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德生的創業路，始終與民族危亡同頻共振 | 高仲泰

最近觀看罷央視攝製的紀錄片《榮德生》，內心激盪的感動久久未能平息。作爲曾參與作品創作採訪、出席樣片研討的親歷者，我本以爲對影片的敘事脈絡、內容框架與價值導向早有預判。然而，當完整影片以全景式姿態徐徐鋪展，我依舊被這部以“實業、濟世、家國”爲三重維度，史詩般彰顯榮德生精神內核與榮氏家族文化基因的作品所深深震撼。

紀錄片的敘事智慧，在於跳出“編年體”平鋪直敘的窠臼，以“精神聚焦”爲剪裁邏輯，在有限篇幅內實現榮氏核心價值觀的精準落地與深度滲透。創作團隊對榮氏百年實業史的浩繁史料進行了去蕪存菁的精準取捨，緊扣“實業救國的擔當、開拓創新的探索、真誠經營的責任、回饋社會的情懷”這一核心主線，選取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切片與細節錨點，讓抽象的價值觀變得可觸、可感、可共情。

影片對榮氏崛起先天條件與後天信仰的剖析極具縱深：無錫“太湖之濱、運河之畔”的地理稟賦，榮巷積澱數百年的歷史文脈與人才沃土，都昭示着這個中國最大工商業家族崛起於斯絕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地域根基與文化滋養。鏡頭下，太湖、梁溪河、古運河的粼粼波光與帆影點點詩意流轉，既暗合了無錫通江達海、便於原料運輸與產品分銷的實業根基，更映照出榮氏兄弟順勢而爲的創業智慧；清末洋務運動與民國初年“實業救國”的時代浪潮，並非單薄的背景旁白，而是通過榮德生在廣東三水口岸的親歷具象化——目睹洋麪粉借零關稅特權肆意氾濫，成爲他日後創辦麪粉廠、打破外貨壟斷的重要啓蒙課。榮德生晚年追憶：“三水所見，洋貨橫行，然米麪乃百姓日用，若能以機器自制，既便民又利國，此爲實業之根基。”這段心聲，成爲驅動他投身實業的初心註腳。

影片將榮德生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所記載的切身體驗、近代報刊對民族實業的呼籲等原始素材，轉化爲人物行動的內在動力。其中充滿對榮氏經營理念的細節深挖：申新三廠的“勞工自治區”並非一筆帶過，而是通過復原廠區平面圖與情景再現，完整呈現其“建住房、辦學堂、設醫院”的人文管理模式——這既是“真誠經營的責任”的具象表達，更暗合了現代化企業以人爲本的管理雛形；寶雞黃土高坡上的窯洞工廠，則通過鏡頭對窯洞縱深的全景呈現、洞內紡機運轉的特寫、女工從容操作的史料畫面，將開拓創新的探索與實業救國的擔當熔於一爐，在戰亂流離的時代底色下，凸顯出榮氏家族堅韌不拔的精神風骨。這些細節並非孤立的歷史碎片，而是構成核心價值觀的物質載體。

這部紀錄片最深刻的突破，在於將榮德生的個體命運與中國近現代史的宏大敘事深度綁定，以“歷史夾縫中的選擇”爲獨特視角，展現榮氏文化中實業救國與濟世情懷的內在交融。創作團隊並未將榮德生塑造成完美聖人，而是還原其作爲企業家的現實考量與作爲愛國者的精神堅守，讓人物形象更具真實厚度與人格魅力。

影片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新中國誕生等重大歷史節點爲時間軸，精準捕捉榮氏實業在不同階段的“生存困境”與“抉擇時刻”：甲午海戰後，民族工商業深陷列強資本與封建勢力的雙重擠壓，榮氏兄弟以麪粉、紡織等民生實業爲突破口，既體現“避其鋒芒、務實求生”的商業智慧，更暗藏“衣食足而後家國興”的救國初心；抗日戰爭時期，榮氏旗下漢口申新四廠、福新五廠被迫內遷，影片通過史料還原“機器拆卸、千里轉運、窯洞重建”的艱辛歷程，未刻意渲染悲情，而是聚焦決策核心——“在闢荒之地堅持生產，爲抗戰優先供應軍需布匹與民用麪粉”，清晰展現榮氏在企業存續與家國責任間的平衡與堅守。這種於歷史夾縫中進取的生存智慧，讓實業救國不再是空洞口號，而是落實到每一次廠房選址、每一項生產決策中的具體行動。

榮德生的創業之路，更是始終與民族危亡同頻共振。1900年，目睹八國聯軍侵華後洋貨傾銷、民生凋敝的慘狀，25歲的他在運河碼頭立下誓言：“中國要富強，非急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不可。”懷揣這份初心，他以四部石磨起家創辦保興麪粉廠，堅持“麥子必選江北硬質紅麥，每袋麪粉多裝半斤”，用實打實的品質撕開洋貨壟斷的缺口。面對日商圍剿，他在紡織業逆勢突圍，喊出“吾輩辦廠，旨在富國強民，非僅爲個人謀利”的心聲，最終實現“中國人穿中國布”的理想。

實業初見成效後，榮德生秉持“教育貴在實學，若虛有其名，無裨實用，不如無學”的理念，從公益小學到江南大學，構建起完整的教育體系。創辦女子學校，是對“女子無才便是德”封建桎梏的突破，背後是“教育平等、喚醒民智”的啓蒙思想；設立職業技校，聚焦紡織、麪粉等實用技能培訓，是對“實業興邦需技術人才”的深刻洞察，形成“辦學—育才—興實業”的良性循環，公益工商中學更成爲榮氏企業的“黃埔軍校”，培養出錢偉長、孫冶方等國之棟樑；晚年創辦的江南大學，開創性設立面粉專修科，聘請錢穆等國學大師執教，更以大公圖書館爲文化根基——這座曾經中國規模最大的鄉村圖書館，1916年開館時藏書便達9萬餘卷，1921年增至11.71萬餘卷並編印藏書目錄，抗戰前夕藏書量已達18萬卷，其中不乏元明清珍本，規模與品質在無錫首屈一指，即便在全國也極爲罕見。它既爲無錫民族工商業從業者提供技術養分，爲青少年播撒啓蒙火種，也爲周邊院校提供教學支撐，間接推動“實業興邦”與“教育興邦”的良性互動，真正實現“以新學護古韻”。

這部紀錄片在藝術表達上的最大亮點，在於實現重大敘事與細膩刻畫的有機融合——以宏大歷史視角搭建敘事框架，以微觀鏡頭語言傳遞情感溫度，讓歷史紀錄片既具史實重量，又含情感濃度。

在重大敘事層面，影片通過全景鏡頭、歷史資料彙編與研究者專業解讀，構建起清晰的歷史脈絡。以甲午海戰的硝煙、抗日戰爭的烽火、新中國誕生前的破曉等史料片段，快速完成時代背景的更迭；研究者的解讀不止於是什麼，更深入爲什麼——如剖析榮氏內遷選址寶雞的決策時，既提及“地理位置相對安全”的現實考量，也點出“西北交通樞紐便於產品輻射”的商業智慧，讓歷史選擇更具邏輯張力。這種宏觀視角加專業解讀的模式，確保了紀錄片的歷史真實性與思想深度，避免陷入抒情大於敘事的誤區。

在細膩刻畫層面，影片的鏡頭語言充滿詩意與溫度。榮氏家族的歷史遺蹟不再是冰冷的建築，而是被賦予精神內核：保興麪粉廠的老石磨，鏡頭聚焦其滄桑紋路與歷史痕跡，這簡陋的器物既是榮氏兄弟實業救國的起點，曾歷經保守勢力阻撓卻終成新生力量的象徵，透過鏡頭彷彿能聽見百年前機器運轉的轟鳴，隱喻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梅園的梅花在寒冬中綻放，既呼應榮氏兄弟“爲天下布芳馨”的胸襟，更成爲榮氏精神“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的象徵意象。

作爲一部兼具紀實性、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作品，《榮德生》的成功不僅在於完成對一個家族、一位實業家的歷史回溯，更在於通過細膩的細節挖掘與深度價值解構，讓榮氏核心價值觀跨越百年時空，仍能引發當代觀衆的精神共鳴。它讓我們明白，榮氏精神並非塵封的歷史古董，而是鮮活的精神基因。