在寫的人》龔萬瑩篇劇照
慄鹿：從企業員工到寫作者的轉變中，你是如何尋找寫作時間的？
龔萬瑩：我原先一直覺得自己站在文學的門外。在靜安寺附近上班時，經常加班，但我儘量找時間來寫，甚至列了個Excel表格規劃時間。如果週末的時間沒有被工作“奪走”，我會去參加一些文學活動，好像就能離文學近一點。
有個朋友跟我講日本漫畫家的故事鼓勵我，說他的創作就是在地鐵上完成的。我就學着養成隨時隨地閱讀、寫作的習慣。地鐵五到十分鐘，也可以寫作，很擠的時候，就歪着身體寫。我初期的練筆都是在這種掏出手機就寫的狀態裏完成的。
袁歡：從文學活動參與者到臺上分享者的身份轉變，有何感受？
龔萬瑩：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文學，隨着年歲漸長，文學在生命裏的濃度越來越高，才產生轉變。在上海生活，參加文化活動很便利。我之前住泰康路，附近有思南文學會館，每週都有思南讀書會。我有時間都會去看。
有一次晚上七點，我頂着同事灼熱的目光逃離公司，出了地鐵，一路小跑到思南公館。到的時候，椅子都坐滿了，我只能站在最後一排，站到腳痠。我記得那是吳亮老師《朝霞》的新書分享會，臺上還有程德培老師、黃子平老師等。我現在居然都還記得嘉賓的話，比如程德培老師說的“評論家有時候就像在路燈下找鑰匙”。我並不是說這些言語能一下子使人覺醒之類的，並不是像三井壽跪在安西教練面前，大喊“我想打籃球”的覺醒時刻，沒這麼誇張。但這些有關於文學的字句、言語一點點積累在心裏面，如種子吸水。
還有一次，是2018年吧，我作爲讀者參加上海國際文學周的分享會，一出來就被記者採訪了，問我爲什麼來參加這個活動。我還很不好意思，說自己在寫一個科幻長篇。沒想到，2024年，也就是六年後，我受邀和其他作者一起在思南同一個場館，坐在臺上分享自己的寫作。雖然我那個長篇最終沒寫出來，但我從臺下走到了臺上，這種感覺很神奇。
袁歡：你覺得什麼樣的狀態更適合創作？或者說更有靈感？
龔萬瑩：創作狀態和靈感是兩個面向的東西，創作狀態就像一瓶渾濁的水需要靜置沉澱。平日裏，我需要很認真地投入生活、人羣中，這是動態積累的部分。但寫作需要等一切沉靜下來，等待寫作的固定節奏響起，直至沉澱的清水部分出現。真正的創作，就是那段澄清的水。
慄鹿：每次見你，你好像都在不同的地方，這種流動的生活狀態如何影響你的寫作？
龔萬瑩：朋友送我一個伍爾夫的揹包，上面寫了一句話：“I’m rooted，but I flow。”我很喜歡這句話，“我紮根，又流動。”我大部分時候都是這樣的狀態，在國內外都有生活經歷，很多時候，流動會給我新的刺激和想法。
前幾天我跑去無錫玩，路過一家店，極爲古舊，一對老夫婦在門口隨意擺了幾盆葫蘆。我總忍不住想要看他們，經過這家店的那幾秒鐘就趕緊看一眼。我來來回回看了好幾趟，希望他們沒有把我當成奇怪的人。我覺得這家店有時間的具象“住”在裏面，好像可以通過它穿越時光。街上還有很多古早玩具店，我是在鼓浪嶼長大的，對這些商品都很熟悉，各種擰發條的青蛙，彈跳球，就這樣穿回到了我的記憶裏，好像跟我發生了連接。是一種很親近的感覺。
在旅行中，我發現自己一旦被吸引，就會不停地想重複觀看。在英國工作的時候，假期我去巴黎，定了各種行程，但當我遇到奧賽博物館，一下被擊中，就沒辦法再去其他地方，每天不停地回到奧賽反覆地看。很多時候，淺嘗輒止大概只會有一個外部的輪廓，但當我們一次次去凝視、觀看，不管是人、事或物，就產生了情誼，有了這種情誼，就能化之筆端。
慄鹿：那你在不同城市生活，是否有一種共同的情誼會牽動你？
龔萬瑩：我與城市的情誼，一方面在於人，比如每到一個地方，會認識新的朋友，但我一般最早認識的大多都是海鮮小販。上海泰康菜場以前是個老菜場，有好幾家賣海鮮的老闆，我一定是先認識他們。
買海鮮有很多門道，要跟攤主“搏感情”，還不能只找一家買，得保留一點競爭意識，假裝自己很老練，才能買到最好的。
比如，上海喫大閘蟹，大閘蟹性寒，不能喫太多，在我的家鄉鼓浪嶼，我們喫得比較多的是海蟹，沒那麼多講究，大喫特喫。我住過倫敦西部，那邊主要是大商超，但我在當地也成功找到了一個露天市場，有兄弟倆賣活海鮮，大的麪包蟹、海螺都很便宜，我會買回去自己做。
海鮮在我的小說裏也有體現。《夜海皇帝魚》中，阿霞的丈夫卷錢離開她，阿霞跑去外地散心，怒點海鮮，可那裏的海鮮不太新鮮，會用濃油赤醬的調味來掩蓋腥味。阿霞喫了後，一下子就知道，這不是她喜歡的味道，她也沒有必要用這種方式消費報復。在喫的過程中，她發現了自己的荒謬之處。
還有在《鯨路》裏，寶如失去了孩子，喪宴上會有白灼章魚等，但她喫也喫不進，喫進也喫不出味。海鮮成爲悲傷之物。因爲她的孩子掉進海里，每一口都可能是孩子的血肉。
食物是跟我們生活緊密相關的，我每到一個地方，就會確認當地美食座標，這個城市有無海鮮，在我心裏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能不能找到螃蟹，決定了我愛這座城市有多深，哈哈。因此，作爲一個寫作者，美食當然也會在創作中，作爲細節流露出來。
慄鹿：這大概是讀你筆下的人物會讓我們覺得親切的原因。在你的新故事裏，除鼓浪嶼外，會不會關注更廣袤的世界？
龔萬瑩：我寫的人物，自然會跟我親近。落筆寫人物時，作者的心靈就是孕育人物的場域，從心裏走出來的人，與作者總是熟悉親近的。也可能是我更喜歡這樣的文學，它貼近人。
作爲寫作者，第一本書我會選擇最熟悉的地方風物來寫，慢慢練習自己虛構的能力，而新作品寫的是在城鎮與大都市間的遷徙狀態。我的親人長輩們，哪怕有外出學習的經歷，最終都回到了廈門生活。但我們這代人不一樣——我們離開家鄉到大城市生活，很多都留在外地了，節假日才返鄉。我寫的人物就是我們這代人，自然就會有遷徙的感覺。
慄鹿：有沒有一本書或一位作家對你影響比較大？
龔萬瑩：很早開始讀伍爾夫，但《海浪》一直不敢挑戰。等我真正閱讀的時候，我被這種直接書寫靈魂的文字所震撼。它不是戲劇對話，不是獨角戲，而是靈魂之聲。她的語言是高度詩化的，幾個人的靈魂之聲從童年到老年至死亡，高低起伏。伍爾夫在書裏在乎的不是我們該如何對話，她直接看見人的靈魂。這本書讓我感覺在孤獨的時候擁有了許多朋友，我感覺伍爾夫的靈魂在耳邊對我說話。
閱讀這樣的作品，讓我更加尊重寫作這份工作。我有時候不敢稱自己是作家，只說自己是寫作者。寫作是靈魂的工作，每個字都很珍貴，而讀者正是用他們的心在閱讀。心和心的觸碰不能強求，就和愛一樣，不能強迫，只能追求。《海浪》也是這樣的狀態，靈魂與靈魂唱和，深淵與深淵迴響。
慄鹿：那你的閱讀審美有沒有經歷轉變？
龔萬瑩：我工作的時候，讀的書都是商業類的，文學看得少，這些年，都在惡補。
閱讀需要慢慢鍛鍊。比如我讀俄羅斯文學，沒辦法直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寫的“大部頭”，需要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這樣的作品帶我進入，然後再去讀其他大家的作品。
有的作家真的很好，但我早期是啃不下來的，比如略薩，需要慢慢鍛鍊閱讀的肌肉，積累自己對人生和文學的理解，最近才能體會到他的美妙之處。
袁歡：聽說你最近有新的愛好？
龔萬瑩：終於能聊《喜人奇妙夜》了！這個綜藝叫我又哭又笑，能看見好的作品，又能觀察這麼一大羣創作者們。喜劇人也是創作者，不過與寫作者的區別在於，他們的作品更需要羣體創作、共同演繹，創作過程有時限，壓力更大，但能得到現場觀衆的即時反饋。文學更依賴獨自創作，創作時限靈活度高，但要得到反饋會是更慢更長的一條曲線。
《喜人奇妙夜》的青年創作者，其實創作方向跟青年作家差不多。在作品裏，你能看到有年代感的東北老工廠敘事、二戰敘事、架空的奇想世界、動物敘事、怪人奇遇，當然也有貼近生活的日常故事。而真人秀的部分，迷人的是真實的人性。他們貼近真心的忐忑、期待與熱血，對我來說都很動人。寫作者的創作糾結是在無聲中的，自己揪自己的頭髮，但喜劇創作者們坐在一起，互揪頭髮，他們不孤單，我在安靜中看他們，也覺得不孤單。
太多了，說不完，下次讓我單獨大聊一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