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競爭，中國城市有能力領跑——專訪上海市委黨校教授汪仲啓

形成可複製推廣的制度經驗

文匯報：截至2025年12月底世界銀行共發佈119個經濟體企業調查數據，上海有22項營商環境測評點達到全球最優水平，數量超過紐約、新加坡城、香港、首爾和倫敦。這一數據說明了什麼？對於上海乃至全國營商環境建設有何意義？

汪仲啓：上海的成績不僅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彰顯，更具有制度示範、區域協同與全球話語權提升的多重戰略意義，爲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發展提供了樣本。在區域層面，上海的龍頭帶動作用強化了長三角產業鏈協同，通過“政策通、要素通、服務通”打破行政壁壘，推動區域營商環境一體化，契合區域協同發展理論的核心訴求。在國家層面，其意義在於驗證了“制度型開放”的可行性，上海將世行評估標準內化爲自主治理模式，突破了“爲排名而改革”的誤區，形成可複製推廣的制度經驗，體現了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化，爲全國營商環境升級提供了“上海方案”。在全球層面，上海以22項全球最優測評點遠超新加坡等國際標杆，標誌着中國城市在全球營商環境競爭中從“跟跑”轉向“領跑”，爲提升中國在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發展道路的獨特優勢。

以制度創新賦能營商環境建設

文匯報：爲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2018年，上海對標世界銀行標準，推出了營商環境建設行動方案（1.0）版，此後每年對標世行標準更新優化方案。2026年，9.0版行動方案則以“大營商”理念主動謀劃營商環境生態系統建設。您認爲上海營商環境能夠持續優化且從“跟跑”轉向“領跑”的關鍵是什麼？

汪仲啓：上海營商環境的卓越表現，本質是國家戰略賦能、制度型開放引領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度融合的結果，其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基於系統性改革的必然產物。從理論層面看，上海精準把握了營商環境建設從“要素供給”到“生態共建”的演進規律，構建了兼具全球對標性與本土適配性的治理框架。關鍵舉措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戰略定位的前瞻性引領，依託浦東開發開放、自貿區及臨港新片區建設等國家戰略，上海成爲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將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轉化爲自主創新的治理語言，形成“以我爲主、爲我所用”的對標模式。二是制度創新的系統性突破，歷經9版營商環境改革，實現從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的質變，60%以上舉措爲全國首創，如“反內卷”政策、企業服務智能體等，通過“一網通辦”“免申即享”等機制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治理模式的數字化轉型，以數字技術重構政務服務流程，構建“主動發現—快速響應—閉環解決”的全週期治理體系，在電子支付、互聯網連接等領域實現全球最優，契合數字治理理論的核心要義。

在全球標準和企業感受之間找前行方向

文匯報：營商環境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9.0版方案裏新增加的“產業生態”和“社會共治”模塊也表明上海非常看重營商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您看來，上海營商環境還有哪些需補齊的短板和可以深化的方向？

汪仲啓：對照全球最高標準及企業深層次需求，上海仍面臨“指標領先”與“感受領先”的差距、產業生態協同深度不足等短板，需在以下方面實現突破：一是信貸獲取與中小投資者保護機制的完善。儘管融資環境整體優化，但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未根治，與新加坡等城市相比，在信貸產品創新、風險分擔機制等方面存在差距，需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金融管理機構與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二是產業生態的精準適配性提升。當前政策供給仍存在“普惠有餘、精準不足”的問題，對中小微企業、新業態的定製化服務不夠，需深化“產業鏈鏈長制”，打通創新鏈與產業鏈的銜接堵點，構建更具韌性的產業生態系統。三是跨境治理能力的進階。在跨境貿易、破產處理等領域與全球最高標準存在差距，需完善跨境破產協調機制、拓展涉外法律服務網絡，提升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資源配置能力。四是社會共治體系的構建。需進一步打破政府主導的單一治理模式，強化行業協會、專業機構的參與，弘揚守規則、重契約的商業文明，實現從“政府有爲”到“多元協同”的治理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